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后，汉朝与中亚、西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大规模的开展。域外各种特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中原地区。传入中国的各种动物、植物往往具有某种医药价值，其医药学知识随着这些物品的传入逐渐为中国医家所认知，在汉地都被用为中药药材。汉代平南越和通西南夷后，与东南亚各国的联系日益加强，文化交流频繁，其地各种物产传入中国，其医药价值也被医家所重视。
从东南亚输入的物品中有不少具有医药价值。薏苡仁，禾本科植物薏苡的种仁，来自今越南之地的薏苡仁品质最好。《后汉书·马援传》记载：“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38]薏苡仁有健脾渗湿、除痹止泻之功效，中医用于治疗水肿、脚气、小便不利、湿痹拘挛、脾虚泄泻等。《神农本草经》把薏苡仁列为上品，云：“气味甘，微寒，无毒。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久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薏苡根茎也有药效，“其根下三虫，一名解蠡”[39]。张仲景《金匮要略》中有治风湿之“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方”，此方以薏苡仁半两入药，主治风湿，“病者一身尽疼，发热，日晡所剧者，名风湿。此病伤于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也”[40]。又有“千金苇茎汤”，以薏苡仁半升入药，治疗肺痈。又有“薏苡附子散方”，以薏苡仁十五两入药，治疗胸痹缓急者，即胸痹各种症状。[41]
槟榔树原产马来西亚，从马来半岛移植中国南方的时间不可考。汉武帝时曾从南方沿海地区移植中原。《三辅黄图·甘泉宫》记载：“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其中有槟榔。但由于南北方气候差异太大，移植未获成功，从南方移植而来的多种植物“岁时多枯瘁”，经过反复试植，终于失败，“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42]。北方还是通过入贡直接获取南方的果实。槟榔树的果和皮既可食用，又皆具药性。《金匮要略》记载“退五脏虚热”之“四时加减柴胡饮子方”，配方有柴胡、白术、大腹槟榔（四枚，并皮可用）、桔梗、陈皮、生姜（冬三月方），春三月加枳实，减白术；夏三月仍减白术，加枳实，外加生姜、甘草；秋三月加陈皮。[43]东汉杨孚《交州异物志》记载了槟榔的特性和药用价值：“槟榔若笋竹生竿，种之精硬。引茎直上，不生枝叶，其状如柱。其颠近上末五六尺间，洪洪肿起若瘣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穗，无花而为实，大如桃李。又棘针重累其下，所以卫其实也。剖其上皮，煮其肤，熟而贯之，硬如干枣。以扶留、古贲灰并食，下气及宿食、白虫、消谷。饮啖设为口实。”[44]
龙眼、荔枝、犀角等也来自东南亚地区，其药用价值为中国医家所认识。汉代医家发现了龙眼的医药价值。《神农本草经》云：“龙眼，一名益智，味甘，平，无毒。治五脏邪气，安志、厌食。久服强魂魄，聪明，轻身，不老，通神明。生南海山谷。”[45]王逸《荔支赋》极写荔枝之有益身心：“仰叹丽表，俯尝嘉味。口含甘液，心受芳气。兼五滋而无常主，不知百和之所出。卓绝类而无俦，超众果而独贵。”[46]《神农本草经》称犀角“味苦，寒，无毒。治百毒、蛊疰、邪鬼、障气，杀钩吻、鸩羽、蛇毒，除邪，不迷惑，魇寐。久服轻身”[47]。张仲景《金匮要略·果实菜谷禁忌并治》以为犀牛角可以鉴别食物是否有毒：“犀角箸搅饮食沫出，及浇地坟起者，食之杀人。”他开列的治疗饮食中毒烦满之方：“犀角汤亦佳。”[48]
