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象牙牌的香皂做过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电视广告。在广告中，我们看到分别为母亲和女儿的两个女人。观众受到要猜测哪个是母亲、哪个是女儿的挑战。她俩看上去都不到30岁，年龄上没有多少差别。我把这则广告当作一个异常明确的证据，来证实成人和儿童之间的区别在消逝的观点。虽然许多其他广告的含义也很明显，但这个例证直截了当，切中要害。在美国文化里，母亲看上去跟女儿一样年轻，或者女儿看上去跟母亲一样成熟，现在已经成为人人期待的事了。这究竟意味着童年在消逝，还是成年在消逝，只是提问的方式不同而已：做一个成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做一个儿童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一个清楚的成人概念，那么，也不可能有一个清楚的童年概念。因此，本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让儿童“消逝”，也可以表述为我们的电子信息环境正在使成年消逝。
我在此颇费苦心地想阐明，现代的成人概念多半是印刷的产物。几乎跟成年相关的所有特征都是由于一个完全识字的文化的要求，或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要求而产生的：自制能力，对延迟的满足感的容忍度，具备抽象、有序思维这样高一级的能力，关注历史的延续性和未来的能力，高度评价说理和等级秩序的能力。由于电子媒介将识字能力推至文化的边缘，进而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地位，各种不同的态度和性格特征开始受到重视，同时一个缩小了内涵的新的成人定义开始出现。这个定义不把儿童排除在外，因此，其结果是人生阶段的划分又进行了重新组合。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
成人化的儿童可以定义为一个在知识和情感能力上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人，尤其在特征上跟儿童没有显著的区别。这样的成年人古往今来始终存在，但各种文化的不同，在不同程度上或鼓励或打击这种性格模式。在中世纪，成人化的儿童是一种常态。这主要是因为没有读写能力，没有学校和礼仪规范，因此对做一个成人也没有特别的训练和知识。出于类似的原因，成人化的儿童在我们的文化中正逐渐变得习以为常起来。我留待下一章提出证据，证明这的确在发生。本章的目的是要阐述这种现象如何发生和为什么会发生。
简短的答案已经包含在我前面的论述里面：由于人类生长所依赖的符号世界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尤其不要求儿童和成人的情感有任何区别，这样人生的两个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合二为一了。
那是我的理论。详尽一些的答案不过是评论而已。然而，这正是我接下去要讨论的。
在探讨现代成人化的儿童之所以产生的问题时，我们可以有许多切入口，可是在一个主要靠电视传播政治信息的社会里，无论从哪一方面观察，都不如观察它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判断所包含的意义更能说明问题。如前一章所提到的，在电视出现以前，控制传播给大众的有关政治领袖的信息的数量和种类还相对容易。电视出现之后，这种控制变得非常困难，那些追求政治公职的人必须雇用“形象经理人”以期控制公众对他们的了解。产生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自然纯属电视提供的信息的数量问题。更重要的却是信息的形式问题。
跟所有人一样，美国的政治领袖不仅通过语言陈述的形式提供信息，而且以非语言的方式“发出”信息。他们的站立姿势、微笑、眼神、出汗、表示愤怒等等，跟他们所说的表达同样多的信息。很自然，控制他们“发出”的信息要比控制他们提供的信息困难得多。正因为如此，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始终摆脱不掉他的二手车推销员的形象，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则甩不掉他的蠢汉形象。对这些挥之不去的认知印象，电视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它准确地揭示了屏幕上活生生的人物所发出的多数信息。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从无线电上拾来的“电视观众”这个比喻，那其实是一个错误。即便在人物形象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如总统演说，那个形象依然处在人们意识的中心。其实电视通常如此，电视上的形象不断变换，观看者完全忙于（若没有被吓倒的话）关注非语言的信息。简单地说（我恐怕已翻来覆去地说过多次），电视不能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思想上来，因为思想是抽象的、有距离的、复杂的和有秩序的，而电视总是把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人物身上，因为人物是具体的、生动的和完整的。
