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有古老的医学传统，印度古典医学主流体系“生命吠陀”以及佛教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中亚和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佛教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东汉桓帝时一批西域高僧入华，佛教开始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印度医药和医术伴随佛教的东传而传入。
东汉时入华西域僧人有借医传道者。安世高于东汉桓帝时至洛阳传教，他通晓印度医术，可能是最早将印度医术传入中国的僧人。三国吴康僧会《安般守意经序》说他“针脉诸术，睹色知病”[1]。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称安清“兼洞晓医术，妙善针脉，睹色知病，投药必济”[2]。释慧皎《高僧传·安清传》亦称他“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异术，……无不综达”[3]。汤用彤先生据此指出，汉代“西域来人有传针药者。后汉时针脉诸术盛行，如郭玉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又传华佗善针脉术。又见严昕而谓其有急病（《后汉书·方技传》《三国志·华佗传》），则系睹色知病也。《黄帝素问》依阴阳五行叙针脉诸术，颇疑其为汉时所作（《古今伪书考》）。牟子曰：‘黄帝稽首受针于岐伯。’即出于《素问》。此又西域沙门与中夏道术可以相通之又一事也”[4]。汉地针脉之法可能借鉴了印度医学，与天竺、西域僧人东来传播有关。
东汉末年早期汉译佛典有与医学关系密切的著作。安清译《佛说柰女祇域因缘经》记载了名医祇域的神奇医术。经云瓶沙王与柰女生一男儿，儿生则手持针药囊，梵志预言此子未来必为医王，取名祇域。祇域从名医阿提梨学医七年后行医，“所治辄愈，国内知名”。又获药王树，可以洞见人体内疾病。此后归本国婆迦陀城行医，城中有大长者，其妇十二年中常头痛；拘睒弥国有长者子，肠结腹内，食饮不消；迦罗越家女儿，临当嫁日头痛而死；迦罗越家男儿，骑马落地而死……这些人皆被祇域一一治愈或医活。[5]此经让我们了解到古代印度学医、行医和一些常见病及其常用医药等方面的知识。佛借祇域行医的经历，宣扬了医治外疾、佛治内病的道理。佛教认为医能治身之病，不能治心之疾。所谓内病即佛教说的业障，业障是医术不能治的，只有佛法才能克服业障。唐释智昇《开元释教录》记载，安清译有《人身四百四病经》《人病医不能治经》，[6]显然都是佛理与医学兼具的著作。据隋法经等撰《众经目录》，此二经皆出于《修行道地经》。此经略称《道地经》，或《修行经》，西晋竺法护译。[7]在法护译出之前，众护曾“目其次序，以为一部二十七章”，安清据众护本已经出节译本。史载安清“析（众）护所集者七章译为汉文”[8]。安清之节译本即《道地经》，其中包括《人身四百四病经》《人病医不能治经》。
东汉末年来华的印度僧竺律炎和大月氏僧支越译有《佛说佛医经》，此经以印度哲学“四大”观念为依据，把人体疾病概括为四病，论述诸病缘起，其中论述了疾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疾病与不同月份和季节的关系，不同季节饮食调理问题。[9]其中显然具有某种科学意义，与中国人从五行观念出发研究疾病缘起有相通之处。此经又从宣扬佛法的目的出发，论述“人得病有十因缘”：“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泆；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从是十因缘生病。佛言：有九因缘，命未当尽为横尽：一、不应饭为饭；二、为不量饭；三、为不习饭；四、为不出生；五、为止熟；六、为不持戒；七、为近恶知识；八、为入里不时不如法行；九、为可避不避。如是九因缘，人命为横尽。”[10]其中当然充满佛教说教，但也论证了人的疾病与生活方式和习惯有关，还说明人的疾病与精神因素有关。这些对于中国医家来说，都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东汉末年名医华佗的事迹反映了印度医学对中国的影响。陈寅恪考证华佗的姓名来自梵语，开启中国与域外医学交流史研究之先声。《三国志·华佗传》云：“华佗字元化，……一名旉。”[11]陈寅恪指出天竺语有“agada”一词，乃药之义，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华佗即“阿伽陀”省去“阿”字后之读音，“元化固华氏子，其本名为旉而非陀，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佗’，实以‘药神’目之”。安清译《佛说柰女祇域因缘经》记载祇域诸奇术与华佗治病奇效不异，或相类似，有递相因袭之迹，说明华佗故事中有将外来故事附会于本国人物的迹象。[12]华佗观色知病也与安清的事迹相仿佛。华佗的医术有的来自印度。(www.xing528.com)
