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尔斯的电报：改变世界的起源

1850年到1950年这个阶段代表了童年发展的最高峰。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这些年，美国做过一些成功的努力，使儿童走出工厂，进入学校，穿着自己的服装，使用自己的家具，阅读自己的文学，做自己的游戏，生活在自己的社交世界里。在100部法典里，儿童被划分到与成人有本质上不同的类别；在100条习俗里，儿童被安置在受惠的地位，被保护而不受成人生活的怪异变幻的困扰。

正是在这个阶段，已成成规的现代家庭建立了起来，而且，假如我们接受劳埃德·德莫塞的年代表，在这个阶段，家长开发出了给他们的孩子以无微不至的同情、温柔和责任的心理机制。这并不是说童年从此就变得像田园诗般美丽了。如同生活的任何一个阶段，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充满了痛苦和迷茫。但是，到了世纪末，童年进而被看作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成为一个超越社会和经济阶级的理想。不可避免地，童年开始被定义为生物学的范畴，而不是文化的产物。因此，这是个极为有趣的讽刺，因为在同一时期，使童年概念诞生的符号环境却缓慢地、不易察觉地开始瓦解。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人对新兴的、没有儿童的年代负责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纽约大学的塞缪尔·莫尔斯教授。因为正是莫尔斯发送了地球上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共电子信息，他对此应负有主要责任。像古登堡一样，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发明可能导致什么结果，虽然他明确承认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所发的著名的电码信息：“上帝究竟干了什么？”^[1]

出于对历史的兴趣，应该在此提请大家注意，莫尔斯对用电来传播信息的可能性的痴迷，是1832年在他乘坐“萨利”号（Sully）时发生的。在船上，他第一次了解到电能够在瞬息被传送到电线所及之处，无论电线有多长。据说，莫尔斯下船时对船长说：“假如哪天你听说电报这个世界奇迹，记住它是在美妙的‘萨利’号上被发现的。”

当莫尔斯在“萨利”号上旅行时，查尔斯·达尔文正在英国海军舰队的“小猎犬”号（H.M.S.Beagle）上做观察。这些观察最后使《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得以诞生。传统的说法是，达尔文始于1831年12月的旅行是震撼世界的大事，其结果是驱除了神学的幻想，并代之以科学的假设。我毫不怀疑这种说法，只是想说莫尔斯的旅行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重要意义要远远超过达尔文。达尔文提出的观点，影响的大多是学者和神学家。人们甚至可以怀疑他的理论对人们实际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少影响，或者它是否改变了他们的习俗和思维习惯。在我写此书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在从事诋毁达尔文思想所包含的各种假设。他们的努力是徒劳和可怜的，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简单地说，没有进化论，人类照样可以生存。可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电子传播的局面。无论你在哪里生活、如何生活，或凭借何种信念生活，正是莫尔斯，而不是达尔文，主宰了人们处理事情的方式，以及引导人们意识的方向。这个事实显然不是为莫尔斯个人歌功颂德，而是证实了克里斯汀·尼斯纯（Christine Nystrom）所说的技术的“无形的形而上学”。达尔文和莫尔斯之间有一个区别：达尔文为我们提供了体现在语言上的思想。他的思想明晰、可论证、可驳斥。的确，自1860年以来，达尔文的思想在演讲厅、课堂上甚至法庭上已经被公开地辩论过了。但是，莫尔斯为我们提供的是体现在技术上的思想，也就是说，它们是隐藏的、看不见的，因此从未被论证过。从某种意义上说，莫尔斯的思想是不可辩驳的，因为没人知道电子传播隐含着什么样的思想。就像所有的传播技术一样，人们假定电报是个中性的传播工具，它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不存在偏袒哪一方的问题。人们会向莫尔斯提出的唯一问题是：这台机器究竟能不能用，电报能传多远，开发这项技术，花费究竟是多少。

我说没有人知道电报所隐含的意义，其实并不准确。梭罗^[2]知道。或者人们可以这么猜测。据说，当梭罗被告知，通过电报，一个在缅因州的人可以即刻把信息传递给在得克萨斯州的人时，他问道：“可他们之间说些什么呢？”没有人会把这个问题当真。其实，提这样的问题，梭罗是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电报所带来的心理的和社会的意义，尤其是它改变信息本质的能力，即从个人的和地区性的到非个人的和全球性的。120年之后，马歇尔·麦克卢汉试图解决梭罗提出的问题：

当人生活在电子的环境中，他的本性改变了，他的私人属性融入了社团整体。他变成了一个“大众人”（Mass Man）。大众人是在电子速度下产生的一个现象，不是有形的量的现象。大众人最初是在无线电时代被注意到的一个现象，但是，随着电报的出现，它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悄悄诞生了。^[3]

