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媒介的传播速度和魅力

维达尔·沙逊（Vidal Sassoon）是个著名的美发师。他有一段时间曾有过自己的电视节目。节目的内容包括美容提示、饮食信息、名人崇拜和流行心理学。每当节目告一段落时，主题音乐就会响起，留给沙逊算好的时间说：“别走开。广告过后我们介绍精彩的饮食新品，然后再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在我写此书时，菲尔·多纳休（Phil Donahue）有一档每周5次的电视节目。他是个严肃负责的人，显然相信任何主题都能够而且都应该在电视上“处理”。但即使不相信这一点，他还是会这么做的：每周5次，每天1小时，每年52周，几乎没有时间可以吹毛求疵、精心挑选或对什么主题表示尴尬。当“处理完”国防预算问题、能源危机、妇女运动和街头罪案，人们或早或晚，必然要转向乱伦问题、男女乱交、同性恋、施虐和受虐狂问题、各种不治之症以及成人生活的其他秘密。人们甚至可以转而去看一种心理脱衣舞：比如斯坦利·西格尔秀（The Stanley Siegel Show）定期播放的一段节目。在节目中，高度紧张的主持人斜靠在沙发上，一名心理学家在一旁“分析”主持人各种各样的情感，包括对父母、性问题和他危险的自我认同问题。

此时此刻，我们暂且不去讨论电视将文化弄得支离破碎的问题。［例如，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对人们企图在电视上“略谈”乱伦会有何种看法？弗洛伊德对人们把心理分析当作杂耍剧又会做何感想？］有一个问题必须优先回答：为什么电视要强行把整个文化从壁橱里全部搬出来示众？为什么人们本应在心理学家的沙发上和忏悔室里交流的话题，要恬不知耻、堂而皇之地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

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些人会强词夺理，提出一些天真的理论，说电视台的主管们如何用心险恶，企图掩盖问题的根源。而明明白白的事实是，电视基本上是24小时不停地播映，它的外在形式和符号形式都使它没有必要，其实也不可能将观众加以区分。它要求不断有新鲜而有趣的信息来吸引观众。因此，电视必须发掘利用文化中每一个现存的禁忌。无论这个禁忌是在谈话节目中被揭示出来的或作为肥皂剧和情景喜剧的主题，还是在商业广告中曝光的，这些都无关紧要。电视需要素材。电视需要素材的方式不同于其他媒介。电视不单是图画的媒介，它是以当下为中心的、传播速度像光速一样快的媒介。电视的偏见，因此也包括电视的职责，是传动信息，而不是收集信息。电视不能停留在一个主题上或深入挖掘一个主题，因为这些是静态的、直线形式的排版所非常适合做的事情。比如，我们可以有50本有关阿根廷历史的书，500本有关童年的书，以及5000本有关美国内战的书。如果说电视能为这些主题做些什么的话，它只能做一次，随后转向其他话题。正因如此，电视成为丹尼尔·布尔斯廷所称的“伪事件”的主要制造者。他所说的“伪事件”，是指为了公众消费而筹划的事件。^[1]电影艺术科学院奖、美国小姐竞赛、对各种名流进行“非难”、年度乡村音乐协会奖、电视网络明星之间的争斗、新闻发布会，凡此种种，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素材，而不是现实需要。电视并不真实记录这些事件；电视制造事件。之所以需要制造事件，并不是因为电视台的主管缺乏想象力，而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深知电视在观众中激发出一种对新奇事物和公开揭露问题的永不满足的欲望，电视生动的视觉图像并不是给专家、研究人员或者任何希望从事分析活动的人看的。且用多萝西·辛格（Dorothy Singer）、杰罗姆·辛格（Jerome Singer）和黛安娜·朱克曼（Diana Zuckerman）所喜欢的一个比喻，看电视就好比参加一个聚会，但满座宾朋都是你不认识的。^[2]当你在房间里走动时，每隔几秒钟就会被引见给一个新人。一般预期的效果是兴奋，但最终你很难记住客人的名字或者他们都说了些什么，甚至他们干吗在那儿。不管怎样，即使你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也无关紧要，反正明天又是另一个聚会。此外，还需要加上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仍会被引诱回来，不只因为有可以见到新客人的承诺，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透露一些引起人们相当兴趣的秘密。换句话说就是：“别走开，明天我们略谈一下乱伦的问题。”