西亚是文明最早发达地区之一，其医药学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土。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波斯银盒，内有十盒药丸，是产于阿拉伯地区的乳香。波斯银盒和阿拉伯乳香的发现，说明南越国与古代波斯地区已经有医药学方面的交流，其传入路线当经过海上丝绸之路。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在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中发掘出西汉武帝、昭帝时期的纸文书，其中有三张包裹药物的纸，纸面分别写有所包药物的名称，字体为隶书，其中TO212[49]：2标明为“薰力”。1993年2月在江苏连云港尹湾村汉墓中发掘出的尹湾汉代简牍，其第六号木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反面第四栏第三行记载了一种物品，整理小组的释文为“薰毐八斗”。张显成认为“薰毐”应释作“薰毒”，并根据音韵学知识，将“薰力”与“薰毒”，训释为“薰陆”，即乳香。[50]说明早在西汉武帝、昭帝时期（前140—前74）乳香也通过西北丝路输入我国。
胡麻是油用型亚麻，具有医药价值，汉代传入中国。《神农本草经》把胡麻列为药之上品，云：“上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51]关于其药性，《神农本草经》云：“味甘平，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一名巨胜。叶名青蘘，生川泽。”[52]后世医家都注意到胡麻的医药价值。胡麻在伊朗有着古老的历史。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花剌子模人、赫尔卡尼亚人、帕提亚人、沙伦几亚人和塔门尼亚人都种植胡麻。在波斯，胡麻油至少从阿克门王朝的第一代起就已为人们所知道。美国汉学家劳费尔说，胡麻肯定是由伊朗地区传到中国的。[53](www.xing528.com)
红蓝花即红花。晋张华《博物志》云：“张骞得种于西域。”[54]此说并不可靠，但汉代医家已经发现其药用价值。张仲景《金匮要略》记载有“红蓝花酒方”，治妇人六十二种风及腹中血气刺痛。[55]。《史记·货殖列传》云：“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东晋末徐广注云：“‘茜’，音‘倩’，一名红蓝。其花染缯赤黄也。”[56]说明汉晋时已经种植红蓝花。劳费尔推测这种植物是从伊朗传入的。[57]
胡桐泪又称胡桐律，胡桐树的树脂。胡桐是胡杨的别名，又名异叶杨、野梧桐。《汉书·西域传》上记载，鄯善国“出玉，多葭苇、柽柳、胡桐、白草”。颜师古注：“胡桐亦似桐，不类桑也。虫食其树而沫出下流者，俗名为胡桐泪，言似眼泪也。可以汗（焊）金银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语讹呼泪为律。”[58]胡桐的习性是能吸收大量盐分，在含盐量达2%的土壤内仍能茂盛生长，故塔里木盆地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盐碱地带大量生长，西汉时罗布泊地区多有这种植物。胡桐通过庞大根系大量吸收含盐水分，为了保持体内液态平衡，将多余的盐分排出体外。这种带盐液体干后，初为白色盐结晶，久之变为米黄色，被称为胡桐泪。[59]唐刘恂《岭表录异》云：“胡桐泪，出波斯国，是胡桐树脂也，名胡桐泪。”[60]劳费尔推测“是伊朗人发现了这种树液的药性”[61]。《本草纲目·木部》“胡桐泪”条集解引苏恭曰：“胡桐泪，出肃州以西平泽及山谷中，形似黄矾而坚实。有夹烂木者，云是胡桐树脂沦入土石碱卤地者。”李时珍说它“主治大毒热，心腹烦满，水和服之，取吐。牛马急黄黑汗，水研三二两灌之，立瘥”。又引《唐本草》云：“主风虫牙齿痛，杀火毒、面毒。”[62]现代医学研究说明，胡桐树脂有清热解毒、制酸止痛之功能。用于咽喉肿痛，牙痛，淋巴结结核，胃、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酸过多；外用治中耳炎、痔疮等。胡杨是古老树种，在6000多万年前就在古地中海沿岸地区陆续出现，成为山地河谷小叶林的重要成分。在第四纪早、中期，胡杨逐渐演变成荒漠河岸林最主要的建群种，主要分布在新疆南部、柴达木盆地西部和河西走廊。新疆库车千佛洞、甘肃敦煌铁匠沟、山西平隆等地都曾发现胡杨化石，距今已有6500万年以上的历史。
