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开头，我就替自己解除了为童年的消逝提供“解决方案”的负担。但是，在本书结束时，我希望提出一些读者可能觉得有兴趣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在我研究过程中的某个时候产生的，然后就留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这也是我摆脱问题的方法，至少暂时如此，也就是说，我在设法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虽然读者自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想到这些问题举足轻重，我感到很荣幸。
本书以童年是社会产物，而不是生物需要作为开头。精通儿童心理学的读者会把这种说法至少看作有问题的，糟糕一点儿，则是不成立的。以弗洛伊德、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阿诺德·格塞尔，尤其是让·皮亚杰这样有权威的研究者为支柱，普遍的观点认为，可观察的儿童发展的各个阶段是受生物规则控制的。实际上，皮亚杰把他的研究称作“遗传认识论”。他指出，儿童从一个智力层次进步到另一个智力层次，遵循的是一个遗传的原则。我没有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在许多方面，它跟本书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干。事实上，童年作为社会结构的想法在中世纪并不存在。它是到了16世纪才产生的，而现在正日益消逝。当然，假如皮亚杰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童年的概念就不是应运识字能力而发明的，它不过是被发现了而已；而新的信息环境也并没有使它“消逝”，只不过是压制它的存在而已。
由于皮亚杰基本采用的是非历史的方法，我相信他的研究有局限性。他没有充分注意到，他所观察的一些儿童的举止在早期历史阶段可能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相当不同。不过，我倒愿意相信他是正确的。如果他正确，那么我们可以激励自己相信，只要稍有机会，童年仍会坚持自己的存在。因为如前所述，你不可能蒙骗孕育万物的大自然，至少不可能永远蒙骗下去。但是，如果童年只是文化的产物——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观点——那么，它需要等待我们的传播环境发生惊人的重组，才会坚定不移地重新出现。而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因此，我们面临着童年的出现可能只是文化历史的脱轨，像马拉的大车或白纸上的黑色涂鸦一般，转瞬即逝，不再出现。
为了让自己振奋起来，我愿意满足于下面的构想，并希望未来的研究将能证实我的观点：童年的概念类似于语言学习，它具有自身的生物基础，但是，除非有社会环境的激发和培养，即社会需要它，否则它不可能实现。假如文化被一种媒介控制，而这种媒介要求年轻人分离，才能学会非自然的、专业的和复杂的技能和态度，那么，童年的概念便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清楚有力而且不可或缺。如果文化传播的需求不要求年轻人长期隔离，那么童年将保持缄默无声。
美国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完全生活在被20世纪的技术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国家。很少有例外，美国人都愿意让他们的景观、城市、企业机构、家庭生活以及他们的思想去适应他们情愿叫作“技术进步”的各种要求。因此，我们可以正当地说，美国现在正处于它的“第三次伟大实验”（the Third Great Experiment）中，全面的结果还一点儿都不清楚呢。
“第一次伟大实验”是托马斯·潘恩[1]称作“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它起源于18世纪后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是建筑政治结构的可靠想法吗？”“第二次伟大实验”起源于19世纪中期，属于社会性质的，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民族组成的人口，他们有自己的语言、传统和习惯，文化能从这样的人口中造就出来吗？在实验过程中允许某些失败，但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实验都相当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的奇迹，令人羡慕。