只要目前竞争激烈的商业广播体制存在一天，这种局面就会持续下去。人们猜想，假如各大电视网的主管和节目导演明天被——比如说——哈佛神学院的教师取而代之，从长远来看，电视节目最终依然会维持现状，不会有太大的不同。^[3]

如同字母书写和印刷书籍，电视敞开了秘密，使以前私密的事得以公之于众。^[4]但不同于书写和印刷，电视绝不可能限制人们获取信息。识字文化最大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当识字文化使秘密广为人知的时候，它同时也为获得秘密制造了障碍。人们必须接受严格的学术教育，才能有资格理解书本上更深奥的秘密。人们不得不缓慢地、按部就班地甚至痛苦地进步，与此同时，人的自我约束和概念思维的能力也得到了丰富和扩展。我13岁时曾听说过一本书。对那件事，我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亨利·米勒^[5]的《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当时有人向我保证，凡是想要了解性秘密的人一定要读这本书。可是，要看这本书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有一大堆。举例来说，首先，这本书很难找；其次，还要花钱；再次，还要去阅读。因此，书里的许多内容我并不理解。甚至连一些引人注目的特别段落，前面的读者很周到地在下面画了线，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而那样的想象力以我的阅历总是很难产生的。

对比之下，电视是一种敞开大门的技术，不存在物质、经济、认知和想象力上的种种约束。6岁的儿童和60岁的成年人具备同等的资格来感受电视所提供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是完美无缺的平等主义的传播媒介，胜过口语传播。因为说话时，我们总可以压低声音，不让儿童听见，或者我们可以使用儿童听不懂的字眼儿。但电视不能轻声低语，它的图像既具体又不言自明。儿童能看见电视播出的所有节目。

这种状况最明显的结果是，它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因此，也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一个根本的不同。从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来看，这样的结果也会发生：一个群体主要是依据其成员所拥有的特定信息来决定的。假如人人都懂得律师所了解的一切，律师就无须存在了。假如学生知道老师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无所谓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别了。的确，假如五年级的学生知道八年级的学生所了解的知识，划分年级就完全没有意义了。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职业都是针对外行的阴谋。我们可以扩展这个说法，说任何一个群体都是针对不在这个群体里的人的“阴谋”，因为“局外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获得“局内人”所拥有的信息。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角色差别或群体认同都依赖于信息的获取。例如，生物学确定谁是男，谁是女。^[6]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角色的形成是由特定的信息环境的条件所决定的。童年的社会分类尤其如此。儿童是一个不知道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信息的群体。中世纪时没有童年，因为让成人单独知道某些信息的手段并不存在。在古登堡的时代，这种手段被开发出来了。在电视时代，它又消失了。

这意味着失落的远不止童年的“纯真”，因为童年的“纯真”常常是用来暗示童年的魅力在逐渐减少。电子媒体迅速、平等地揭示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了几个影响深远的后果。首先，羞耻的概念被冲淡了，也不再神秘了。为了使我所说的“羞耻”的意思更加明白无误，我认为有必要引用G·K·切斯特顿^[7]讲的一段极为相关的话。他说：“一切健康的人，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东方还是西方，都知道性里面包含着某种怒意，谁也不敢肆意煽风点火。如果我们要保持清醒，就必须对它保持一种神秘感和敬畏的态度。”

虽然切斯特顿在此说的是性冲动，但他的观点所涵盖的意义更加广泛。我认为，他的观点是对弗洛伊德和埃利亚斯有关文明进程的观点所做的不错的总结。如果对各种冲动没有控制，尤其是对意在侵犯和即时满足的冲动没有控制，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经常处在被原始的冲动所控制的危险中，包括暴力、兽欲、本能和自我。羞耻是野蛮行为得以控制的机制，如切斯特顿所认为，它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围绕着各种行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这些行为包括思想和语言，由于常常被隐蔽在公众视线之外，它们变得非常神秘和令人畏惧。由于隐蔽，它们变得神秘；由于神秘，我们可以管理它们。在有些情况下，成人之间甚至不会表现出他们知道那些秘密，必须到心理医生的办公室和忏悔室去舒缓自己。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控制儿童对那些事情的了解是必需的。当然，自中世纪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暴力冲动、性冲动和自我中心对儿童尤其危险，因为人们假设儿童尚不具备足够的自制力。因此，羞耻感的不可估量的价值构成了儿童正规或非正规教育中珍贵而微妙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为一系列道德规范。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羞耻心给予成人力量和权威，因为成人知道，而儿童却不知道，哪些话是可耻的，哪些话题是可耻的，哪些行为被认定必须在私底下进行。