这意味着电视已经彻底改变了政治信息的符号形式。在电视时代，政治判断从对提议的知识评判转化为对整个人物形象的直观而情绪化的反映。在电视时代，人们赞成或不赞成这些政客，如同喜欢或不喜欢他们一样。电视重新定义了“正确的政治判断”，它把政治判断从一个逻辑判断转变成了一个审美判断。一个勉强识字的10岁的孩子能解释或至少能对候选人所发出的信息做出反应，其迅速程度和容易程度跟一个知之甚多的50岁的人不相上下。其实，儿童的感觉甚至可能更敏锐。总之，语言和逻辑几乎变得毫不相干。
政治判断的含义发生改变并不是从电视开始的。它是19世纪的图像革命所产生的一个意外后果。但是电视自身发展如此迅速，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有了电视以后，我们的政治意识在质量上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不同的层次。有趣的是，这种降格代表了新媒介偏见和旧媒介偏见之间的矛盾冲突。当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时候，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和他的同事们假定说，一个成熟的公民必须包含相当高层次的识字能力和相应的分析技能。出于这个原因，通常限定年龄在21岁以下的人被排除在选举程序之外，因为人们进一步假定说，获得复杂的识字能力需要相当长时间的训练。这些假定在18世纪完全合适，因为当时的社会是围绕印刷文字来组构的，政治话语大多是通过书籍、报纸、小册子和受印刷影响极大的演讲来进行的。因此，正如法国政治学家A·C·托克维尔[1]所指出，美国的政治是印刷在纸张上的政治。
无论还有什么其他假定在引导我们政治结构的发展（例如，有关财产所有权和种族的假定），最根深蒂固的是假定成人和儿童在智力上存在不同，成人有做政治判断所需要的资源，而年轻人则没有。如乔治·康茨（George Counts）曾经说过，电子媒介已经废除了《人权法案》。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过分，但是很显然，在电视时代做政治判断并不需要复杂的文化技能，甚至不需要识字的能力。有多少投票年龄的美国人读过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on）所写的东西？或者读过为他提供思想体系的人写的东西？有多少人能够领会总统竞选辩论时所提出的各种论点？有多少人相信里根曾提出过的一些论点是吉米·卡特或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无法驳斥的？
只要稍加提问，人们就会马上明白这些问题是多么没有意义，同时也会意识到在评价一个电视人物时，思想意识假定、逻辑的一致性和逻辑的力量以及语言运用的灵活性，这些东西起的作用是多么渺小。假如我们说安德鲁·杰克逊[2]执政的时代把政治生活从贵族手中夺走交给百姓，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说，电视时代把政治从成人的头脑中全盘夺走了。正如杰克逊改变了社会舞台一样，电视改变了政治得以表达和理解的符号领域。虽然新闻界因为受到既得利益的限制，声称情况并非如此，但其他人都承认情况的确如此，尤其是那些参加竞选的人和那些被雇来教他们如何竞选的人。
假如这个结论看上去夸大其词，那么想一想电视所传播的公共信息的问题。为了对政治意识的品质做一个判断，我们必须对公民所能获得的信息的特点进行分析。多数美国人已经习惯于通过电视来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而且多数是通过人所共知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形式。他们有什么样的体验？他们接受的是什么样的信息？电视为他们提供了怎样的视角和深刻见解？电视新闻节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为成人的头脑而设计的？
为了解电视新闻节目，即那种在纽约、芝加哥或旧金山可以看到的晚间新闻节目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它的结构。例如，所有这类节目都是以音乐开始，以音乐结尾的；而且在播映告一段落的时候，所播放的商业电视广告也有音乐。这种音乐的用意何在？跟戏剧和电影一样：刺激观众的情绪，制造紧张气氛，为某种心理期待做铺垫。但是，电影音乐和电视新闻音乐在功能上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因为电影音乐是随着电影内容所需要的特定情绪而变换的。电影里有恐怖的音乐、快乐的音乐、浪漫的音乐等等。而在电视新闻节目里，播放的音乐始终不变，无论放在头条的重要新闻是入侵阿富汗，采纳市政府预算的问题，还是超级杯赛获胜的消息。通过每天晚上在同一时段使用同样的音乐，仿佛为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进行伴奏，电视新闻节目是在提出他们的主导主题，即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这中间并没什么重要差别，昨天需要的情绪今天同样需要。总之，这一天的事件是没有意义的。
电视新闻节目的这个主题是通过多种形式开发出来的，包括美感、速度和不连续性。对于美感无须赘言，只要看看电视新闻播音员就可看出，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和美貌，或许可以说是美国最漂亮的一群人。电视很自然地偏向于采用有强烈吸引力的图像。几乎无一例外，人物的脸蛋是否漂亮比人物的声音是否具有表现力更受到优先考虑。一个电视播音员是否理解所报道的内容的意思并不重要；许多人甚至不能做出恰当的面部表情，来配合他们嘴里所说的话。还有一些人甚至连尝试的努力都没有。观看者是否喜欢看他们的脸蛋才是最重要的。坦白地说，就电视而言，在美国没有一个60岁的妇女能够做新闻播音员，因为观看者不会为她们的面孔着迷。因此，重要的是谁在播音，而不是被播的内容。