虽然麦克卢汉非常善于夸张，但依我之见，这一回他丝毫也没有夸大其词。电报是第一个使信息的传播速度超越人体速度的传播媒介。它打破了历史上交通和传播之间的联系。在电报发明之前，所有的信息，包括用书面表达的，只能以人体的速度进行传播。电报则一笔勾销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障碍，使信息从时空中脱离出来，远远超过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传播能力。因为电子的速度并不是人类感官的延伸，而是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感官。它把我们带入一个同时性和瞬间性的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没有经历过的。这样，它消灭了作为传播的一个方面的个人风格，其实也就是人类个性本身。从一开始，电报的内容使用的就是一种仪式性的语言，不属于任何人的方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以让传播者表达个性。在此，我所指的不是把电报作为即时信件，向人们传送生日祝福和周年庆贺，虽然这一类电报用的也是直来直去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我指的是电报作为新闻传播者这个主要用途。电报把信息从个人拥有转变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价值的商品，从而创造了“新闻事业”。在19世纪40年代，威廉·斯温（William Swain）和阿莫斯·肯德尔（Amos Kendall）开辟了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电报业务。1848年，美联社（the Associated Press）正式成立了。当美国为了寻求电子的快速而普遍使用电报时，无可避免的是，信息变得比信息来源更重要。在此我们要记住一个比喻：在古代，传送坏消息的信使常常会遭到砍头的厄运。这也就是要让说话者对所说的话负责任，这是对人的个性的最崇高的赞美。有了电报，新闻就变得具体化了，常常使用“它”或“它们”，就像是“据新闻说……”或者“据它们说……”。有了电报之后，没有具体的个人需要对新闻承担责任。如同报纸一样，电报面向的是全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人。但不同于报纸，它的信息没有可以辨认的来源。用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的话来说，新闻不知从何而来。实际上，莫尔斯在早期的一个展示中发过一条“宇宙，请注意”的信息。这好比电报在对整个宇宙讲话。或许，莫尔斯心里终究还是非常明白的。

总之，对梭罗的问题的答案最终是，在缅因州的人跟在得克萨斯州的人讲了什么并不重要。人们在电报里所“说”的，跟梭罗所用的“说”这个词的含义不同。电报的作用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匿名的、不需要上下文的信息世界，这样，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之间的地域差别就越来越无足轻重了。电报还使历史退回到背景中，扩大了现在的即时性和同时性。但是最重要的是，电报开始使信息变得无法控制。由于电报给我们提供了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它也使新闻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出现，因为信息的数量是随着新闻产生和传播的速度而波动的。不知从哪儿来的新闻意味着处处都是新闻，一切都是新闻，而且没有特别的顺序。电报创造了读者和市场，他们不仅消费新闻，而且消费各种支离破碎的、不连贯的、基本上互不相干的新闻。这些直到今天仍是新闻事业的主要商品。在电报发明之前，由于跨越空间传播信息在技术上有困难，新闻往往是有选择的，跟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这足以说明梭罗为什么会提那个问题。有了电报之后，新闻变得没有选择、不可用，至少以梭罗这样的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确实，只要我们稍加引申，就可以说电报有助于创造一个新的智力的定义，因为随着整个世界信息泛滥，一个人知道多少的问题要比一个人知道如何运用已知信息的问题重要得多。

所有这一切对童年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童年，如我努力揭示的，是一种环境的结果。在这个环境中，一些专为成人控制的、特定形式的信息，通过分阶段用儿童心理能吸收的方式提供给儿童。如何维护童年的概念，则有赖于信息管理的原则和有序的学习过程。但是，电报开始争夺原来属于家庭和学校的信息控制权。电报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

当然，如果仅仅电报就把电子传播的一切可能耗费殆尽，那么很可能文字世界的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大半会保持完好无缺，尤其是童年的概念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是，电报不过是后来将要发生的一切的凶兆而已。在1850年至1950年间，美国的传播结构由于一个接一个的发明而被瓦解了，随后又重新改组。这些发明包括轮转印刷机、照相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收音机和电视。我把轮转印刷机和照相机包括在内，是想指出，电子媒介并不是导致一个新的符号世界产生的唯一因素。与电子媒介的发展相对应，丹尼尔·布尔斯廷^[4]所说的“图像革命”也在展开，一个以图画、漫画、招贴和广告构成的符号世界正在兴起。^[17]电子革命和图像革命二者结合起来，代表了一个互不协调，却对语言和识字有着很强的攻击力，把原来的理念世界改造成为光速一样快的画像和影像的世界。