在这一点上，我希望表达得格外清楚。我并不认为羞耻的内容是由社会的信息结构所造成的。羞耻的根源不在于此，它存在于历史的深处，在于一个民族的恐惧，但这远不是本书的范围和目的所能涵盖的。然而，我要宣称，在一个不能保存秘密的社会里，羞耻不能作为社会控制和角色分辨的手段，因而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假如人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有法律要求人们在公共沙滩上裸体，那么暴露身体某些部位的羞耻感很快会消失殆尽。因为衣服是保密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把保密的手段剥夺了，那么我们也被剥夺了秘密。类似地，当维护乱伦、暴力、同性恋和精神病这些秘密的手段消失了，当这些秘密的细节变成公共话语的内容，可供在公共领域里的每一个人检查，那么对这些问题的羞耻感也会随之消失。曾经是可耻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或“心理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一定会失去其阴暗和难以捉摸的性质，同时也会失去一些道德力量。

如果说这样的局面必定而且绝对意味着文化的堕落——“道德多数派”（the Moral Majority）^[8]的代表人物正是这么主张的——那么我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我们应该记住，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以为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希望，可耻的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然后使之合理化，从而转化为“社会问题”或者“另一种生活方式”。这在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子中，恰好代表着社会向人性化的感受又迈进了一步。当然，主张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把死亡、精神病和同性恋当作阴暗和神秘的秘密，这是没有多少道理的。要求成人只能在很局限的情况下讨论这些话题，更没有道理。但是，把这些话题公之于众，完全没有约束，便构成了危险，特别是对儿童的未来造成问题。人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这样的现实。因为，如果成人没有阴暗和捉摸不定的谜需要瞒住儿童，然后以他们认为必需的、安全的和合适的方式向他们揭示，那么成人和儿童之间的界限一定会淡薄至危险的地步。换句话说，这是浮士德把灵魂出卖给恶魔式的交易。可悲的是，在如今的政体中，唯一抓住了这个要害的、较有影响的群体是以“道德多数派”著称的无知的运动。正是通过他们的呼吁，这样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坦率和真诚的代价究竟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有许多。不过，多数的答案，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但有一点很明显，假如我们把大量成人所拥有的强有力的素材拱手交给儿童，那么，童年的概念就不可能被保存下来。从定义上看，成年意味着谜解开了，秘密揭示出来了。如果从一开始儿童就了解各种各样的谜和秘密，我们又如何把他们跟成人区分开来呢？

由于羞耻感的逐渐衰退，行为举止的意义自然也相应地降低了。羞耻心是克服冲动的心理机制，行为举止则是这种征服的外部社会表现。从餐桌礼仪到语言行为，再到穿着礼仪，这一切都企图揭示人们学会自治的程度，同时也在向人们传授自治的方法。如前面所指出的，举止或礼仪直到印刷术发明以后才开始以较复杂的形式在百姓中出现。这主要是因为识字文化既要求，也促进了高层次的自我控制和延迟的满足感。人们也许可以说，举止是类似于识字一样的社会产物。它们都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都要求相当长的学习发展过程，都要求成人集中精力教授。正如文化创造了有等级的知识秩序一样，礼仪创造了有等级的社会秩序。儿童既要有识字的能力，又要懂得举止得体才能赢得成年。但是，当今的信息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识字文化已不再是人类发展结构的动力，礼仪的重要性一定会随之衰退。新的媒介使得人们对按照年龄区别群体徒增不满，从而对等级社会秩序的想法产生敌意。

