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术与经学的区别及其影响

早在汉代，人们便已重视儒术与经学的区别了。《史记》虽然没有出现“经学”一词，但已有“文学”与“儒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司马迁传儒林或传公卿，倘指学问或学人，必用“文学”，倘指方法或手段，必用“儒术”，二者从不混用。《汉书》也是如此，不过或改文学为“经学”，或称儒术为“经术”［8］。

那时为什么重视术学之辨呢？因为术重实用，学贵探索。在中世纪大一统时代，统治阶级推崇任何学说或学派，除了相信它们对于自己的统治具有某种实用价值，还可能有别的兴趣吗？所以，在秦汉间相继占据统治地位的三个学派，无不强调自己掌握着高明的治术。法家讲“法术”，曹参改用“黄老术”，贾谊强调“取与守不同术”，都是例证［9］。

汉武帝初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据我考证，罢黜百家不过是罢黜黄老术而代之以儒术的一种饰语，那是一个长而又长的过程，从号称“汉家儒宗”的叔孙通开始，到田蚡、公孙弘先后执政止，将近一个世纪。这期间，所谓儒家，相继与法家、黄老家相对抗，最终取得统治地位，主要靠的是“术”，而不是“学”［10］。叔孙通究竟通何经？谁也不清楚。但他“知时变”，善于窥伺时机，揣摩君主心理，制定出一套形古实今的朝仪，博得既服膺秦制又想表现否定秦制的汉高祖龙心大悦，为儒家在汉朝统治集团中争得了一席之地［11］，这不正是靠术吗？贾谊在批评秦始皇父子都不懂“取与守不同术”的同时，向汉文帝建议分割齐、赵等诸侯国的实力［12］；晁错在传播《尚书》之后，向汉景帝建议“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13］；不都是靠术赢得君主信用吗？在独尊儒术中，起过决定作用的田蚡、公孙弘，尽管一个学的是杂家，一个只是从旁学得《春秋公羊传》的皮毛，却或靠外戚特权，或靠皇帝恩宠，为了在宫廷政争中取胜，支持以儒术代替黄老术，或支持公羊学派垄断法令解释权，不也都是重术的表现么？

正因如此，从汉代起，统治者立一学说，扶一学派，首先要看是否于己有用。汉武帝重用公孙弘，赏识兄宽，并非因为他们有学问，而是表彰他们“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14］。董仲舒所以在西汉经学家中名望日隆，也并非因为他真通《春秋》，而是推许他更会用经义缘饰法律，使《春秋》被看作孔子预先替汉朝制定的法典［15］。既然经义只是实际统治术的装饰，好比衣服的花边，那么它是否真孔学或真儒学，有什么关系呢？(www.xing528.com)

不过，用经义作为缘饰的结果，也促进了对经义本身的研究。这种研究，无不为了显示本家本派的理论，更适合于统治者的实用需要，因而逻辑的归宿必定是所谓“通经致用”。如皮锡瑞所描绘的，“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16］。当然，得益的不仅是花边需要者，还有花边制造者［17］。因此，“通经”的儒者，为达到“致用”的目标，改变先辈传下的经义，乃至伪造于己有利的经典，在经学史上不乏其例。董仲舒袭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以解释《春秋》，贾逵牵合今文家谶纬说以抬高《左传》，王肃伪造《圣证论》等以打击郑玄“通学”，便是人所熟知的事实。

尽管如此，理论的研究和实用的需要，究竟不是一回事。改变经义终将留下痕迹，伪造经典必将露出破绽。而且经典的传授和经义的解释，主要服从知识教育的法则，在形成为“学”以后，便会沿着相对独立的行程前进，往往在实用的需要面前，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惰性。因而，即使在经学成为统治学说以后，“通经”与“致用”二者之间，也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当帝王统治术需要变更的时候，就会以经学内部派系纷争加剧的形式表现出来。章太炎在清末提出，应该区别经、儒，认为“儒生以致用为功，经师以求是为职”［18］。这个说法不见得正确，即使在标榜“实事求是”的清朝乾嘉考据学者中间，也难以找出纯以“求是”作目标的例证。但他提出的问题，却引人注意经学与儒术的差异。

了解这一差异是必要的。自西汉以后，经学便君临于思想文化领域。它开始便重术轻学，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征，无疑起过重要影响。比如说，那以后的思想界，愈来愈重实用而轻理想，重经验而轻学说，重现状而轻未来，愈来愈将目光专注于君上心意，祖宗成法，百姓规矩，能说与独尊儒术没有联系么？不待说，适得其反的结果也有。例如注目于实用需要，可因时代不同而出现的需要变化，刺激文化的传统随之起变化。但既然思想界已养成以君主的需要为需要的习惯，那么任何变化只能限制在统治阶级实用需要所许可的范畴之内。否则，即使像桓谭那样恪守孔子之术、被王充誉为“素丞相”的人，也会因为不明东汉光武帝提倡谶纬即经术的用心，而被光武帝斥为“非圣无法”。在术重于学的时代，经学的理论研究只能服从于手段的取向，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