印度药物有的汉代时已传入中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物产“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13]。印度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等皆有医药价值，其使节入汉，必然成为其入贡的物品。“石蜜”一词最早见于汉代文献，并明言来自域外。东汉张衡《七辩》云：“沙饧石蜜，远国储珍。”[14]季羡林考证，石蜜又称为“西极石蜜”或“西国石蜜”，来自古代印度。他举出西方各国表示“糖”和“蔗糖”的单词都是外来词，来自梵文的“arkarā”，还有“kha 
aka”，巴利文“sakkharā”，说明欧洲的糖或蔗糖是从印度来的。[15]原产于印度的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世界各地。印度制蔗糖的方法，是将甘蔗汁晒成糖浆，用火煮练成为蔗糖块（arkarā）。这正是《凉州异物志》所谓“实乃甘蔗汁煎而曝之”制成法。梵文又有“石”的含义。印度的“石”糖在汉代传入中国，汉代文献中的“石蜜”“西极石蜜”“西国石蜜”即由西域进口的“石”糖。其中“西国”“西极”正是梵文“arkarā”的对音，“石蜜”是梵文的意译。石蜜既是美食，也有药性。汉代中国人对其已经有所认识。汉代医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把石蜜列为药之上品：“石蜜，一名石饴。味甘，平，无毒。治心腹邪气，诸惊，痫，痉，安五脏，诸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众病，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生山谷及诸山中。”[16]汉代最早通过南方沿海地区得到印度石蜜。《西京杂记》记载闽越王曾献给汉高帝“石蜜五斛”[17]，应当是南越国经海路获得的印度产品。汉朝后来又直接从天竺国贡献中获得石蜜。以蜜和蔗糖入药是印度医学传统。古代印度人所谓“药”（bhaisajya）由四种成分组成，即酥、油、蜜和石蜜。[18]吉敦谕指出，蔗糖的制造开始于汉代。[19]林梅村指出，古代中草药方剂称“汤”或“散”，丸药在我国出现较晚，蜜和蔗糖是制作丸药必不可少的原料，石蜜来自印度，中国制作丸药的技术无疑学自印度。[20]
黑盐出于天竺，汉代有可能获得黑盐。在中国古代医书中，黑盐被视为域外传入的药物之一，南朝梁陶弘景说：“黑盐，主腹胀气满……疑是卤碱。”[21]大概黑盐在汉代偶有传入，此后中国人久不见黑盐，故不知其为何物。陶弘景不能肯定黑盐是卤碱，实际上也不是。苏恭《唐本草》指出：“卤碱生河东，河东盐不釜煎，明非凝滓，又疑是黑盐，皆不然。”[22]唐代又从域外传入黑盐，并知道在其本地用为药物。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信度国“多出赤盐，色如赤石，白盐、黑盐及白石盐等，异域远方以之为药”[23]。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云信度国出“赤盐、白盐、黑盐”[24]。信度国方位其说不一，康宁哈姆考证，在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北部上信德（Upper Sindh）以苏库尔为中心的地带。海格认为玄奘记载的信度应包括Salt Range在内，其国都应求之于德拉贾特（Derajāt）附近。瓦特斯则认为在现今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南部。[25]各家说法不同，但都在今巴基斯坦境内。美国汉学家薛爱华说：“天宝五载（746），突骑施、石国、史国、米国以及罽宾的联合使团向唐朝贡献了‘黑盐’——同时贡献的还有一种‘红盐’。天宝十载（751）、天宝十二载（753）位于乌浒水以南，以‘国有车牛，商贾乘以行诸国’著称的火寻国，也向唐朝贡献了黑盐。”[26]如果唐时的黑盐与汉代的黑盐是同一种矿物的话，黑盐出自域外更无疑问。但几个国家组成联合使团进贡某一种物品的说法则不近情理。查其原始出处，天宝五载的贡献，依据《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闰十月，……突骑施、石国、史国、米国、罽宾各遣使来朝，献绣舞筵、毾