“第三次伟大实验”始于20世纪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文化如果允许现代科技全面主宰它的命运，那么它能保留原有的人道价值，同时创造新的价值吗？奥尔德斯·赫胥黎[2]和乔治·奥威尔[3]已经给出了他们的答案，那就是：“不能。”刘易斯·芒福德也给了他的答案，是“可能不行”，诺伯特·维纳[4]的答案跟前者如出一辙。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几乎每年都在报告里提出他的答案，那是所有答案中最铿锵有力的“不可能”。那些给出各种各样的“能”的答案的人，有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梅尔文·克兰兹伯格（Melvin Kranzberg）、塞缪尔·弗洛尔曼（Samuel Florman）和伊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阿西莫夫过分迷醉于技术的成就和潜能。显然，这个问题依然有待解答，允许我们进行猜测。技术本身被神化，政治过程被降格，成人的头脑日益萎缩，童年逐步走向消亡，这些都是可悲的迹象。全世界都在看着美国能否走出肢解过去历史的困境，然后制订出相应的挽救计划。
但是，美国人还没有开始考虑这个问题。20世纪科技的震撼，麻痹了我们的头脑。我们刚刚开始注意到科技发展过程中抛撒给我们的精神和社会的残渣。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因震惊而目瞪口呆。例如，我们也许还记得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在1965年出版的《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该书对一个重要的技术进行了强有力的批评，受到了读者的普遍欢迎。不错，这本书的确是在美国人允许汽车改变他们的景观、城市和社交生活之后才出版的。但它还是出版了。此后，其实紧接着，悄悄地涌现出大量其他的批评以及论述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的著作：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埃勒尔的《科技社会》（The Techonological Society）、维纳的《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senbaum）的《计算机威力与人类理性》（Computer Power and Human Reason）、芒福德的《机器之谜》（The Myth of the Machine）、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的《20世纪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布尔斯廷的《图像》（The Image）等等。这些书，包括后来出版的书，都有助于美国人停下脚步，认真思考一下未来，并向他们指出技术可以为他们服务，而不是他们为技术服务。因此，我们有理由希望文化分裂的早期迹象不会持久。
至于童年的概念，我相信，长远来看它一定会成为当今科技发展的牺牲品。电的发明搅乱了使童年产生并得到培育的信息环境。但是，失去童年，并不等于我们要失去一切。归根结底，印刷术粉碎了世界宗教团体的团结，摧毁了口语传播传统的亲密无间和诗意，削弱了区域的忠诚，并创造了极其没有人性的工业体系。但是，西方文明中的一些人道价值依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并且还能创造出一些新的价值，包括那些有关养育儿童的价值。由于我们从事的事业所带来的初次震撼已经开始减弱，我们还是应该想象自己处在一个比较愉快的地位，到头来也许会产生一些值得保存的东西。
在50年代，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会记得，如果你贸然评论，说某个政党在某个领域里提出了好主张，那你就要做好准备接受指责，至少说你是“一路货”，最糟说你是个持有正式党牌的党员。今天，在某些领域内，关于宗教极端主义运动的问题，同样的思维方式很流行：说一句与宗教极端主义立场不谋而合的话，会使你遭到谴责，说你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传统。为准备反击这种指控，我想说，宗教极端主义复活，依我之见，潜藏着危险，因为它充满着宗教的盲从和政治极权主义的精神。此外，我的印象是许多信奉宗教极端主义的基督徒热爱他们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胜过热爱上帝，没有任何东西比让他们的主绝望更使他们快乐：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支持在他们独立国家的武器库里添加一种毁灭性的武器[5]。
然而，如前所述，这个有时被称作“道德多数组织”的团体，在我看来，比其他任何组织更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信息环境对儿童的影响。它试图安排从经济上抵制某些电视节目的赞助商，它努力恢复对性的抑制和尊重感，它尝试建立坚持严格礼仪标准的学校，这些都是旨在保存童年的积极活动的范例。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有效地达到目的，因为它的力量太弱小，起步也太迟，实际上，也不能解决一个纯粹需要信息环境重组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我相信，这种努力还是值得称道的，而且，谁知道，也许它可以减缓童年瓦解的脚步，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来调整，适应童年的消逝。
