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孔与孔颜：中世纪王朝尊孔子为圣人的争论

经学不等于孔学，儒术不等于孔子之术，在经学史上也不存在一以贯之的孔子传统或孔孟传统。循此逻辑，则无论人们对于孔子思想或孔孟之道如何估计，都不应该成为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障碍。

然而近代文化史却昭示那是一个障碍。逻辑与历史出现矛盾，怎么解释呢？除上述诸原因外，还有个难于忽视的原因，那便是“圣名”问题。谁都知道孔子、孟轲是“圣人”，但很少有人注意“圣名”变迁史。因此，误将18世纪中叶清朝统治者重定的孔庙所供孔孟列圣的位号，当作历史传承的一贯事实。从这一误解出发，必定循着同历史相反的逻辑，得出另外的结论，即过高估计孔子思想或孔孟之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作用。

儒术独尊以后，尽管孔子被称作“素王”，但只在经今文学家中间流行，西汉统治者没有承认，经古文学家也不承认。直到百年之后，汉成帝采纳梅福的建议，“封孔子后以奉汤祀”［30］。这是中世纪王朝“尊孔”的开端，但只承认孔子是“三统”已倒运的那一统的代表者。公元元年，汉平帝下诏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31］。这是中世纪王朝直接授予孔子本人封号的开端。但据我考察，这只可能是古文派对付今文派的一个花招。因为那时僭主王莽已自居为当世周公，周公曾代成王摄政，所以封号的含意是将孔子变作周公事业的绍述者，而头衔为“公”，则否定了今文家所谓孔子是以《春秋》当一统的“素王”说。名褒实贬，那用意是很巧妙的。

东汉列帝虽然一再过鲁祭孔，但不仅沿用王莽赏给孔子的封号，还将孔子后裔爵号由公降为侯。汉明帝曾在孔子故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32］。这是中世纪王朝祭孔时以弟子从祀的开端。魏齐王芳命太常在辟雍祭孔子，“以颜渊配”［33］。这是中世纪王朝在首都讲学处祭孔并以颜回配享的开端，但属于特祭，也都没有授予颜回等弟子封号。

成问题的还有孔子配不配称“先圣”。本来，圣者，通也，凡于事无所不通的聪明人都可称圣，叔孙通便是先例。但汉章帝召开的白虎观经学会议，给“圣人”重下定义，说是“道无所不通”“与天地合德”者才配称圣人［34］。如此则除皇帝外，在先儒中倘选圣人，当然只可有一名，也当然只可选始祖。于是便加剧了周公与孔子谁是圣人的争论。随着古文派在东汉声势日增，“先圣”便成为周公的专称，而孔子只好屈居第二，被派充传达周公“天口”的司铎［35］，唤作“先师”。“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36］尽管魏文帝出于权术考虑，一度恢复孔子的“大圣”雅号［37］，但不久又被司马氏集团出于同样的权术考虑而否定［38］。此后，东晋南朝都沿袭晋制，称孔子为先师。

北朝却不同。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仿佛有意令人忘记孔子严辨的“夷夏大防”，迁都改姓之后，便下诏在洛阳起造孔庙，并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39］。这是中世纪王朝在首都造庙祭孔和授予孔子“圣人”称号的开端。北齐沿袭北魏制，在邺都立孔父庙，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命国子诸学和太学师生定期行礼，拜孔揖颜［40］。这是中世纪王朝明确以孔颜并尊代替周孔并尊的开端，但只限于北齐一隅。北周则因推崇《周礼》的缘故，又恢复周公的“先圣”衔头，再降孔子为“先师”，并封他为邹国公［41］。可见政治分裂，文化也出现分裂，对孔子或圣贤的评定，完全视各个割据王朝统治者对儒术的实用需要而转移，哪里是将他视为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呢？(www.xing528.com)

隋朝继承北周制度，对周公、孔子仍然以圣、师分等，但似将孔子谥号改为“先师尼父”［42］，却迟迟不恢复孔子后裔的爵邑［43］。不过隋朝也开了州郡学每年举行释奠礼以祭祀周公、孔子的先例。

唐朝是同一王朝内圣名变动最多的时代，也是可证统治者眼里的孔子无非是政治目的之工具很清楚的时代。我曾举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祖孙三代的例证，说明他们尽管命人统一经义，但对孔子是圣是师的看法却不统一，祖父命尊周孔，儿子却命改尊孔颜，孙子又想取消父亲决定而以恢复祖制为名［44］。弄得朝议喧哗，太学生如木偶。闹了几十年，最终固然是唐太宗的规定有效，即孔子称先圣，颜回称先师，在各级学校里都立孔庙享祭，而周公则被驱出学校去做周武王的陪祀，但唐太宗的命意却由此而大白。他决不是孝子，却下令在太学举行释奠礼时讲《孝经》，宣扬忠臣孝子的道理。可知他贬周公褒颜回，实为防止臣民学周公而生野心，倘若士人都把老实听话的颜回作榜样，不是永无天下英雄不肯入吾彀中的恐惧么？“恐惧创造神”，即使如唐太宗那样的英主，也逃脱不了这法则的支配。所以，孔颜同尊，其实更重视尊颜。因此颜回愈来愈走运，屡赠太子少师、太子太师［45］。唐玄宗也特别提倡《孝经》，又将颜回封为“亚圣”［46］，开了中世纪王朝同时承认儒有二圣先例。那时上距孔子坐稳先圣宝座不过六七十年，可见中世纪统治者到底不让孔子独圣。

那么，唐代真重孔颜之道么？不然。唐太宗刚封颜回作先师，便又封先秦汉晋一批儒者“并为先师”，数量达二十二名之多［47］。唐高宗在追赠颜回官职的同时，又赠以愚孝闻名的曾参作太子少保。唐玄宗刚封颜回为亚圣，允许他在孔庙里配坐，同时便下令所谓孔门十哲中其他九人及曾参的塑像都改成坐姿［48］，不久在追赠孔子为“文宣王”时，又封颜回为兖国公，七十弟子均封侯或伯［49］。表面上孔子及其门徒地位大为提高，实际上这种滥封，恰好表明经学在衰落。颜回没有留下著作，以他为师，不是不要士人去读经么？如果不忘唐朝统治者同老子攀亲戚，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建立老君庙，由皇帝亲祠，庄周等道家名人都封“真人”，《老子》《庄子》诸书都升为“经”［50］，那就可知孔颜等所受的礼遇，适足以表明当时经学已降为二等学说。如果不忘唐朝在尊道重儒的同时，佛教在宗教上政治上都拥有莫大势力，皇帝贵族以至一般士民都佞佛，那也可知经学在统治学说中只能被视为鼎足之一。如果不忘唐代科举考试最重进士科，而进士科最重诗歌文章，乃至鼓励经学的明经科变成遭人奚落的仕途，那更可知经学即使在教育领域内的权威也在跌落。

盛唐文化无疑是中国文化史的最有光彩的一页。但在这一页上，孔子和经学的痕迹却最少。甚至连经学史专著，也不理会那时代经学尊孔颜之道和颜回升为“亚圣”的事实［51］，更不要说其他学术文化论著了。倘讨论孔子与经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历史作用，那么如何解释这一页，可能是检验逻辑与历史是否能达到一致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