、红盐、黑盐、白戎盐、余耳子、质汗、千金藤、琉璃、金、银等物。”[27]显然这是把入贡国家及其贡物相提并论的说法，并不是几个国家共同贡献了黑盐等。火寻国天宝十载献黑盐，据《新唐书·西域传下》记载：“天宝十载，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28]火寻国与石国、史国、米国皆属粟特人昭武九姓国，其地皆近今巴基斯坦，因此向唐朝入贡黑盐的应该是这几个中亚小王国。火寻国方位在“乌浒水之阳”，按照山之南、水之北为阳，[29]其地在乌浒水（今阿姆河）之北，薛爱华理解为“乌浒水以南”有误。不管是汉代，还是唐代，这种得之入贡的黑盐数量极少，并没有普遍应用，因此提到黑盐，诸医家都言之不确。
诃梨勒，或写作“诃黎勒”，落叶乔木。叶长椭圆形，叶里呈粉白色，开秋结果，果实为青黄色，为五六棱形之卵状，简称“诃子”，意译为“帝释天持来的妙药”，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可治眼疾、风邪，且有通便之效。法云《翻译名义集》云：“此果为药，功用至多，无所不入。”[30]汉文医籍中最早把诃梨勒当作药物记录的文献是东汉末张仲景《金匮要略》：“气利（痢），诃黎勒散主之。”[31]书中又有“诃黎勒散方”：“诃黎勒十枚，煨。右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32]其“杂疗方”又记载“长服诃梨勒丸方”，主治腹胀。其配方：“诃梨勒、厚朴、陈皮各三两，右三味，末之，炼蜜丸如桐子大，酒饮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33]诃梨勒果实在汉代传入中国，作为药用。后来也移植中国，因是经过海路而来，所以先见于南方沿海地区。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诃梨勒树，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榄、六路，皮肉相著，可作饮，变白髭发令黑，出九真。”[34]九真郡在今越南境内，说明原来生长于印度的诃梨勒是经过东南亚而来。雷云飞指出：“诃子原产波斯、印度、缅甸，马来西亚亦产。……到汉代时，诃子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并开始栽于云南西部和广东南部。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时，广州乾明寺（今光孝寺）就栽有诃子数株。”[35]但这种栽种数量极少，唐代仍从域外传入，非常珍贵。诃梨勒不仅果实具有药用价值，树叶也具有药效，可以祛除久治不愈的疾病。唐代诗人包佶《抱疾谢李吏部赠诃黎勒叶》诗云：“一叶生西徼，赍来上海查（槎）。岁时经水府，根本别天涯。方士真难见，商胡辄自夸。此香同异域，看色胜仙家。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36]说明他获得的诃梨勒叶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传来，并认为诃梨勒叶有“调气”“伐邪”和“祛老疾”之功效。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诂笺五》引遁叟语：“包佶《诃梨勒叶》诗：‘茗饮惭调气，梧丸喜伐邪。’按《本草》：‘诃梨勒树似木梡，花白，子似栀子，主消痰下气等疾。来自南海舶上，广州亦有之。’茗亦能下气，此言其功胜茗。梧丸，谓入用丸如梧子也。今医家所用诃梨勒，是其子，不闻用叶者，应是《本草》失收耳。”[37]佛教经典中非常强调诃梨勒的医药价值，自然引起中国医家对诃梨勒的重视，其医药价值应该是随着佛经的翻译为汉地所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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