这个发展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虽然传播速度飞快，使信息的管理变得非常困难，但是大批量生产的图像改变了信息的形式：从散漫的到集中的，从提议式的到呈现式的，从理性的到感性的。语言是经验的抽象表述，而图像则是经验的具体再现。一幅图，也许的确值1000个字，但它绝不等于1000个字，或100个字，或两个字。语言和图画是两个不同的话语世界，因为一句话总是，也首先是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是想象中的一件事。大自然本身并不存在什么“猫”“工作”或“葡萄酒”这样的东西。这些词是我们通过观察自然、进行归类总结后得出的概念。图画本身并不表示概念，它们展现实物。图画不同于句子，是不可辩驳的。这句话说得再多也不过分。图画不会提出一个意见，它不隐含自身的对立面和对自身的否定，它无须遵守任何证据规则或逻辑。^[5]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图画和其他图像可被看作“认识上的一个倒退”［用雷金纳德·戴姆拉尔（Reginald Damerall）的话说］，至少跟印刷文字对比是如此。印刷文字要求读者对它的“真实内容”有积极的反应。人们也许不一定总能做出评价，但是，从理论上说，只要人们有足够的知识或经历，评价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图画要求观画者有审美的反应。图画要求我们诉诸感情，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我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这就是为什么鲁道夫·阿恩海姆在反思图像革命和预期它在电视上的大量表现时曾经警告说，它很可能对我们的头脑有催眠作用。“我们绝不能忘记，”他写道，

在过去，人类不能把直接经验传递给别人，这使得使用语言成为必须，同时也迫使人类的头脑开发概念。为了描述各种各样的东西，人类必须从具体中衍生出一般、笼统的概念；人类必须选择、比较、思考。然而，当传播通过用手指比画即可实现时，我们的嘴巴沉默了，写作的手也停下来了，因此头脑便开始萎缩了。^[6]

这番话早在1935年便已写成，当时图像信息环境尚未完全成熟。1945年以后，很遗憾的是，阿恩海姆的预言成为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的断言中的事实。海尔布隆纳断言说，图像广告始终是削弱文字世界各种前提条件的最具摧毁性的力量。^[7]如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一样，他的话是暗示大批量生产的图像会向政治界和商业界引入一个长久和普遍的非理性因素。^[8]从照片到电影，最后到电视，一个候选人的“形象”变得比他的政纲更重要，一个产品的“外形”变得比它的实际用途更重要。阿恩海姆、海尔布隆纳和巴特在做出这些结论时含蓄地指出，图像革命对童年的地位起了多么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探讨的是，这个新兴的符号世界其实并不能支持保证童年概念存在所需要的社会和知识的等级制度。

在进一步阐述如今正在发生的转变的细节之前，我必须再提一下这种局面本身所具有的嘲弄意味：在1850年到1950年间，美国花费了巨大的努力来使其变得有文化，提升文化态度的价值观。但与此同时，电子速度和大批量生产的图像正互相勾结，试图削弱那些努力和那种态度。到1950年，这两个符号世界的竞争最终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的讽刺意味也自然显露出来。一如许多其他的社会产物，童年在被当作永久存在之物的同时，也开始变得陈腐不堪。我之所以选择1950年，是因为在那一年，电视在美国家庭中牢牢地扎下了根。正是通过电视，我们看到电子和图像革命走到一起来了。因此，正是通过电视，我们很清晰地看到区别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的历史根基是如何和为何被破坏殆尽的。

当然，我们生活的时代只是电视的摇篮期。印刷机发明之后，过了60年，印刷商才想出为书编页码的想法。谁知道电视的未来又会如何？也许未来，尚未出生的一代人会发明出新奇而深刻的用法。可是，假如以商业广播电视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个新兴的社会结构模式必然会使童年“消逝”。这里有几个原因，在此我将阐述其中之一。其他的，我会在接下来的两章里分别论述。

首先涉及信息的可获得性。这反过来又与信息是以何种形式编码密切相关。3500年前，从象形文字到字母书写系统的转变，就是我希望在此说明的观点的一个很好的例证。^[9]在字母被发明之前，“读者”需要学会一大堆的符号，才能理解一条书面信息。学习符号的任务非常艰巨，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完成。那些的确学完所有符号的人需要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这个事业。不过，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拥有这些独特技能的结果，使他们能够积累巨大的政治和宗教的权力。当一群人拥有一般大众所不能获得的秘密时，出现这种情况一点儿也不足为奇。换句话说，图像文字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政治和宗教的结构。一如伊萨克·泰勒（Isaac Taylor）在《字母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he Alphabet）中所指出，随着字母的出现，这个结构被推翻了。曾几何时，由牧师和抄写员“垄断的知识”被一个相对简单和单纯的书写系统彻底粉碎，从此书面文字所写下的各种各样的秘密开放给了大量的人民。

同样地，16至20世纪的书籍文化创造了另一种知识垄断。这一次，是将儿童和成人分离。一个完全识字的成人能接触到书中一切神圣的和猥亵的信息，接触到任何形式的文字和人类经历中有记录的一切秘密。大体上，儿童则不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是儿童，他们被要求去上学。