例如，拿语言礼仪来说，直到最近，成人一定还记得在儿童面前不能用某些词，儿童反过来也被期望不在成人面前用那些词。儿童是否会通过其他渠道学到这些词，这个问题与我们的讨论无关。社会礼仪要求在成人和儿童的符号世界之间保持公开的区别，这样的习俗在中世纪是闻所未闻的，但它所代表的是一个令人非常愉快的社会想象。从成人方面来看，对语言的约束反映了一个社会理想，即试图保护儿童不受粗俗、肮脏或愤世嫉俗态度的影响，因为这些态度往往隐含在污秽和残酷的语言里。从儿童方面来看，这种约束反映了他们理解自己在社会等级中的位置，尤其是理解他们还没有权利公开表达那些态度。不过，由于角色区别的日益模糊，这种语言恭敬自然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这种习俗已遭到迅速破坏，而那些坚持不渝的人则被看作“离奇古怪”。看来我们正在倒退回14世纪的局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话被认为是不适合未成年人听的。

面对这一切，成年的权威和童年的好奇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因为羞耻和礼仪是植根于“秘密”这个概念中的。儿童之所以好奇，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将要知道的东西；成人之所以有权威，主要是因为他们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权威和好奇之间的微妙平衡，正是玛格丽特·米德的重要著作《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的主题。在书中，她指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日新月异、信息公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我相信这种信仰危机，”她写道，“可以归因于……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9]

假如米德博士的说法正确，假如长辈不再能成为年轻人所依赖的知识来源，那么，她这本书该是起错名了，其实是文不对题。她做的研究不是代沟的问题，而是代沟消失的问题。在一个长辈不比年轻人多一点儿权威的世界里，权威已不复存在；这样，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已经被填平，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虽然我不同意米德的观点，即我们已到了“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的地步，但是我相信，很清楚的是，由于电子媒体肆无忌惮地揭示一切文化秘密，它已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的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也许米德博士的著作是写于那个昙花一现却又广为宣传的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时代，她假定年轻人的好奇心不会因为成年人的权威衰退而受到损害。在某种程度上，好奇心是儿童的天性，但它的发展却有赖于人们日益清楚地了解通过秩序井然的问题来揭示各种秘密的重要性。已知的世界和未知的世界是通过好奇来连接的，但好奇大半发生在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是分离的，儿童必须通过提问寻求进入成人的世界。由于媒介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保持秘密所产生的张力在谜底被揭开时势必减弱，所以好奇的演算方法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好奇被愤世嫉俗——或者更糟——被狂妄自大所取代。于是，我们的孩子不能依靠有权威的成人，而是依赖不知从哪里来的新闻来获取知识。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提问，就被给予一大堆的答案。简言之，我们身边没有儿童了。

在此我们必须记住，这并不是说电视是促成成人秘密被公开的唯一因素。我已经注意到，信息变得无法控制，家庭和学校失去了作为儿童成长的管教者的统帅地位，这个过程其实从电报的发明就开始了，并不是个新问题。每一个可以插入墙上插座的传播媒介，都对将儿童从有限的童年情感范围内解放出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电影，它在向儿童揭示罗曼史的语言和策略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40岁以上的读者都能证明他们是从电影里了解到了接吻的秘密。在今天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从电影里学到的远不止这些。但电影不是免费的，因此依然有可能禁止儿童看那些展示太多的情欲知识、暴力或成人的各种疯狂的电影。当然，除了电影在电视上播放之外。因为电视没有任何限制，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虽然电视有时候会警告家长“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内容……”，但这样做只会保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儿童会观看。他们看的究竟是什么？到底有哪些秘密需要揭示给他们？

