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过：“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27］
他描写的情形，当然不止出现在历史上，更存在于西汉中叶的现实中。但他引用孔子的话，以为两派互相贬损，乃是由于“道不同”的缘故，却未必尽然。
拿司马迁熟悉的时事作证。被封为河间王的刘德，可谓儒学的纯正信徒［28］，不就因为“经术通明”而被“乡儒术”的仁弟汉武帝逼死了么［29］？可见道相同也会“不相为谋”。
不过，司马迁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所谓罢黜百家，从根本上说只是罢黜一家，即罢黜“学老子者”；而所谓独尊儒术，也是对抗“世之学老子者”。
这里不拟讨论西汉统治思想的变迁过程。但为了解决本文开头提到的疑问，简单回顾一下历史概况也有必要。
事情要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说起。如所周知，那一年与秦争帝的齐国在秦兵面前不战而降，“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30］。然而统一伊始，要不要重新分封子弟同姓做侯王的辩论，便在秦朝统治者中间展开。荀况的学生李斯坚持一种主张，即当务之急在于使人们从思想上接受“一统皆为郡县”的新现实，“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31］。为了政治统一的稳定，为了经济统一的进展，必须得到思想统一的保证，这个任务被李斯用粗率的语言说出来了，而得到秦始皇用略为文雅的语言予以肯定［32］。
同样如所周知，面对怎样实现“天下无异意”的问题，秦朝统治者遭到了多么严重的失败。他们本来以为，只要把古代典籍付之一炬，只要严禁各种派别的“私学”继续流传，便可消灭人们关于“封建”时代的历史回忆，便可保证秦朝的帝业由一世传到万世。然而，正如黑格尔评论秦始皇烧书时所说的，“这次焚书得到了到处相同的结果，就是那些重要的典籍仍然被保全了。”［33］而被秦朝统治者渗进五德终始说的法家学说，即所谓“法教”，作为历史上首先取得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也随着秦朝的消失而被挤到后台去了。(www.xing528.com)
接着登场的是黄老学说。它经过曹参提倡，在西汉文景二帝在位的那三十多年里盛行。黄老学说的经典是《老子》。但西汉统治者重视的不是老子的“学”，而是老子的“术”，所谓“君人南面之术”［34］。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因而西汉前期尽管没有留下什么研究《老子》学说的名作，却留下了不少有关皇帝对老子以阴柔为主的统治术揣摩得相当精熟的记录。拿文化政策为例。表面看来，从曹参废除挟书律以后，统治者崇尚黄老，却并不排斥其他学派，如汉文帝时朝廷曾派太常掌故晁错专程去济南向做过秦博士的伏胜学习《尚书》［35］。其实呢？崇尚黄老，就意味着把它当作一种尺度，要求各派学者都不得逾越它的规定。汉景帝时儒学一派的博士辕固生，因讥讽《老子》，而被盛怒的窦太后强迫去同野猪搏斗［36］，便是好黄老术的统治者对待异说的宽容限度的注脚。
然而单靠权术终究不能满足王朝统制思想的需要。如同秦始皇一样，刘邦以来的西汉君主顶关心的是自己宝座的安稳与威势。在他们眼里，学说的价值，要因它对于君主专制统治的有用程度而转移。旧扫帚使用年代久了，他们决不惮于再换一把。老子教统治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以在西汉前期成为时髦治术，一大原因在于刘邦出于短视而给子孙留下的隐患未除，那就是他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大封同姓诸侯王，结果那班刘家无赖儿郎，非但没有如刘邦预想的起到拱卫皇室的作用，反而凭借优越的天时地利，接连成为割据者乃至帝位觊觎者。汉文帝因偶然的机缘登上帝位，外惧强藩，内惧权臣，“然天下惟胆怯者权术亦多”［37］，很自然地倾向用老子那一套来稳定并发展个人专制，即阳示无为，阴尚刑名，以计谋削弱藩国的势力。但在这里，实用的需要与学说的逻辑又发生矛盾。老子把小国寡民当作至治之极，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38］，在逻辑上必然引出维持现状最好的结论。文景二帝和他们的谋士，却把消灭诸侯割据当作最终目的，而吴楚诸国藩王，岂但百般抵制君主权力伸入自己的世袭领地，而且从四面八方投向天子宝座的贪婪目光，更使君主心惊肉跳，这就必然导致现状无法维持的趋向。因此，当西汉统治者愈来愈需要粉饰绝对君权的理论的时候，所谓黄老学说却愈来愈显得不中用。
还在汉朝初年，善于帮闲的叔孙通便制定朝仪，使刘邦尝到唯我独尊的甜头，而替儒生在皇帝身边争得了用雅言赞礼的地位。到了文景之际，精通《左传》的贾谊，首用《尚书》语言称说政治问题的晁错，又相继显示儒者已学会替君主专制帮忙。他们为皇帝出过重要的主意，尤其是分散和剥夺各个强藩的实力［39］，成为文、景、武三代君主遵而勿失的国策。但他们更重要的贡献，也许在于从理论上重新阐述了君主绝对专制的必要性。著名的贾谊《过秦论》，最先提出秦朝所以短命，错误不在于废除诸侯，统一政教，而在于不明“攻守之势异”，“取与守不同术”［40］，实际上是批评汉高祖改变秦朝不封子弟同姓为诸侯的政策犯了历史错误。不那么有名的晁错《举贤良对策》，最先提出君主愈专制便愈神圣的观点，说是皇帝亲自过问并亲自裁决一切政教事务，才是真能继承神圣为臣莫及的五帝治术，而且说西汉统治老不安宁，咎在君权太轻，臣权太重［41］。这种要求尊君抑臣、强干弱枝的声音，在皇帝听来当然很悦耳，“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42］但在权臣强藩听来却太不舒服了［43］，于是他们非夭亡或杀头不可。后来公孙弘、董仲舒等以经术缘饰吏治，真正的理论先驱就是贾谊、晁错。
尽管黄老学派拒不承认儒学于统治术有用，黜之为“博而寡要，劳而少功”［44］，可是贾谊、晁错他们的计谋终于取得效果，却显然改变了儒者有学无术的形象。汉景帝的顾问官名单里，增添了好几个儒家名流［45］，便是例证。
既然在占据政治思想舞台中心的黄老学派旁边，已经站着蒙受皇帝眷顾的竞争对手，紧盯住他们身披的统治学说华衮，那末二者之间发生火并，又怎么可能避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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