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和否定：清朝争议下的经学

还在本世纪初，章炳麟、刘师培便相继叙述过清代经学的发展进程［3］，梁启超在稍晚时候作了更详细的描写［4］。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以往经学史的倒演［5］。

如所周知，分属汉宋两大体系的经学诸形态，都有自己的主要经典——挂在孔子名下的“五经”或者显示孔孟道统的“四书”，以及本派大师对它们的权威诠释。这些经典及其诠释，一旦被某朝某代的君主承认，可以作为指导帝国各种生活的理论基础和行为准则，自然就进入受到国家权力守护的那种信仰领域，变成句句是真理，连之乎者也一类句读都不得擅改，即使那是可疑的乃至错误的。

然而在清朝，由于满洲君主贵族始终只信仰庇佑过自己祖先的守护神，提倡理学只是作为一种统治术，一种把“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反向运用的“以汉制汉”的特殊手段，并且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手段本身的疑忌和滥用，因此他们对于经学的异端，非但难得用权力给以制裁，反而经常以纵容或者鼓励来显示自己对于奴隶们一视同仁的宽厚，当然要以奴隶不得冒犯主子作为条件。清朝的文字狱，打击的重点倒是溺于道统正统之类理学说教的迂夫子，便从反面递送了容忍异端及其限度的信息。

正因如此，在君主高度专制的清朝，反而出现了对传统的经学诸形态逐一予以怀疑和否定的活跃思潮。在以往统治思想舞台上最后登场的形态，最先成为学者们集矢的鹄的。而某种形态的被否定，总伴随着先前被它挤到后台的那种形态的部分重新肯定。依此类推，同各派大师的姓氏名号相联系的经典诠释体系，无不变得破绽百出，而使它们在信仰领域受到最重创伤的，恰是那些为了恢复经典权威的新出大师。以致在惯于从结果追溯原因的历史学家来看，清朝那些经学大师，把一部又一部尘封庋藏的传记注疏检出来，只是为了在扶微继绝的名义下，再度使它们在信仰领域丧失价值。(www.xing528.com)

就这样，紧随着李贽、何心隐等王学末流在清初被当作空谈误国的祸首之后，是晚明风行的王学的衰颓。朱熹虽然被肯定怀疑“危微精一”的出典有功，但靠着标榜实践朱子遗教而致身通显的理学名儒，却成了代替朱熹遭受憎嫌的黠伪化身。韩愈、欧阳修的大节小德都被追究，在学者中间变得声名狼藉。郑玄受到汉学家异乎寻常的崇拜，但接着就被自命为真汉学的今文学家，列为该替刘歆伪经传世负责的抨击对象，同王肃的罪过几无差别。然后轮到董仲舒、何休。何休被硬派成董仲舒学说的诠释者，只得到少数学者的研究，却成为董仲舒倒运后的陪绑。而董仲舒在被说成独得孔子私传之秘以后，又被说成首倡顽固守旧或者变古易常的始作俑者，而遭到来自左右两面的夹击。按照逻辑，两汉经今古文学的共同教父荀况，宋明理学两派的共同偶像孟轲，最后在全部经学史上都被奉作教主的孔子，难道能避免受怀疑被否定的命运吗？因而，清代的经学行程，并没有随着清朝被推翻而结束，它于民国初期还在继续，就是必然的。

关于清朝前期的经学，我从汉学与西学相联系的角度有过讨论［6］，这里只拟讨论一下那以后行程的大概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