如前面已提到的，所有那些事情都可以被归纳到性的领域下。其实，在揭示性秘密方面，电视已经差不多做到了完全消除性心理失常这个概念的地步。举例说，看到十二三岁的女孩被当作色情之物在电视广告上展示，现在已是习以为常了。一些成人可能已忘记，曾几何时，那样的行为是被看作精神变态的。他们不得不相信我的话，因为情况的确如此。这并不是说成年男子到最近才开始觊觎青春期的女孩子。他们过去也这样，但问题是他们的欲望一直是小心翼翼地保守的秘密，特别是不会让未成年人知道。电视不仅将秘密公之于世，而且把它当作一种对身体有害的压制、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来播放。就像在中世纪一样，玩弄儿童的私处也许又会重新成为下流的娱乐而已。否则，假如这么说有些过分，也许我们可以明目张胆地说（尽管是象征性的），用儿童来满足成人的性幻想已经变得完全可以接受了。确实，基于电视上已广泛利用儿童这一事实，纽约上诉法庭1981年判定，在处理色情电影的问题上，儿童和成人之间没有区别。如果一部电影被判定淫秽，法院做了判决，那么这个罪名成立。但是如果法院未判定淫秽，那么任何试图区别儿童和成人的地位的法律都会招人厌恶。^[10]人们可以说，这样的判决为继续剥削儿童扫清了道路。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判决只不过反映了我们新的电子环境的现实而已。实际上，在表达人类的性行为方面，现在电视很少认为有什么可以严重到不能播放的，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不适合用作一个节目的主题或者商业广告的焦点。从阴道喷洗液广告到谈论男性脱衣舞者，从不断展示臀部和胸部的节目到有关交换配偶的纪录片，秘密就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一个接一个地展现在电视上。在有些情况下，诸如乱伦、女同性恋或不忠这样的问题被处理得非常严肃，甚至带着某种尊严，当然这跟我们讨论的话题无关。

为了使读者不至于认为这些观察不过是情感过分拘谨之人的牢骚而已，我要尽可能地将我的观点表达清楚：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是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之间的区别，以及由于媒体全方位的大暴露而消除了隐秘知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说同性恋是上帝眼里的罪恶，是一回事，尽管我认为那是个危险的想法；说某个东西因放在儿童的眼前就失去了，又完全是另一回事。说人类性行为下流和丑恶是一回事，尽管依我之见，这又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说公开展示剥夺了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从而改变了性行为以及儿童发展的本质和意义，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清楚地知道，“虚伪”这个词有时被用来形容公共知识和隐秘知识受到严格区分的情形。但是，从善意的一面来看，虚伪毕竟代表着某种社会理想主义。比如，拿儿童来说，保密是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有序地成长。童年的概念，理想化地来想，如果没有某种程度的虚伪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拿暴力来说吧。不可否认，人类耗费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自相残杀。连同制造符号和制造工具，杀戮是人类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我做过估算，在我的一生中，大约有7500万人被别人杀死了。这还不包括——用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的话来说——那些以个人名义进行的杀戮行径，例如街头残杀、家庭凶杀、抢劫谋杀等等。不让儿童了解这些，是虚伪的表现吗？虚伪不应该这么不堪一击。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我们不希望儿童知道这些，了解得太多太早，很可能对儿童未成形的头脑是很危险的。对儿童成长持较开明的观点的人声称，有必要让儿童相信成人能够控制他们的暴力冲动，相信成人心中对与错的概念黑白分明。借助这些信仰，如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说，儿童能够发展出自信的感觉，这使他们有力量培育自己的理性。反过来，有理性又会使他们能够经受逆境的考验。^[11]沃丁顿^[12]假定：“人类进化和选择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便是人类的儿童有能力接受长辈的权威和他们对是非的判断标准。”^[13]没有那样的保证，儿童会发现怀抱希望、充满勇气和表现纪律是很困难的。如果说向儿童隐瞒成人暴力和道德无能的各种事实是虚伪，那么，这么做仍然是明智的。当然，为了帮助儿童成长的虚伪并不是罪恶。(www.xing528.com)

话虽如此，这并不是说要让儿童对所有的暴力和道德堕落都一概不知。如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用处》中所展示的，童话的重要意义在于，童话故事能够以儿童容易接受的方式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邪恶，并且融会贯通，使儿童不受创伤。这不仅是因为童话故事的内容自然演变已有几百年之久，而且它们在成人的控制之下。例如，成人可以修改暴力部分或故事的结尾来适应某个孩子的需要，而且因为讲故事的心理环境通常是非常令人放心的，因而童话具有治疗作用。然而现在电视上所揭示的暴力并不是通过母亲的声音来传递的，也没有做过什么修改以适应儿童的需要，更不受任何儿童成长理论的指导。电视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电视需要无穷无尽的素材。它的存在也因为电视播放节目是在同一时间把同样的内容传递给每一个人，也就是说，电视不可能保持任何秘密。这样的结果是，要想不让儿童看到电视彻底暴露令人发指的暴力罪行，是不可能的。

