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武帝初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史上无疑属于那种重大事件,即使最简单的通史著作也不能不写上一笔。
这一笔的写法,也早已定型,即说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措施。此说已经如此流行,以致成了一种历史常识。
然而,常识并不总等于真理[1]。人类认识史早就反复证明,有些所谓常识,似是而非,往往令人由轻信它而走向谬误[2]。
其实,对这种常识性说法,早有异议出现。例证不必远举,还在这个世纪的早期,易白沙批评汉武帝利用孔子做傀儡,列过一份“为之倡筹安会”的十君子名单,董仲舒便屈居第四[3],说明他不以为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倡议者。60年代前期,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关于此举过程的叙述,也与别的通史著作不同,尽管仍说董仲舒首倡其议[4]。
也许由于这些异议在结论上似乎同“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云云没有明显不一致的缘故吧,它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注意,因而前面的说法作为常识的尊严便保持住了[5]。(www.xing528.com)
不过事实是不讲情面的。当我们仔细查核有关独尊儒术历史的文献记录以后,便只好承认,所谓它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而作出的决定这样一种流行结论,最经受不住历史事实的检验。
一个简单的事实引出了疑问。汉武帝接受罢黜百家建议的时间,几乎所有通史著作都系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那时,刘彻由太子而即皇帝位,只有半年,才举行正式的登极典礼,年龄多大呢?十五岁[6]。虽说在这以前,他已做了八年皇太子,受过预备做皇帝的各种教育,但终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毫无实际的政治经验。这样一个少年,即使作为储君,可以提早行冠礼,在古人眼里也不算成人,居然能决定采纳不采纳改变整个统治思想的建议这样的大事,于逻辑上说得通吗?不也可说违反常识吗?
逻辑推论当然不能代替事实考察。汉武帝号称雄才大略的皇帝,与秦始皇堪称伯仲,不待说也可由上述事实作出完全相反的推论,说是那恰好证明他从少年起在政治上便有非同常人的天才。清朝以来的许多论著,将独尊儒术归功于或归咎于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看来就是出于这样的同样可说成是不顾常识的假定。
于是,我们只好从头开始,对最初的矛盾记录重作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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