自由主义的传统，或者，如“道德多数组织”轻蔑地称呼的“世俗的人道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贡献少得可怜。例如，在反对经济上抵制电视赞助商时，民间自由论者采取的是一个奇特的立场。他们认为，与其让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道德标准来控制电视内容，还不如让宝洁公司来控制。无论如何，就政治哲学对文化变迁的影响能力来说，自由主义传统往往鼓励童年的消亡，慷慨大方地接受一切现代的东西，因而也相应地敌视一切设法“使时钟倒走”的行为。但是，在有些情况下，时钟本身是错的。“道德多数组织”可以提醒世人，这个世界曾经对儿童热情友好，并感到对儿童的未来负有重大的责任。我认为，我们虽然不赞同“道德多数组织”的傲慢自大，但借用他们的一些历史回忆总是可以的。
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技术是电脑。为了设计电脑编程，人们基本上必须学习一种语言。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掌握复杂的分析技能，类似于一个完全有文化的人需要具备的技能。这就要求进行特殊的训练。如果人人都需要了解电脑如何运作，如何将它们的世界观强加于我们，如何改变我们对判断的定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全球性的电脑文化被视为必需，那么，可以想见，年轻人的教育会变得非常重要，年轻人的文化必须与成人文化不同的想法也会被保存下来。但是，这样的发展有赖于许多不同的因素。媒介本身所具备的潜在结果，也可能由于媒介的使用方法而变得不起作用。例如，广播电台本质上有扩大和颂扬人类语言的力量和诗意，世界上有些地方正是利用广播电台发挥这种功能。在美国，部分是由于电视竞争的结果，广播电台已不过是音乐行业的附属物而已。于是，其结果虽然维持了说话能力，但至于成熟的语言，除了了不起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之外，几乎完全从无线电波中消失了。因此，利用电脑来推动平民百姓进行有序的、逻辑的和复杂的思维，也并不是必然的。举例来说，如果让大部分半文盲的百姓用电脑上的视觉游戏来自娱自乐，让百姓使用电脑并被电脑利用，却无须理解其中的所以然，这样可能更符合某些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如此，电脑就会保持神秘莫测，为官僚精英人士所控制。教育年轻人也完全没必要。于是，童年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它通往被淹没的旅程。
只有两个机构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一个是家庭，另一个是学校。如前所述，家庭的结构和权威已经受到严重的削弱，因为家长对年轻人所接触的信息环境完全失去了控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电视比作“第二家长”。她这么说，是指我们的孩子在电视机前所花的时间，确实要比和他们的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这么算来，父亲可能是“第四或第五家长”，落在了电视、唱片、广播和电影之后。实际上，拜尔电话公司在家长的价值日趋下降的驱动下，居然厚颜无耻地鼓励父亲使用“故事专线”（Dial-a-Story），以此来替代他们亲自讲故事给孩子们听。无论如何，很显然，媒介已经削弱了家庭在塑造年轻人的价值观和情感发展上的作用。(www.xing528.com)
除此以外，也许由于媒介控制的天地越来越大，许多家长对自己抚养孩子的能力丧失了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知识和直觉是不可靠的。结果，他们不但不抵制媒介的影响，反而去向那些被认为懂得如何对孩子最好的专家求教。因此，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指导顾问、教师和其他一些代表公共机构观点的人士侵占了家长权威的大片领域，而且这大多是受到家长邀请的。这意味着传统上以亲密、依赖和忠诚为特点的亲子关系因此而丧失。诚然，现在有些人相信亲子关系主要是神经质的，相信社会公共机构要比家庭能更好地为儿童服务。
对家庭的威力更具破坏力的是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点上，为了不使自己被误解，我要立刻说明，将妇女从有限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是技术革命真正人道的一个结果，应当受到一切有知识的人民的支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由于妇女在商业、艺术、工业和各种职业中发现了自己的位置，传统意义上的育儿形式所具有的优点和意义，也一定会发生严重的衰退。无论人们对把妇女看作专门的养育者有什么样的批评，事实上，正是妇女，也只有妇女，才是童年的监督人，她们始终在塑造童年和保护童年。让男人抚养孩子的说法无论多么有道理，男人不可能在抚养孩子方面承担任何妇女所扮演的并依然在扮演的角色。因此，当父母双方都走向社会时，儿童就变得有些累赘了，而且，人们越来越认为童年结束得越早越好。所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表明，除非社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美国家庭不会起来强烈反对童年的萎缩，直至瓦解。