人们也相信观众喜欢变化，排斥复杂，正因为如此，在一个典型的30分钟的节目里，一般会播出15到20个“故事”。扣除广告时间、节目推销时间，还有播音员之间戏谑的时间，这样算下来平均每60秒钟一个新闻故事。随机抽取WCBS[3]的一档节目，这天晚上它是这样安排的：一则政府官员受贿的故事报道了264秒；一个相关的故事牵涉参议员拉里·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用了37秒；伊朗新闻40秒；有关苏联民用航空总局（Aeroflot）的新闻22秒；阿富汗的大屠杀28秒；有关穆罕默德·阿里25秒；新墨西哥州的监狱暴乱53秒；抗议电影《巡游》（Cruising）的活动160秒；有关“54工作室”（Studio54）[4]业主的报道18秒；影星苏珊娜·萨默斯（Suzanne Somers）的报道18秒；有关火箭女郎（the Rockettes）的歌舞表演16秒；经济萧条的深度报道（第一部分）174秒；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的报道22秒；圣约翰队对路易斯维尔队的篮球比赛166秒；天气预报120秒；电影评论100秒。
这种限定“新闻”的方式造成了两个有趣的结果。第一，它让观众难以去思考一个事件；第二，也让观众难以去感觉一个事件。所谓“思考”，我是指有时间和动机去问自己：这样一个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之所以产生的理由是什么？它跟我所了解的世界有什么联系？所谓“感觉”，我是指人类对谋杀、强奸、纵火、贿赂及一切恶性事件的正常反应。在早些时候做的调查中，我只能确定有一个故事，观者看后都记得对这个故事感到厌恶和恐怖的情绪：母亲将一个“恶魔缠身”的孩子烧死。新闻节目经常会加30到45秒“街头人士”做出的“情绪”反应，似乎在提醒观者他们应该对某个特定的故事有一些感觉。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很有意思。我把它当作制片人方面内心愧疚的表现，因为他们完全明白他们的节目没有给人们做出反应的空间。在上面提到的WCBS的节目中，并没有采访人们对阿富汗大屠杀和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的情绪反应。然而，对新泽西参议员哈里森·威廉斯（Harrison Williams）的受贿指控，却有35秒的“街头”反应。有幸在电视上发表评论的人说，他们觉得很糟糕。
当然问题的关键是，电视上播出的所有事件完全缺乏历史背景或其他相关的背景知识，并且以如此支离破碎和连篇累牍的方式播映，结果造成这些新闻像缺乏明显特征的溪流从我们的头脑中洗刷过去。这是电视的催眠作用，它使人们的理智和情感变得迟钝了。诚然，电视音乐、节目提示（“下面请看新墨西哥州监狱的暴乱……”），还有新闻播音员之间的互动（“新泽西发生了什么事，简？”），都是要制造一种兴奋的情绪和紧张局势有待解决的气氛。但这完全是弄虚作假，因为播放出来的新闻非常短小精悍，而且非常匆忙。一条新闻在播放时，另一个故事已在后台蠢蠢欲动了，心急火燎地等待它在电视上的37秒。这样，人们几乎不可能在脑子里把兴奋的允诺和期待的解决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电视新闻节目的兴奋主要是靠速度的作用，而不是实质的内容。它是以信息流通来制造兴奋，而不是新闻本身的意义。
可是，如果思考和感觉新闻很困难的话，这绝不是说观者无须对这个世界有感觉，或至少有个态度。而这个态度，如我所说，就是所有的新闻事件既没有事发之前的原因，也没有事发之后的后果，毫无价值可言，因此也毫无意义。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电视新闻节目出奇的不真实、缺乏连贯性，几乎已经到了任何事情之间都没有关系的地步。比如说，苏联民用航空总局和影星苏珊娜·萨默斯之间有什么关联？54工作室和伊朗呢？电影《巡游》和阿富汗的大屠杀呢？受贿的官员和火箭女郎的歌舞表演呢？这些故事都有追踪报道吗？昨天有过相关的报道吗？为什么给伊朗新闻40秒，而圣约翰队的比赛要166秒？电视如何确定苏珊娜·萨默斯的播出时间需要比穆罕默德·阿里短一些？最后，各种电视广告和其他故事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在WCBS的节目里，共播放了21条电视广告，占了将近10分钟时间。在受贿故事之前有3条广告，新墨西哥州监狱暴乱之前有4条，有关经济萧条的专题报道（第一部分）之前有3条。你完全可以想象，商业广告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给人以满足感、安全感，其中还有两条是有关性快乐的承诺。
鉴于电视将新闻节目如此杂陈并置，人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世界呢？人们该如何评价事件的重要性？它表现了什么样的人类行为准则，并以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来评价这些准则？对于这样的问题，电视新闻节目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答案：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比例大小的问题。事件的发生完全是个体特征的反应；历史并不相干；评判事件的价值也是没有理性根据的。新闻，简言之，并不反映成人的世界观。
