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经学与孔孟之道的发展与联系

经学统一了，却没落了，必定引起儒者的不满［52］。这种不满情绪，在安史之乱后更加滋长，化为实践，便出现唐宋间的经学更新运动。它的一个特色，就是怀疑传统经典，怀疑官定经义，也怀疑孔颜的圣人资格。

还在孔子成圣不久，刘知幾便用是否实录直书作尺度，怀疑孔子编《尚书》曾假造古史，修《春秋》曾曲解近事，进而指斥赞美《春秋》的司马迁等都在庇护孔子的过失［53］。他如此“疑古”“惑经”，连热心替他辩解的浦起龙也只好承认他确实有点不知忌惮，后人“怒其非圣无法”不无道理［54］。其实刘知幾并没有跳出著史要以彰善贬恶来教训乱臣贼子的传统迷津。但他否定圣人无谬论，在他的时代非但没有受到围剿，反而赢得从皇帝到史官的赞赏［55］，正透露对孔子和经学的怀疑，在盛唐时期已在侵袭精神领域。

所以，安史叛乱引起的内战刚成过去，唐朝儒者中间立即出现要求《孟子》升格的呼声［56］。它的内容是建议政府承认《孟子》由子部升到经部，与《论语》《孝经》并列为一经，作为明经科考试的选择科目。但假如注意那时人们认为《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孝经》是孔子独传曾参的伦理准则，而《孟子》作者又自称是曾参之徒、孔子之孙子思的私淑弟子，而颜回显然被摈于三书传授系统之外，可知建议者真意在否定颜回的先师资格。

否定由隐而显，便是9世纪初韩愈提出的“道统”名单。据韩愈说，中国自古存在一脉相承的“道统”，它始于尧、舜，嫡传的唯有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57］。这份名单所以值得特别注意，首先是公开剔除了“亚圣”颜回，而引经据典必称孔颜，在那时仍是官私文献的普遍习惯；其次是极力抬举孟轲，而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颜”已成套语的时代，突然有人提出攀附二帝三王周孔骥尾的应该氏孟而不氏颜，不消说是对世俗见解的挑衅；再次是说孟轲死后道统便中绝，无异于指着统治者说他们强调孔颜之道，全是假道统。幸而那时统治者注意力在于佞佛［58］。

自从韩愈的“道统”说出现以后，谁得孔子真传的问题便日趋尖锐。在表面上，韩愈用尊孔孟代替尊孔颜的主张，似乎无人置理，但在暗地里，人们却在悄悄传播他的主张。晚唐皮日休因推崇孟轲、韩愈二文而获得盛誉［59］，便是说明。10世纪后蜀国君孟昶，在国子学刻石立十一经，就违反先例而列入《孟子》，他或许为了表彰孟氏祖先，但后来北宋政府拿后蜀石经作底本刻经，就使《孟子》升经变为既成事实。

抵制者当然有。北宋的司马光，对于弥漫学林的疑经风气表示愤慨的同时［60］，曾作《疑孟》，否认孟轲是道统嫡传。然而连这位专心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大学者，也用怀疑对付怀疑，可见那时这股思潮的旺盛。(www.xing528.com)

但司马光疑孟也有具体对象，那就是他的政敌王安石。王安石变革祖宗成法，伴随着经学更新的实践。他主编《三经义》［61］，以代替沿用已达四百年的《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解释，在宋王朝统治集团内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是人所熟知的。但很少有人注意王安石是尊孟的功臣，甚至误解他的政敌范纯仁攻击他“背孟轲”［62］，是在说他反对孟轲。其实王安石对孔子略有不敬是事实，但那是指旧经学家所刻画的孔子，他以为孟轲所描述的孔子是真孔子［63］。“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64］这不是引孟轲为千古知己吗？“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65］这不更是认孟轲为孔子以后的大圣吗？

值得注意的是宋王朝开国伊始便再次肯定颜回是“亚圣”［66］，但就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宋朝政府内部围绕新法得失争议最烈的那一年，王安石变法的忠实支持者、著名经学家常秩等就提出应在孔庙正廷立孟轲像，而对颜回不再称“先师”［67］。这是中世纪王朝正式讨论用孔孟代替孔颜作为正副通天教主的首次记录，传达的显然是王安石的主张，虽然当时没有实现，但此后孔颜并称的颂词却在宋朝官方文献里逐渐稀少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哲学与程朱理学的内在联系。他特别重视孟轲的“性命”之学，以为孟轲所谓“性善”，指人的“正性”，所谓“有命”，则兼命正与命不正而言［68］。而王安石强调“经术正所以经世务”［69］，也显然是以欲求行王道的当世孟轲自居。诸如此类，都是稍后的二程特别是程颐所宣扬的，这只消将他们的有关议论互相对勘，便不难证实。

正因如此，我认为王安石在经学向理学转折过程中的作用，不亚于公孙弘在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中的作用。自8世纪中叶至13世纪初，近四个半世纪间，发生的那一场经学更新运动，焦点在周予同先生首先指出的“孟子升格运动”，即孟轲人升为圣而书升为经，其反面就是取消颜回的亚圣地位并否定《五经正义》的权威。王安石用他的新经义破坏了旧经义，用表彰孔孟代替表彰孔颜，用提倡探求所谓圣人之“意”来否定诠释所谓圣人之“言”的传统，更是力图利用主持变法的机会实践自己的主张，这都在事实上替所谓理学成为统治理论的新形态开辟着通路。他的变法失败了，他本人也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变法的理学家攻击的对象。然而除了司马光反对他的经学主张［70］，极力否定他的政治实践的早期理学家们，自程颐到朱熹，在更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的活动中间，成了变法的遗嘱执行人。这看来奇怪，却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