至于学校，它是所剩的唯一一个承认儿童和成人有重要的不同，成人拥有有价值的东西可以教给儿童的社会公共机构。由于这个原因，孩子气的乐观主义者依然著书立说，向教育者提出如何进行教育，尤其是如何寻求保存活动的建议。但是，学校的权威日益下降，已经有很好的引证。在一个经历了剧烈变化的传播结构里，引用麦克卢汉的话就是，学校已变成了禁闭场所，而不是学习场所。当然，教育者对于应该如何对待儿童是感到困惑的。例如，当教授文化知识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时候，教育者甚至对这一古老而受尊重的工作也丧失了热情，不知道是否应该将它彻底抛弃。再举一个例子，同样令人沮丧：在一些学校，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就已经给自己加上了所谓“职业培训”的课程，这显然表明了微型成人的重新出现。很显然，学校能够有力地反映社会趋势，却不大能够引导社会趋势。至于在反对社会趋势方面，学校几近无能为力。
不过，学校作为识字文化的产物，不会轻易参与攻击家长的地位。无论学校的努力多么微不足道，学校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防止童年消逝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消说，到了一定的时候，当所有的教师和行政人员自己都成了电视时代的产物时，无论抵制曾是多么有力，这时候抵制不仅会失去它的力量，而且抵制的意义将会被遗忘。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依我之见，是“非也”。但是，如同所有的抵制活动一样，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具体地说，抵制需要设想父母养育孩子是反叛美国文化。例如，只要父母保持在婚姻中，这本身就是违抗的行为，也是对一个持抛弃态度的文化的侮辱，因为在这样的文化中，持续性是没有意义的。跟自己的父母、亲戚住得很近，这样，孩子们可以日日感受血缘的意义，以及对长辈尊敬和责任的价值，这也至少是90％的非美国人的做法。同样地，坚持要孩子们学习延迟满足感的磨炼或性行为上的谨慎，或举止、语言和风格上的自我约束，就是把自己放在几乎与一切社会潮流相对立的地位。而且，要保证孩子们努力学习，成为识字有文化的人，出奇地耗费时间，甚至代价昂贵。然而，最具反叛意义的是努力控制子女接触媒介的机会。事实上，要这么做有两种方法：一是限制子女暴露在媒介前的时间；二是仔细监督子女接触的媒介的内容，并持续为他们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的主题和价值方面的批评。要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而且，这么做，需要家长在抚养子女方面付出极大的关注，这是多数家长都不准备做的。
不过，还是有一些家长坚定不移地做这些事。他们实际上是在公然蔑视他们文化的指令。这样的家长不只是在帮助他们的孩子拥有一个童年，而且同时是在创造某种知识精英。当然，短期来看，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一旦成人，会很受商业界、专业领域和媒介本身的欢迎。长远来看，我们能说什么呢？只有这一点：抵制这个时代的精神的家长将促成一个所谓“寺院效应”（the Monastery Effect），因为他们在帮助延续人道传统的存在。我们的文化会忘记它需要儿童的存在，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它已经快要忘记儿童需要童年了。那些坚持记住童年的人将完成一个崇高的使命。
[1]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启蒙学者。1776年出版《常识》小册子，号召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译者注
[2]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 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3]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英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巴黎伦敦落魄记》和《动物庄园》等。临终前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描绘了未来独裁统治下的恐怖情景。——译者注
[4]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 1894—1964），美国数学家，哈佛大学哲学博士。1948年提出控制论，对现代计算、控制、通信、自动化技术、生物学和医学理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哲学上，自认为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译者注
[5]毁灭性的武器指核武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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