诚然，人们甚至不能在这种世界观中找出自相矛盾之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电视里播放4条赞美美国富裕的商业广告之后，紧接着又播放新墨西哥州监狱里囚犯的绝望和堕落。人们原本期待新闻播音员至少会眨眨眼，但他完全不理会自己在说些什么。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电视新闻节目（a television news show）恰恰反映了它的名称所包含的意义。一个节目[5]是一种娱乐，一个虚假和幻想的世界，经小心筹划后拼接在一起以期产生一系列具体的效果。这样可以让观众欢笑、哭泣或目瞪口呆，这就是新闻节目所做的事。而一些制片人在接受艾美奖时宣称，这样的节目旨在使大众变得更有知识。这真是大言不惭。当然，其结果是“政治人”（political man）的概念受到轻视，从而逐步破坏了成人式的理解和儿童式的理解之间的区别。
这个进程还延伸到了政治之外的领域里。例如，我们来看看“商业人”（commerical man）和“宗教人”（religious man）的退化，其实应该说“融合”。成人情感的显著标志之一是，成人有能力区分商业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不同。在大多数文化里，这种区别明白易懂。但在电视时代，这种区别变得无可救药的含混不清，主要是因为电视广告这种无所不在的传播形式。就像新闻节目改变了政治判断的意义一样，电视广告改变了消费和笃信宗教的意义。
有关商业广告和它们品格日下的推测文章已经很多，要想添加新的论点也很困难。但就它们跟成年萎缩化的关系而言，仍有一些情况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例如，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商业广告完全不要求成人和儿童之间需要有区别。电视广告不使用文字语言进行说服，而是使用视觉形象来达到效果，如同电视的其他用途一样。电视广告所使用的语言高度情绪化，很少有需要核实的危险。因此，商业广告不易受逻辑分析的影响、不可辩驳，当然也不要求用复杂的成人判断进行评价。自从图像革命以来，“商业人”已主要被看作不理性的，不需要用论点或理性的话语来沟通的。但是，电视已经把这样的假定利用到了极致，我们甚至可以控告电视广告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电视广告已经摒弃了商业主义的一个关键假设，即购买者和行销者都是根据自我利益，经过理性考虑之后达成交易。这个假设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深入人心，因此，我们的法律严格限制允许儿童进行的商业交易。在深受识字文化影响的资本主义思想意识里，人们相信儿童不具备评价销售者的产品的分析技能，儿童还不能完全理性地进行交易。但是，电视广告呈现产品的形式并不需要分析技能或者我们习惯上认为的理性和成熟的判断。它们不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各样的事实，它们提供的是偶像，这样成人和儿童都能以同等的感情投入，同时也避免了逻辑或核实的麻烦。因此，把这种传播形式称作“商业广告”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它们蔑视商业语言，主要凭借符号和宗教语言来传播信息。的确，我相信，断定电视商业广告是一种宗教宣传品，是完全不过分的。
我并不是说每一个电视商业广告都有宗教的内容。正如在教堂里，牧师有时会呼吁会众注意教会之外的事物一样，有些电视广告在本质上完全是世俗的。有人有东西要卖；你被告知它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以及价格是多少。尽管这些听上去可能刺耳、唐突，但它们不提出任何教条，也不行使任何神学原理。
不过，大多数重要的电视商业广告采用宗教寓言的形式，以一个能被清楚表达的神学思想为中心。像一切宗教寓言一样，它们提出罪恶的概念，暗示赎罪的方法，然后预示天堂显圣的远景。它们也暗示邪恶的根源和虔诚的信徒应尽的义务。
比如，以《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Ring Around the Collar）的寓言为例。这则寓言之于电视脚本，就好像《浪子回头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Prodigal Son）之于《圣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雏形，其中包含形式和内容的诸多元素，并在同类作品中反复被使用。首先，《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很短，只占用人们30秒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样做有三个原因，每个都显而易见。首先，在电视上布道花费昂贵。其次，观众的注意力集中时间不长，而且很容易受外来的诱惑而转移。最后，一则寓言不需冗长；传统上，它的叙事结构紧凑，象征意义明白无误，阐述简明扼要。
《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的叙事结构的确很传统。故事有一个开头、中间和结尾。对于那些不熟悉这则寓言的人，简洁的描述即可解决问题。
