成功实现罢黜黄老与刑名家族的相关证据解读

然而，建元初的制礼改制，终究在皇帝的名义下进行。因此，窦太后那样粗暴地将它统统取消，决不会有助于汉武帝恪守父祖时代遗留下来的统治方式。前136年，即在窦太后去世前一年，汉武帝就在自己的顾问官行列里，除了已有的《诗》《春秋》博士而外，新增添了《书》《礼》《易》三经博士，合称“五经博士”，以此来表示他对窦太后崇拜的黄老言的憎嫌。

同时，窦太后可以强迫孙儿将母舅赶出朝堂，却无力禁止这个王太后之弟走宫廷的后门。因此，田蚡虽然在野，却继续干预朝政，并且广搜党羽以准备再起［65］。

前135年，窦太后在君临天下二十二年之后，终于驾崩了。已经二十一岁并有了六年临朝经验的汉武帝，立即对目无天子权威的祖母实行报复：“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以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以大司农韩安国为御史大夫。”［66］

倒楣的还是窦婴。他当年为支持皇帝以侄儿反对姑母，如今又以姑母的侄儿继续受到田蚡排挤，越发被冷落，连宾客也全部跑到田蚡门下，只剩一个“不喜文学”的老将军灌夫还认他作朋友。这一事实，再次表明那时的儒学和黄老的理论纷争，不过是实际政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

田蚡再度登台执政，主要政敌或死或垮，不是可以放手改制了吗？确实的，他任相伊始，便着手恢复昔日中断的事业：“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67］

从这次指名排斥的对象，突出黄老、刑名二家，可以证实所谓罢黜百家就是罢黜黄老，刑名即西汉法家属于同黄老有亲缘关系而遭受株连的一派。如前所说，董仲舒的对策，只可能是元光元年（前134）这次招贤良中间的产物。由于田蚡早已选择用儒术取代黄老术作为统治学说的形式，因而倘说董仲舒对策所起的作用，充其量不过是对既定政策作出理论说明，就是说替一种由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冲突中间产生出的实际事实编造幻想，如此而已。

即使就田蚡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也不能过分估计。它在当时的影响，只限于官学范围。当然，把文化教育的权力，交给经学家垄断，对中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长远影响，决不可低估。但在汉武帝时代，统治集团中间仍然有各家各派人物在活动。充当田蚡副手的韩安国，便兼学韩非和杂家说［68］。受到汉武帝敬礼的汲黯，“学黄老之言”［69］。给汉武帝出主意打击诸侯王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他和赵人徐乐、齐人庄安，同为典型的杂家，同样上书言事，同时受到汉武帝召见并叹为相见恨晚，而主父偃还赢得同时代任何儒者都梦想不及的恩宠，一年内四次升官［70］。还有张汤、赵禹、杜周那些著名的“酷吏”，“以深刻为九卿”［71］，就是说靠刑名术得到汉武帝重用。这些例证都出现于元光元年之后。(www.xing528.com)

至于公孙弘、董仲舒，当然是儒者。但拿他们的言行同孔子相比，那差别恐怕比黄老学者与老子见解的距离还大，正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推崇亚里士多德为神圣的情形一样。此点属于别一问题，兹不具述。

回头再说田蚡。倘说建元初年他在推尊儒术名义下策划的种种措施还有点积极意义的话，那末他在元光元年以后的行为，表明他的目的只在取窦太后的地位而代之。不妨再引用司马迁的一段记载：

（田蚡为丞相）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蚡以肺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诎之，天下不肃。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尝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南乡，自坐东乡，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武安由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72］

可见，原先“令列侯就国，除关”等话头，这时早已被他置诸脑后。他喜欢的只余下儒者之“礼”，因为这种严格讲尊卑身份的等级规定，便于他强迫天下士人拜倒在自己的权势之下，所谓“以礼诎之”；又因为这种严格讲家族长幼次序的伦理观念，便于他依仗太后兄弟的地位控制皇帝，所谓“权移主上”。这样，他广收诸侯王重贿，反过来成为维护诸侯割据现状的代表人物，又有什么奇怪呢？

由上面的记录，已经可以看到田蚡与汉武帝的矛盾。只是依赖王太后的保护，田蚡才得以专擅朝政五年。但在他于元光四年病死前，同汉武帝的矛盾已相当尖锐，致使汉武帝以后公开说，田蚡不死，就要灭族［73］。

然而汉武帝却没有停止在统治思想领域里独尊儒术的措施。相反，在田蚡死后，他将平民出身的公孙弘提拔为丞相，而公孙弘的起家便靠着“《春秋》杂说”，“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