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之外域人的流寓与出入长安

长安是唐朝政治文化中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唐朝开放的窗口，在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吸收了不少外来文明。大量周边民族和外域人入华，长安是其最大的聚集中心，长安会聚了来自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的众多人口，他们带来了不同于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的风尚习俗。唐代是诗歌兴盛的时代，长安是唐代最大的诗歌中心。诗是社会生活的反映，长安的外来居民、外来文明和域外习尚反映在诗歌的歌咏和描写中。

流行长安的西域文明和唐代的外来文明，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精细研究，特别是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和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H．Schafer）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影响甚著。唐代长安外域人很多，包括唐朝周边民族和域外国家进入长安侨居以及经常出入长安的使节、商旅等。向达先生曾考证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有突厥人、回鹘人、中亚昭武九姓国人、西域各国使人（胡客）。他把唐代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分为四类，一是北魏、北周以来入中夏者，二是逐利东来之西域商胡，三是宗教僧侣，四是入充侍卫的诸国侍子久居长安入籍为民者。分国述及，有葱岭以东于阗、龟兹、疏勒诸国，有中亚、西亚诸国等。^[1]当时侨居或出入长安者不仅有西域人，来自南亚、东南亚、东亚者亦复不少，尤其近邻朝鲜半岛、日本入唐游历和学习的人为数更多。严耕望估计新罗国人同时在唐学习者多至一二百人。^[2]

据统计，在长安城一百万左右人口中，各国、各族侨民和外籍居民占约总数的百分之二。其中突厥人最多，如果算上突厥后裔，其数当在百分之五左右。^[3]在长安活动的外域人身份各异，有使节，有商旅，有僧侣，有通过战功升迁的将军，有乐舞艺人，还有入唐学习的留学生及学成留唐做官者，有各国王室贵族等。有长期定居的，也有临时出入者。波斯贵族由于阿拉伯势力入侵而流浪天涯，国王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师入华而客死长安。勃律国王苏失利芝、护密国王罗真檀、陀拔国王子、新罗国王子都入华居留。长安的侨民来自不同的地区，各有自己的生活风尚和特长。(www.xing528.com)

唐代长安的外域人为这个国际化大都市添加了色彩和活力，“移民是一个城市的活力所在，唐长安是中国历史上外来移民最多最活跃的国都城市”^[4]。长安大量周边民族和异域外国人成为长安的一道风景，构成长安胡化风气和异域风情的重要内容，因为其辉煌成就、才华技艺、奇特相貌或与唐人的深厚友情等不同的缘由，成为唐诗吟咏的对象。关于长安移民虽有不少学者已经有所探讨，但在唐诗中的表现还缺乏系统和深入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加探讨，以就正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