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内部的非主流思潮：朴学与经今文学派

清代的经学形态从来没有统一过。经学内部的异端思潮，可以说在清学史上贯串始终。号称“朴学”的清代汉学主流，不仅相对于朱熹理学而言是异端，即使相对于两汉经学而言也是异端［7］。然而，有主流便有非主流，而非主流也属于汉学的异端，那就是所谓经今文学派。

顾名思义，汉学家“复古”的对象，应当包括西汉与东汉的全部统治学说。但在18世纪中后期，即所谓朴学鼎盛的乾隆时代，汉学家的目光似乎专注于东汉古文学派的遗说。贾逵、马融、服虔，尤其是编纂《说文》的许慎，遍注群经的郑玄，都是惠栋、江永、戴震及其追随者征信的权威。因此，当下个世纪初期惠栋再传弟子江藩撰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单是书名便引起龚自珍抗议［8］。

其实汉学家们何尝以饾饤式的征实为满足？他们服膺的东汉经古文学大师，解经本为参政。包括许慎生前也并非靠编纂字典出名。而郑玄更以精通东汉帝王笃信的谶纬而赢得汉末军阀的广泛敬意，因为谶纬就是那时代以天启形式出现的未来学。我曾说清代汉学家是被文化专制政策驱赶入专骛考据的狭小天地里的［9］，这不是推论。江永、戴震都十分关注什么是真“理”，有书为证。即使有纯考据学家名声的惠栋，不也以为宋代理学家对于周公孔子的传统造成的祸害，比秦始皇烧书还厉害么？可见他也并不像江藩所辩护的那样，真是“百行法程朱”。因此，当雍乾时代密集的文字狱造成的恐怖氛围略有淡化，汉学内部便必定要分化出自身的对立物，首先被否定的就是把音训考辨当作学问归宿的取向。

公羊学在清代复活并不始于常州学派。批评皓首穷经而不解世事的学风，起初最激烈的倒是那些后起的汉学大师，例如汪中、焦循、凌廷堪等，都属于追步戴震的扬州学派。但公开打出恢复董仲舒、何休传统的旗帜，说是发挥《春秋》微言大义来达到“拨乱反正”目的才符合孔子的“道”，由刘逢禄正式发难，也是真的。

不过，假如没有浙江人龚自珍、湖南人魏源，那么无论刘逢禄、宋翔凤怎样表彰公羊学，常州学派也只会止于汉学的异端，因为他们沿用考据的方法反对考据的取向，在汉学家看来也无非属于同室操戈，正如当年郑玄反对何休一样。(www.xing528.com)

早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多年便已预见社会改革是不可避免的龚自珍，是在呼号“改制”已经著名以后，才从戴震学派投向常州学派的。魏源在理论上系统发挥所谓西汉今文学的微言大义，时间更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那时他真正信仰的已是佛教的净土宗。因此，他们固然使常州学派意外地获得政治改革理论先驱的名声，但也使清代经今文学研究很快便沦落为实际统治术的一种缘饰，正如魏源把清朝祖先“师明之长技以制明”的手段，修饰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论［10］，并硬说那是孔孟传统一样。

当然，倘论两汉传统，即经学的理论研究只能服从于手段的取向的重术传统［11］，龚魏那一套更接近于董仲舒，因而确如魏源自诩的可算“真汉学”。但着眼于以经术缘饰政治，使古典学说的研究重新沦为神学政治的婢女，相对于清代汉学竭力想用求真的精神抗拒实用的需要那种传统来说，不也是在进步中的一种退步么？

然而，很难想象，没有政治的干预，例如潘祖荫、翁同龢等执政大臣的奖掖，所谓公羊学竟会在晚清成为显学。因为政治还是中世纪的政治，与统治有关的任何思想和学说是否走运，并不取决于学说本身或者学者个人，种种非学术因素在交互作用，权力和机遇的结合也许更加要紧。否则，很多问题就会变得不可理解［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