故事开头描绘一对已婚夫妇在一个轻松的背景下，比如餐馆里。他们两个在一起很自在，总之非常愉快。一个服务员走近餐桌，注意到那个男子的衣领上有一圈很脏的汗渍。她肆无忌惮地盯着汗圈，轻蔑地冷笑，并对所有可听见的人宣布他的罪行。那个男子受到羞辱，转而鄙视地瞪着妻子。妻子则摆出一副痛恨不已的样子，并带着一丝自怜。这就是寓言的开头：问题的出现。
寓言接下去表现妻子在家里用一种洗洁剂，总能将男人衣领上的污渍洗得干干净净。她骄傲地向丈夫展示她的成功，丈夫用欢喜的微笑原谅了她。这是寓言的中间部分：问题的解决。最后，我们看到这对夫妇又出现在餐馆里。但是，这次他们不再看到服务员探查的眼光，受到尖刻的社会批评。这就是寓言的结尾：道德、注释、说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恰当的结论。
在电视广告寓言里，邪恶的根源是“技术无知”（technological innocence），即对工业进步所带来的种种益处一无所知。这是造成现实生活中不幸福、羞辱和不和谐的主要根源。而且，正如《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所强烈表现的，技术无知的后果随时可能以土崩瓦解之势爆发，弄得你措手不及。
技术无知的突然袭击是电视广告神学中尤其重要的一个特征，因此，它时刻提醒会众他们是多么脆弱、不堪一击。人们绝不能自满——或者更糟——沾沾自喜。企图简单地生活，不关心技术进步，这样总是很危险的，因为这种人的天真幼稚在那些对技术警觉的人眼里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而那些警觉的人可能是服务员、朋友、邻居或者一个光谱形象，如精灵，它不知从何而来地突然在你的厨房里显现，见证你的懒惰无知。
当然，人们也应该明白，技术无知的含义可以非常广泛，它不仅指对洗涤剂、药品、卫生巾、汽车、药膏和食品的无知，而且指对技术性机构的无知，比如储蓄银行和交通系统。例如，你可以在度假时突然遇见某个邻居（在电视广告寓言里，这总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发现他们把钱投资在某个银行。那家银行有一些特别优惠的利率，而你却全然不知。这当然是个精神上的灾难，你和你的假期也就此泡汤了。(www.xing528.com)
不过，像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所展示的，这并非无可救药。通往挽救之路有两个障碍。首先要求你敞开胸怀，接受那些比你高明的人的建议和社会批评。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服务员起的是顾问的作用，尽管她显然很严厉，几乎是无情。在有些寓言里，提出忠告者更多的是冷嘲热讽，而不是严厉。但在多数寓言里，拿卫生巾、漱口液、洗发液和阿司匹林这样的广告来说，劝告者一般都和蔼可亲，富有同情心，或许他们过于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其他事情上的脆弱。
无知的人只需要接受指令、按部就班。这一点非常重要，再强调也不为过，因为它同时教给会众两个教训：人不仅要热切地接受指点，而且要热心给予指点。给予指点正是虔诚的信徒的主要职责。实际上，一个理想的宗教社团应该是这样一幅画面：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大家对各种技术进步的问题轮流提出建议并且接受建议。
通往挽救之路的第二个障碍牵涉人们是否愿意按照别人的忠告行动。按照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理论，只是聆听福音，甚至布讲福音是不够的。人对福音的理解必须表现在善行上，也就是要有行动。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那个楚楚可怜的妻子几乎马上就有行动，寓言向会众展示她的成果作为结束。
《口臭之人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Person with Rotten Breath）有几个版本。我们看到一个妇女完全不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的口臭已经有了技术上的解决办法，在受到室友的指点后豁然开朗。那个妇女立刻接受了指点。在最后5秒钟，我们看到了结果：在夏威夷度蜜月。在《愚蠢的投资者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Stupid Investor）的寓言里，我们看到一个男子不知如何让钱生钱。受到别人的启发后，他迅速行动。在寓言结束时，他得到了奖励：一辆汽车，或去夏威夷旅行，或近似内心宁静的东西。
由于广告寓言编排紧凑，它的结尾，即最后的5秒钟，必须达到双重目的。它自然也是故事所要表达的教诲意义：如果人们立即行动，就会获得奖励。由于电视广告展现了结果，我们也因此看到了天堂的形象。有时候，比如在《丢失的旅行支票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Lost Traveler’s Cheques）里，我们也瞥见了地狱：技术无知者迷失方向，最后被判远离家园，永远在外游荡。但是，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天堂的形象，它既可以达到，也美妙无比：也就是说，天堂就在此地，此时此刻，在地球上，在美国，而且常常是在夏威夷。
夏威夷只不过是一个容易让人联想的、反复出现的象征。事实上，天堂可以在你周围的任何地方成为现实。《在机场上奔跑的人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Man Who Runs Through Airports）里，天堂结果是在一个租车柜台。在柜台前，不知所措的奔跑者受到天使般可爱的信使的指点。奔跑者脸上狂喜的表情清楚地说明，此时此刻是他所期待的近乎超然的状态。
