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变与创新的传统

假如承认儒术与经学自始便分途的事实，那就不能不承认本世纪初梁启超的说法，即自汉以来，“正学异端有争，今学古学有争，言考据则争师法，言性理则争道统，各自以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为非孔教”，因而孔子渐渐地变为董仲舒、何休，变为马融、郑玄，变为韩愈、欧阳修，变为程颐、朱熹，变为陆九渊、王守仁，变为顾炎武、戴震［19］，这大体合乎历史。周予同先生指出，这话“颇能痛快地指斥数千年来学术冒牌失真的弊病”［20］。

可是，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假孔子，并且都用各自的主观的假孔子否定那位客观的真孔子——的存在，便否定了一种说法，即中国经学存在着一以贯之的传统。

如所周知，自从孔子去世（前479）以后，他的门徒立刻发生分化。且不说当时已有“子贡贤于仲尼”［21］一类舆论出现，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也都各立门户，互相攻讦［22］。岂止如此，据称是孔子三传弟子的孟轲，自命为孔子、子弓一系传人的荀况，都留有著作。人们从中看到什么呢？看到的是孟、荀分歧，是孟或荀都声称忠于孔子传统，实则改变孔子传统。孔子不爱谈性与天道，孟轲偏爱辩人性论天道。孔子主张听天由命，荀况偏说人定胜天。如此等等，都发生在前经学时期，表明真孔学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限度也没达到。荀况是汉代经学家尊信的大部分经传的先师，孟轲则是宋以后道学家崇拜的偶像。他们已在背离孔子的教义，怎能期望他们的后学不步其后尘呢？

如前所说，经学成立伊始，理论研究的取向便被治术需要所左右。所有经学家都自称掌握了“孔子之术”，并且每当重要事件或统治危机发生之际，都急忙从经传或历史中寻求伦理道德的实例，向统治者献可替否。但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抗衡‘现在’的生动和自由”［23］。那结果却是，经学家从各自所抱的经典和传记中间，发现了愈来愈多的从孔子到荀况都不及料的“孔子之术”。还在西汉，这已使鼓励“通经致用”的统治者感到为难，只好增设博士职称以示优礼。从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至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五经博士”已增至十二员，《易》《书》《诗》各有三博士，《春秋》有二博士［24］。就是说，儒术独尊不到百年，在同一经典范围内，官方承认的“孔子之术”的标准解释，便常有二三家。它在客观上起的作用，只是鼓励经学家按“致用”需要制造冒牌货，连当时人都看到了［25］。

两汉博士都属于经今文学派。在他们旁边，早已站着经古文学派。二者的分野，周予同先生作过很好的论述［26］。古文学在汉武帝前没有置博士的记录，因而近代学者常据此否定他们所宗经传的可靠性。其实历史也提供过相反解释。例如西汉《左传》学的前辈张苍、贾谊，在汉初都置身通显，自然不会去同“备顾问”的博士争地位。而西汉今文学的宗师们，如三家《诗》学开派人申公、辕固生、韩婴，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汉武帝前官运都不亨通，长守博士冷职，位极不过藩王师傅。但这反而成就了他们“文学”之名，并使儒家博士变成今文家的出路。因此，当汉武帝以后，博士专用儒者，性质由顾问官变为教育官，控制了候补官员的选拔权，位卑而权重，却全被今文家独占，并排斥古文学派［27］，于是今古文两派势同水火，而古文派争立博士，也可得到合理解释。(www.xing528.com)

如同儒术取代黄老术其实是汉武帝时期政争的一翼那样，经古文学在西汉末向经今文学的统治地位挑战并一度得手，在东汉初又从失势状态而再度争得准官学地位，也是实际政治进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射和回声。过程在这里不能细说。有一点可以断言，那就是两汉的经古文学，从刘歆到贾逵、许慎、马融、服虔、郑玄等大师们的学说，非但同样不是初始涵义的孔学或荀学，而且同样沿着“通经致用”的道路，不断变化自身的“学”，以适应统治者变化的“术”。比如，伪造符命，信仰谶纬，是东汉光武帝开创的统治术传统。贾逵便率先用谶纬释《左传》，替古文派争地位。马融、郑玄相继遍注群经，都取谶纬说解释经义，还进一步采今文说以补古文说，构造出所谓“通学”。

至此已可表明，即使在经学“一统”时期，它的内部岂止没有真正统一过，形态也不断起变化。倘若一定要说存在一以贯之的传统，那只可以说有通经致用的传统，学随术变的传统。这是经学作为中世纪统治学说的必有命运，起决定作用的不是经学的传统精神，而是君主专制主义必有的历史取向。因而肯定这样的传统，便意味着否定经学本身具有一贯的传统。孟荀出而孔学变形，经学出而儒学变形，通学出而经今古文学都变形，郑王学分而通学变形［28］，南北学合而郑王学都变形。由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8世纪，大约一千年间，高踞统治理论宝座的经学，可称作经学的古典体系。然而这个体系，由孕育到形成，由私学成官学，其过程便是一部变形记。在变形的每个转折点上，与其说是在为保存先辈传统而尽力，不如说都在为否定先辈传统而操劳。

这部变形记，从本质上看，倒是千年间中国文化充满生气的映象。所谓炎汉盛唐，固然没有诗人描写的那么美妙，社会文化生活中间的污秽和血迹，决不比近代思想家时常憎嫌的明清时代略少。但包括民族大迁徙造成动荡分裂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内，整个时代的汉唐文化，无论物质表现还是精神表现，基调是进取的，风格是闳放的，色彩是绚烂的，不以弃旧图新为非，不以讳言功利为是。即使最墨守传统的阶层，比如东汉后以经学世家自炫的高门巨族，主要关注的还是自身血统之“粹”，而非所谓道统之“粹”，在文化上的保守性也远比明清那班理学名臣逊色。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学术体系，一个惰性很强的理论形式，仍能从异说别派汲取养料，由自我否定去故求新，当然是有活力的表现。也许，没有一贯的传统，正好从一个侧面体现汉唐文化富有创新趋向的传统。

因而，汉唐经学的冒牌失真固然不足为训，却不能由此否定在中国文化上的客观作用和意义。同样，对于后起的理学，包括程朱和陆王两系的学说，也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