在此，我们必须记住，每周一次的描述虚构的凶杀、强奸和劫掠的电视节目还不及现存问题的一半。它们毕竟清楚地标明是虚构的，或是伪童话故事。我们可以假定——尽管不甚安全地——一些儿童不会把它们当作成人生活的真实表现。更引人注目的是日常的暴力和道德败坏的实例，它们是电视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在这类节目中，没有熟识迷人的演员在当中起缓冲作用。这种节目是日常生活实例的再现，是真正的谋杀、真正的强奸，以及真正的劫掠。正因为是日常生活里的真家伙，它们才变得更加有影响力。

了解这些东西对儿童究竟有什么影响，多年来一直是研究人员试图解答的问题。他们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当电视节目在儿童面前连篇累牍地、栩栩如生地描绘暴力行径，它究竟对诱发儿童的暴力倾向产生了什么影响？虽然这不是个小问题，但它却转移了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注意力。比如，如果电视真实地描写这个世界，究竟会如何削弱儿童对成年人的信念，包括相信成人是理性的、世界是井然有序的和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等等？电视真实地描写现实，又会如何削弱儿童自身对未来控制暴力冲动的信心？

实际上，成人暴力的秘密仅仅是电视所揭示的更多秘密的一小部分。从儿童的观点来看，电视上播放得最多的是成人世界充满了无能、竞争和担忧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用乔希·梅罗维茨（Josh Meyrowitz）的话说，电视打开了通往成人生活后台的视窗。研究人员却很少注意到电视以各种形式向儿童揭示如下秘密的含义：产生婚姻冲突的原因，购买人寿保险的需要，产生误解的无限可能性，政治领袖永远的无能，人体本身无数的苦恼。这样的秘密可以列满一张清单，但有两个特别有趣的实例可以证明电视如何毫不留情地揭示成人生活的秘密。第一，有关政治领袖的无能，或者至少是脆弱。对于这一点，梅罗维茨曾高瞻远瞩地做过论述。在寻找素材时，尤其是具有“人类兴趣”的题材时，电视发现在政治家的私人生活中可以找到取之不竭的材料。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多人有机会如此了解他们国家领袖的妻子、孩子、情人、饮酒习惯、性取向、口误甚至口拙。那些有所了解的或至少了解一些的人，都是从报纸和杂志上看来的。这就是说，直到电视出现以前，政治生活的阴暗或隐晦的一面大多只是成人的事。儿童并不读报，他们从来都不是报纸的消费者。但他们是电视观众，因此那些人的弱点不断在儿童面前暴露，若是在其他年代，那些人完全可能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其结果是儿童对政治领袖和政治过程本身产生了一种被称之为成人的态度，即从愤世嫉俗到漠不关心。

同样，儿童时时被告知人体的种种弱点，这是成人通常设法遮掩的事情。当然，儿童始终知道人会生病，并且不管怎样总有一天都会死亡。可是，成人觉得大多相关的细节还是不让他们知道为好，待到那些事实不会令他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再告诉他们。而电视打开了这个密室的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特地连续三个晚上对全国电视网的节目中所展示的各种疾病或身体残疾进行了统计。从痔疮到令人心碎的牛皮癣，从神经炎和神经痛到头痛和背痛，从关节炎到心脏病，从癌症到假牙，从皮肤疤痕到糟糕的视力，一共有43次提到这些我们皮肉之躯承袭的打击。仿佛这还不足以使人生的旅程显得充满不安，如果不是令人害怕的话，在同一时段里，还有两次提到氢弹、一个有关国家在阻止恐怖活动上多么无能的讨论以及有关ABSCAM^[14]审判的总结。