“狂喜”在此是个关键的概念，因为广告寓言极其详细地描绘过形形色色的欣喜若狂，这在任何宗教文献里都不乏其例。在《有斑渍的玻璃器皿的寓言》（The Parable of the Spotted Glassware）里，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都认为这种心醉神迷的表情只能用“美化”（beautification）这个词来形容。即使在《衣领上的汗圈的寓言》里，初看时人们并不会认为它会构成一个像“有斑渍的玻璃器皿”一样严重的道德危机，我们也看到了狂喜、纯洁和宁静。因此，哪里有狂喜，哪里就是天堂。简言之，天堂就是你的灵魂和上帝结合在一起的地方，这个上帝当然是指技术。
作为信仰宗教的人民，我们很难说从何时开始我们把对上帝的传统思想的信仰，替换为对令人崇敬的技术力量的信仰。虽然应该强调的是，电视广告对于这种转变并没有起任何作用，但是，很显然，电视广告反映了这种变化，记载并夸大了这种变化。因此，它对成年人精神定位的降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结果是，它模糊了成年和童年之间的界限，因为对于儿童来说，理解电视广告的神学是毫不费力的。电视广告神学中不含有任何复杂的、需要花费很多精力的东西，它也不会使人产生对人类生存本质这样深奥的思考。接受这种神学的成年人跟儿童别无二致。
也许在此值得反复重申的是，电视所鼓励的那种孩子气的政治、商业和精神意识，并不是政治家、商业贩子和提供电视内容的电视主管的“过错”。这些人只是根据他们的发现而使用电视这个资源而已，他们的动机不存在比观看者更好或更坏的问题。诚然，他们剥削电视的资源，可那是这种媒介本身的特点造就了成人化的儿童，而不是媒介使用者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是一个需要弄明白的重要问题。否则我们就可能盲目相信通过“改进”电视节目，成年有可能被保存下来。但是，电视不可能有多大的改进，至少在它的符号形式方面、观众收看电视的环境或者快速的信息流动方式等方面都是不会变的。尤其因为电视不是一本书，它既不能表达排版所能表达的概念性内容，也不能做到排版所能做到的深入阐述态度和社会组织的问题。
例如，电视的资源不能有效地表达过去或将来这样的时代感。它是一个以当下为中心的媒介。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让人觉得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必须“用语言”告诉观看者，他们所看到的录像是几天或几个月之前拍摄的。其结果是，电视把现在大大地放大了。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是，电视迫使成人把孩子式即刻满足的需要和对后果漠不关心的接受方式视为正常。
人们收看电视的环境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跟其他媒介一样，比如广播电台和唱片，电视往往是一个孤立的体验，不要求遵守任何公共行为的规则。它甚至不要求你专心致志，因此对成人认识社会的凝聚力完全没有帮助。
毫无疑问，电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面，也是我煞费苦心地断言的是：电视以视觉形象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来表达大多数的内容，所以，它势必放弃文字阐述，而使用叙事的模式。正因为如此，电视供人娱乐的能力几乎用之不竭。电视是大众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剧场，不仅因为它能影响数量众多的人民，而且因为电视上播放的一切都可以采用故事的形式，不需要论点或一连串的想法。政治变成了故事；新闻是故事，商业和宗教也是故事，就连科学也变成了故事。如前所述，正因为如此，像《宇宙》和《人之上升》这样的电视节目，跟其他电视节目一样，在视觉上充满动感，富有戏剧性。也就是说，卡尔·萨根和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应该——其实必须——以个性鲜明的人物、娱乐者和讲故事者的面貌出现在观众面前，他们的周围同时要有非常有趣的东西可看。宇宙哲学这样的科学在电视上不容易表现，于是我们必须看卡尔·萨根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谈论这个话题。同样地，电视绝不可能表现一个文化演变的理论，这正是布洛诺夫斯基的《人之上升》所要表现的。然而，100个观看者当中也不会有1个人意识到这个事实，因为他的理论和证据都被埋在了排山倒海般的、时间持续极短的画面之下。除非把画面去掉，让人们听到语言（这跟把剧本用书的形式印刷出来一样），布洛诺夫斯基的思想才会变得明明白白，他那些值得怀疑的理论才会获得评价。