华佗的医术可能也受到波斯影响。《三国志·华佗传》记载华佗医术：“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63]其中提到的麻沸散显然是一种用于全身的麻醉剂。南宋周密认为华佗的麻沸散就是押不芦，其《癸辛杂识》“押不芦”条云：“回回国之西数千里地，产一物极毒，全类人形，若人参之状，其酋名之曰‘押不芦’。生土中深数丈。人或误触之，著其毒气必死。取之法，先于四旁开大坎，可容人，然后以皮条络之，皮条之系则系于犬之足。既而以杖击逐犬，犬逸而根拔起，犬感毒气随毙。然后就埋土坎中，经岁，然后取出曝干，别用他药制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虽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后，别以少药投之即活，盖古华佗能刳肠涤胃以治疾者，必用此药也。今闻御药院中亦储之。”[64]回回国即阿拉伯地区。李时珍《本草纲目》引周密说，也认为华佗的麻醉药是押不芦，云：“昔华佗能刳肠涤胃，岂不有此等药耶？”[65]劳费尔《押不芦》考证，周密书中记载的传说来自回教国家，押不芦即曼陀罗果，中世纪阿拉伯波斯作家阿布·曼苏尔（Abu Mansur）最早将押不芦著录于他的药书《药物原理》（约成书于975年）。[66]林梅村《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一文认为，押不芦即洋金花，麻沸散中有洋金花的配方。因为从中医学界所做实验和临床研究看，洋金花是目前所知唯一和麻沸散性能相符的草药。[67]洋金花所制胡药可能被汉代来华的中亚或印度僧人带入中国。后世医家所用麻醉药多以洋金花为主要配方。中国古代不产洋金花，宋代高僧法云编《翻译名义集》提到印度有此植物，梵名“曼陀罗”（mandāra）。[68]曼陀罗植物至迟宋代在我国南方广西已有栽培，周去非《岭南代答》一书中有所记载。“麻沸”二字难以在汉语中得到解释，可能来自梵语。古希腊人对曼陀罗的麻醉性能也非常了解，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曼陀罗，古希腊的曼陀罗很有可能也是从印度传去的。
胡粉是指外来的用于化妆的粉，亦可作药用，此种化妆品可能来自中亚地区。汉灵帝喜欢西域胡人的生活方式，京师洛阳贵族之家纷纷效仿，造成一时的胡化风气，喜欢以胡粉化妆便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表现之一。东汉末年男女都喜欢用胡粉化妆，《后汉书·李固传》记载，顺帝时，诸所奏官多不以次，李固奏免一百多名。顺帝死，这些人一方面怨恨李固，一方面又想讨梁冀欢心，乃飞章诬奏李固，说他“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69]。张衡《舞赋》中有“粉黛施兮玉瑱粲，珠簪挺兮缁发乱”的句子。[70]《魏略》记载，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71]。曹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72]。胡粉应该具有香气，因此又是一种香料，汉代还被官署用来涂壁。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郎奏事明光殿，省中皆胡粉涂壁，其边以丹漆地，故曰丹墀。”[73]胡粉还用作绘画的颜料，尚书省“皆胡粉涂画古贤人烈女”[74]。或作为壁画打底的颜料，“省中皆胡粉涂壁，画古烈士”[75]。东汉末年至魏初，洛阳市场上胡粉买卖极盛。《北堂书钞》引《魏名臣奏》中有刘放《奏停卖胡粉》，云：“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宜乞停之。”[76]说明百姓卖胡粉早已成为一种洛阳市场上的生意，由于有利可图，政府也开始从事经营。可见当时从境外运销至中原地区的胡粉数量之多。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一则以胡粉作原料的染发配方：“胡粉、白石灰等以水和之，涂鬓须不白。”[77]汉代传入的化妆品还有一种燕支粉，《古今注》云：“燕支，叶似蒯，花似捕公（蒲公，一作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之燕支粉。”[78]
中亚地区的葡萄在汉代传入中国，其药用价值也被认识。《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国“俗嗜酒（葡萄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79]汉代医书已经列入葡萄，并论述其药性。《神农本草经》将其列入上品，云：“葡萄，味甘，平，无毒。治筋骨湿痹，益气，倍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可作酒（逐水，利小便），生山谷。”[80]与之相关的是葡萄酒及酿制方法，东汉末也从中亚和西域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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