我肯定，到目前为止，我给大家的印象是，所有通过电视传播给儿童的成人秘密都是恐怖、肮脏或令人费解的。但事实上，电视并非如此一边倒。如果电视暴露的多数是这样的内容，那是因为成人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充满了病痛、暴力、无能和混乱。但这并不是成人生活的全部。例如，还有购物这样的生存快乐。在儿童还很小的时候，电视就向他们揭示消费主义的快乐和购买几乎任何东西后所产生的满足感：从地板蜡到汽车。曾经有人问马歇尔·麦克卢汉，为什么电视新闻总是报道坏消息。他回答说并非如此：电视广告是好消息。的确如此。到牙买加或夏威夷旅行一次可以消除工作的疲劳；购买克莱斯勒汽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使用某种洗涤剂有助于提高一个人的能力；使用某种漱口水可以增强一个人的性吸引力；了解这些都是令人安慰的。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给人们的承诺。它们正好迎合了成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动机。儿童3岁时就已经被灌输这样的动机，因为电视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切。我并不认为那些是一个成熟意义上的成人的动机。实际上，在下一章，我将试图阐述电视如何削弱“成熟的成年”这个概念。在此我只是想说明，电视上的“好新闻”是成人的好消息。对于这些，儿童到了7岁就已经耳熟能详了。

我也不认为更早些时候的儿童对成人世界一无所知。只是从中世纪以来，儿童从未像现在一样对成人生活有那么多的了解。就连18世纪在英国矿井下工作的10岁女孩，也不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知道得那么多。工业革命时代的儿童，除了了解自己生活的恐怖之外，对其他的知之甚少。凭借符号和电子这样的奇迹，我们自己的孩子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好的、坏的，兼收并蓄。没有什么是神秘的，没有什么是令人敬畏的，没有什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的。确实，无论人们如何评价电视对年轻人的影响，如今的儿童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年轻人都要消息灵通。这个观察再普通不过了，而且特别受电视台主管的青睐，当他们遭到批评的时候。人们通常使用的一个比喻是，电视乃是通向世界的一扇窗。这个观察完全正确，但是为什么它被看作进步的标志仍然是个谜。我们的孩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消息灵通，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知道长辈知道的一切又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变成成人，或者至少像成人一样。用我自己的一个比喻，这意味着当儿童有机会接触到从前密藏的成人信息的果实时，他们已经被逐出儿童这个乐园了。

[1]对布尔斯廷关于伪事件的想法的发展过程，参阅他的《图像》（The Image）。

[2]参见辛格和朱克曼的《教学电视》（Teaching Television）。

[3]当然，通过政府干预来控制电视，并由此控制可供大家享用的信息内容是可能做到的。其实，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情况正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电视节目不受政府严格的限制，美国的模式就会被仿效。

[4]若想了解电视如何使“背后地带”的信息公之于众的精彩论述，参见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

[5]亨利·米勒（Henry Miller, 1891—1980），美国作家。他的自传性小说写得非常坦率，对性生活的描写非常露骨，使这些作品形成20世纪中期文学上的一股潮流。——译者注

[6]如果有人愿意接受当前遗传学的比喻，那么，谁是男性、谁是女性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是信息决定的，也就是基因信息。

[7]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 1874—1936），英国评论家、诗人、散文作家和小说家。——译者注

[8]成立于1979年的一个组织，旨在美国社会中恢复传统的价值观。1989年，该组织发起人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声称该组织已完成原定使命，并解散了这个组织。——译者注

[9]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Garden City, N.Y.：Doubleday&Co.，1970，第64页。

[10]参见“法庭裁决：除非淫秽，利用儿童进行性描写合法”（“Sexual Portrayals Using Children Legal Unless Obscene, Court Rules”），《纽约时报》，1981年5月13日，第1页。

[11]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The Uses of Enchantment：The Meaning and Importance of Fairy Tales.New York：Alfred A.Knopf, 1976，第4页。

[12]C·H·沃丁顿（C.H.Waddington, 1905—1975），英国胚胎学家、遗传学家、科学哲学家。著作甚多，包括生物学及哲学，又曾于世界各地讲述遗传学、伦理学、科学方法学等。——译者注

[13]转引自米德，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ration Gap.Garden City, N.Y.：Doubleday&Co.，1970，第64页。

[14]ABSCAM是1980年的美国政治丑闻。联邦调查局精心设置圈套使接受贿赂的国会议员落网。——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