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史记》的时间记录矛盾及其可靠性

讨论我们的题目，目前还只能依据文献所提供的原材料。而主要的文献，自然是《史记》和《汉书》。

作为刘彻的同代人，司马迁不仅熟悉建元至天汉四十年间的宫廷政治内幕，而且对这位赫赫有名的“今上”很不佩服。因而，他的目击记录，属于最古老的，其可靠性难以怀疑的原始材料。但出于现在还不太明白的原因，正是我们感兴趣的题目，这位大史学家留下的却多属碎金断玉。譬如他给自己的先生董仲舒，只立下短短三百来字的小传，并且只允许董仲舒附于“儒林”的骥尾。他甚至没有提到那篇令西汉经学家们五体投地的“举贤良对策”，尽管那时“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7］，似乎写此人不会触犯禁忌。

大写儒术独尊史的是班固，或者是他的父亲班彪。他们满怀敬意地给董仲舒另立专传，还不辞辛苦地抄录了董仲舒三篇对策的问答全文。正是他们，断言汉武帝是独尊儒术的主持者［8］，而董仲舒是这场大事的发动者［9］。然而，也正是他们，就这同一件事情，记载自相矛盾，给后代学者的叙述带来混乱，以致尽管清代以来为弄清事实有过许多考证，但至今仍有再加考证的必要。

要确定董仲舒是否首先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要紧的是确定董仲舒“举贤良对策”的时间。但就是这个起码的事实，《汉书》便有不同说法。

作者替汉武帝在位期间编写的大事记，曾明白地说汉武帝策问贤良的那篇诏书，发布于元光元年（前134），并指出董仲舒、公孙弘都在这一年应诏对策［10］。

但作者替公孙弘作传，却说此事发生于元光五年（前130），还指出汉武帝亲自确定公孙弘对策为第一［11］。

到了董仲舒的传记里，时间却变成不确定概念。司马迁记载董仲舒的履历，有这样一句话：“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根据上下文看，时间当在建元六年（前135）以前好几年［12］。班固或者班彪照抄《史记》原文，却在中间插上一长段话，先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这里不说对策时间，又说“前后百数”，显然故意含糊其辞；接着全文引用董仲舒的三篇对策；然后又说，“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下文又抄袭《史记》，显然是告诉读者此次对策在建元六年前［13］。

同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在同一部书里便有三种说法，叫人该相信哪一种呢？

不妨核对一下《史记》的有关记录，据我初步统计，《史记》提及建元初至元光末汉廷招贤良文学的活动，凡有九处。记录虽然都很简单，却可得知这十二年里以皇帝名义下诏求贤良的年份。其中有两个年份无可怀疑，即建元元年（前140）［14］，元光元年（前134）［15］。第三个年份，即元光五年（前130）［16］，却有疑问，因为记录仅一则，内容为公孙弘再度被郡国推举应文学对策，而事情与元光元年的两则记录重复。由此可以判断，此则记录的系年，元光五年当是元光元年之误［17］。(www.xing528.com)

就是说，根据《史记》，汉武帝初期招贤良文学，实际只有两次，即登极那一年和窦太后去世的第二年。《汉书·公孙弘传》说元光五年公孙弘对策第一的那一次，在时间上沿袭《史记》的误记，将同一事件分记于两年。

尽管《史记》没有说到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但由于班家在西汉末曾得到皇帝赏赐的宫廷藏书副本，因此《汉书》所录三篇对策的真实性，可以不必怀疑。现在只需要推断董仲舒对策的时间，究竟在建元元年呢，还是在元光元年？

以前，我曾经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认为董仲舒、公孙弘的对策，都应在建元元年提出，因而认为《汉书·武帝纪》把他们应诏对策系于元光元年，是搞错了时间［18］。但经过再核查原材料，感到自己其实也犯了过分相信清人考据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以前判断董仲舒在建元元年被举贤良并提出“天人三策”的主要依据，为《史记·儒林列传》的一段叙述，不妨引录如下：“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据行文的语气，“自是之后”云云，很容易理解成下文所开列的名单，就是建元元年应诏的主要贤良，当然也包括董仲舒。但细查则不然。在这份名单中间，可以确定在建元元年应征的，只有辕固生一人［19］。申培公在武帝初也曾应征，但身份不是贤良，而是以赵绾、王臧的老师身份被特邀到朝廷“议明堂事”［20］。其他诸人，不是已经死了，便是毫无在建元元年应诏的证据［21］。因此，这段叙述所说“自是之后”，只能理解成为一段解释性的插话，意思说从汉武帝即位招致贤良文学以后，“五经”的官方解释，来自那几个儒者的传授，并非说这几名儒者就是被举的贤良代表。

第二，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已任博士，《史记》《汉书》都没有这以后他曾被免职的记录。而从汉文帝以来，应征的贤良，通常的出路就是任博士，即做皇帝的顾问官。所以，董仲舒已在博士任内，再被举贤良，是说不通的。而司马迁在叙述董仲舒做博士后，接着说“今上即位，为江都相”［22］，就行文看只能理解说他升了官，时间也可能不是建元元年，因为那时的江都相还有郑当时［23］。

第三，就《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举贤良对策”的内容来分析，不可能是建元元年的作品。尤其是第三策的结尾，公然提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而后“邪辟之说灭息”云云，在窦太后正在严密监督少年孙皇帝一举一动的建元初期，董仲舒居然有此胆量提此建议，却没有因此得罪，反而升了官，简直不可思议。［24］

所以，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只能说是元光元年。不妨举一旁证。汉元帝时统治集团内哄，刘向害怕同党萧望之等中谗被杀，上书劝皇帝学列祖列宗的样，对待有罪的大臣要宽容，举了四例，其中一例即董仲舒，说是汉武帝没有因董仲舒私著灾异书而杀他，结果“为世儒宗，定议有益天下”［25］。所谓定议，无疑指“天人三策”“以《春秋》决狱”之类。刘向将这些“有益天下”的建议，都说是皇帝不杀有过之臣而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是因它们的提出时间都在建元六年董仲舒下狱被赦以后［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