人们常常听评论家抱怨说，电视只维持了最一般的智力水准。但是，试想一下，电视的画面（比如萨根骑自行车）怎么可能启迪更高层次的思维呢？杰出的科学作家、物理学教授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在评论《宇宙》的文章里提出了徒有虚名的答案。[6]伯恩斯坦提出，当电视表现科学节目的时候，视觉图像应该保持稳定，屏幕上的教授要坐在课桌后面，他只要讲话即可。伯恩斯坦还提出，假定谈话包含复杂的事实、想法和推断，这样的节目更会激发有知识的想象力。不过，这样就不是电视节目了，而是《朝阳学校》。但是，照他这样做，就是用电视来模拟演讲堂或教室，那么即使那些渴望获得更高级学识的人是否能长久地看，也值得怀疑。那些人到演讲堂和教室去，是想获得伯恩斯坦希望他们学习的东西。他们期待的是跟电视节目不同的东西，并希望那些节目制作人提供这样的电视节目。在我写此书的时候，WCBS将要开播商业电视版的“科学节目”，并期待吸引大量观众。这个节目叫作“沃尔特·克朗凯特[7]的宇宙”（Walter Cronkite‘s Universe）。无疑，作为成人而且受过很好教育的伯恩斯坦教授，他相信宇宙自身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克朗凯特先生之流进行宣传。WCBS可不会上当。WCBS深深懂得，由印刷术的发明而兴起的以文字为主宰的“文字说明时代”（the Age of Exposition），虽然赋予了成人与众不同的头脑，但这个时代已接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叙事时代”（the Age of Narration），如果要表达得更准确、更形象化，应该说是“娱乐时代”（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我并没有把娱乐时代当作比喻来用。我用的是它的字面意思，虽然这可以包含两种意义。第一是指电视把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转变成了娱乐的形式。我们不仅有《沃尔特·克朗凯特的宇宙》［这个节目如果换成唐·里克莱斯（Don Rickles）讲60分钟关于宇宙空间的笑话和洛拉·法拉纳（Lola Falana）高唱一曲《星球大战》的主题歌，也并无不妥］，我们还有《雷克斯·亨巴德[8]和他的一家》（Rex Humbard and His Family），在外景地带给观众上帝的福音。亨巴德牧师只是一小撮利用电视使电视广告几乎达到神学幼稚化的牧师中的一员。这些福音传道者，在歌手、家庭成员和一些在舞台上和观众中都属极漂亮的人当中，提供一种简单化和戏剧化的宗教，跟赌城（拉斯维加斯）的表演没什么两样。它抛开了令观看者的头脑负担重重的教义、专用术语、逻辑、仪式或传统。观看者只需要对牧师的个人魅力有所反应即可。
至于观看新闻，正如本书所指出的，电视对观者的要求也不例外。在我写此书的时候，WNBC刚刚宣布与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签订了年薪为几百万元的多年合作合同。为了什么？要他读新闻。人们不禁要问，布罗考先生是否可以把他的表演带到赌城去赢利：“这是汤姆·布罗考的新闻世界，由唐·里克莱斯主播体育，洛拉·法拉纳主播气象。”不过，这有些多此一举，因为他在电视上的表演会有比赌城更多的观众。在当今的世界里，“娱乐”模式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芝麻街》。这是一个受到高度赞扬的儿童教育节目。该节目的创作者们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娱乐不仅不会影响学习，而且和学习是难以区分的”这个想法。为了捍卫这个教育观念，WCBS教育关系部主任杰克·布莱辛顿（Jack Blessington）说：“在孩子自身发展和认知发展之间有一个距离，学校教育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个距离。”他继续解释道：“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复杂的、以电子为中心的社会。印刷品会使一切事情的速度减慢下来。”[9]的确如此。印刷意味着一个放慢速度的头脑，电子则意味着一个加快速度的头脑。这种情况的后果之一，显然布莱辛顿没有注意到，就是电视使我们的文化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他所说的“距离”，其实是指文字说明所倡导的思想渐慢的过程和视觉娱乐节目所要求的快速反应之间的区别。不言而喻，像《芝麻街》这样的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之所以受到成人和儿童的欢迎，不是因为所谓的教育功能，而是因为，简言之，它一流的表演。
“娱乐时代”这个词的第二个意思跟第一个相关，但需要有它自己的解释。我提到电视事业是娱乐、表演，它抛弃抽象，把一切都变得具体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成年的概念为什么会萎缩。我们来回忆一下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0]笔下的爱丽丝在冒险开始之前所说的一番话，就可以确定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一天，爱丽丝懒洋洋地无事可做。她偷偷看了看姐姐正在看的书，但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这些便是爱丽丝指的故事。“书到底有什么用，”爱丽丝想，“既没有图画，也没有对话。”刘易斯·卡罗尔显然是在说明一个道理，跟文字说明相比，图画和叙事的形式不够复杂和成熟。图画和故事是儿童了解世界的天然形式，文字说明则是给成年人看的。
假如我把爱丽丝的问题作为一种启发，那么，一个被图画和故事主宰的文化对成年人会有什么影响？一个完全以现在为中心的、不能揭示时间的持续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郑重放弃概念的复杂性而只强调人物个性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一个只注重眼下的情绪反应的媒介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这个媒介像电视一样渗透到各个领域，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一如语音文化改变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思维倾向，一如公元5世纪社会识字文化的消逝促成了中世纪的头脑，一如排版在16世纪增强了思想的复杂性，其实，改变了思考的内容，那么，电视使我们不必区分儿童和成人，因为电视的本性是使智力趋向单一化。人们常说，电视是为12岁儿童的心智设计的，但忽略了电视极具讽刺意味的一面，即电视不可能设计出其他智力层次的节目。电视是一种除了“图画和故事”之外就没有什么内容的媒介。因此，爱丽丝会觉得电视很适合她的需要。
话虽如此，而且尽管看上去的确如此，我并不是“批评”电视，只不过是描述电视的各种局限以及这些局限会带来的后果。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改变文化的伟大媒介的本质。1981年，在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的毕业典礼上，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董事会主席伦纳德·戈登森（Leonard H.Goldenson）对毕业生说：“……我们不能再依赖于掌握传统的技能。作为传播者、执行者、创造者和公民，电子革命要求我们掌握一种新的识字能力。那就是画面读解能力、掌握电子技术的能力。它相对于我们今天的书面文字文化而言，是一种进步，正如书面文字文化相对于早期人类史上单纯的口语传统是一种进步一样。”[11]如戈登森在上述这段话中的一个句子所暗示，他自己已经丧失了一些传统的技能。暂且撇开他的这个论证不说，我相信他的陈述的前半部分完全正确，尽管那并不是他本想表达的意思。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正如他公正地说的，不要求掌握传统的技能。这正是我的观点，因为它意味着那些技能对鼓励保持成年和童年之间的智力差异是无能为力的。至于他说的“画面读解能力”对于书面文字文化是一种进步，就像书面文字文化对于口语传统是进步一样，人们只能怀疑戈登森先生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进步。虽然声称识字文化纯粹是一种恩赐，会让人觉得既天真也不准确，但是书写文字，然后是印刷文字，的确为人类文明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它带来了逻辑、科学、教育和礼仪，诚然也带来了戈登森先生所掌管的技术。因此，我们可以说，识字的头脑为识字文化播下了毁灭的种子，因为识字的头脑创造了新的媒介，而这些媒介又使识字文化所依赖的“传统的技能”变得毫无意义。我大惑不解的是，除了电视网的董事会主席之外，谁还会对这样的事实保持乐观态度。
[1]A·C·托克维尔（Tocqueville,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先后当选为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和法兰西语文学院院士。著有《论美国的民主》等。——译者注
[2]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美国第7任总统（1829—1837），民主党人。总统任内曾进行过某些民主改革。——译者注
[3]WCBS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纽约的一个分支电视台。——译者注
[4]“54工作室”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夜总会。——译者注
[5]英文为show，又音译为“秀”。这个词的本义为“给别人看”，常用来指“演出”“节目”。
[6]参见伯恩斯坦在The Dial里的评论，第二卷，第6期（1981年6月），第46—49页。
[7]沃尔特·克朗凯特（1916—2009），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特派记者，1962—1981年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总编辑，也是环球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特别节目主持人。——译者注
[8]亨巴德是一个基督教福音传道者。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意识到电视的影响力，并发起建造了“明天的大教堂”，在教堂里拍摄宗教节目向美国、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布道。——译者注
[9]转引自Backstage, 1981年6月19日，第60页。
[10]刘易斯·卡罗尔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作者。——译者注
[11]转引自The Des Moines Register, 1981年6月15日，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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