诚然，印刷的英语字母要比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易学得多，因此多数儿童能够努力达到成年。不过，语音文字并不那么容易学，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成熟的阅读是一种即刻的识别能力，也就是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阅读的习惯必须在获取口头语的过程中形成。在口语阶段之后才试图学习阅读的人——如果可能的话——很少能成为流利的阅读者。^[10]因此，阅读指导必须从早期开始，从儿童在生理上还不适应严格的静止状态时开始。这也是儿童日后发现阅读困难的一个原因。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学习阅读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学习“破解密码”的过程。当人们学习阅读时，是在学习一种独特的行为方式，其中一个特点就是身体静止不动。自我约束不仅对身体是一种挑战，对头脑也是一种挑战。句子、段落和书页被一句句、一段段、一页页慢慢地翻开，按先后顺序，并且根据一种毫不直观的逻辑。阅读时，人们必须等待着获得答案，等待着得出结论。而在等待的时候，人们被迫评价句子的合理性，或至少要知道何时并在何种条件下暂停批评性的判断。

学习阅读是学习遵守复杂的逻辑和修辞传统的规则。它们要求人们以谨慎严格的态度对待句子的分寸，当然，随着新的元素按顺序展开，还要不断地修改句子的意义。一个识字的人必须学会反省和分析，有耐心和自信，保持镇静自若，经过适当考虑后，对文本的信息做出拒绝。这种行为方式，未成年人是很难学会的。它确实必须分阶段学习，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期待年幼的读者首先释义，而不是批评。正因为如此，人们不会期待一个8岁的孩子去读《纽约时报》，更不用说柏拉图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了。正因如此，自16世纪以来，成人有强烈的审查儿童阅读材料的冲动。这种行为合理性的前提是，儿童还没有掌握足够的“阅读态度”可以来延迟相信他们所阅读的内容。（让儿童轻信所阅读的内容显然没什么困难。）除了一些例外，成人的阅读行为很少在14或15岁之前发展完成（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学校的课程设置本身，一直是成人对儿童阅读内容做强行审查的最严格、最持久的表现。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所读的课本之所以被选中，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词汇和句法结构被认为适合于某个特定年龄的儿童，而且是因为其内容被认为包含适合于四年级、七年级或九年级学生的信息、思想和经历。人们假定四年级的学生还不知道七年级学生的经历，同样，一个七年级的学生也不知道九年级学生的经历。这样的假定可以在以印刷为基础的文化中合理地实现，因为直到今天，印刷的文字尽管看上去容易接近，实际上掌握起来却足够困难，要获得适当的阅读态度也并非易事。这二者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在儿童和成人之间，甚至在年幼的儿童和青少年之间，也竖起了屏障。

然而自从有了电视，这个信息等级制度的基础就崩溃了。电视首先是一个视觉媒介，对于这一点，阿恩海姆早在1935年就了然于胸，而今天，《芝麻街》（Sesame Street）的爱好者们却还蒙在鼓里。虽然人们在电视上听得到语言，虽然语言有时也确实重要，但正是图画在主宰观众的意识，传播最关键的意思。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人们是看电视。人们不阅读电视，也不大会去听电视。重要的是看。这对成人和儿童、知识分子和劳动者、傻子和智者都没什么两样。他们看的是动态的、时常变换的图像，每小时多达1200幅的图像。对于电视，人们常有一种天真的幻想，以为电视节目的感知层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的多样性确实是可能的，如果电视被用来复制演讲堂，比如《朝阳学校》（Sunrise Semester）。以此为例来说，人们在屏幕上所看到的是“讲话者的特写头像”，这些头像发出一连串的句子。正因为这些句子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复杂的或简单的、聪明的或愚蠢的，所以《朝阳学校》的感知层次才能够变幻无穷。不过，这样的电视用途是很罕见的，其中的道理跟747飞机不会被用来传送纽约和纽瓦克（Newark）之间的邮件一样：用它来完成这样的任务太不合时宜了。尤其是，电视并不是演讲堂。它是一个影像展示，是象形媒介，而不是语言媒介。正因为如此，所以像《人之上升》（The Ascent of Man）^[11]和《宇宙》（Cosmos）^[12]这样“阳春白雪”的节目，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做成好电视节目，也必须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不断变化的视觉图像上。（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宇宙》结果多半是在展示卡尔·萨根的个性魅力。出现这样的结果绝非偶然。）人们最好还要记住，电视节目的一个镜头，其平均长度是3到4秒；一个商业广告镜头，其平均长度是2到3秒。这意味着，看电视要求观众必须在瞬间理解画面的意义，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码。它要求观众去感觉，而不是去想象。(www.xing528.com)

电视向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当原始而又不可抗拒的选择，因为它可以取代印刷文字的线性和序列逻辑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严谨显得没有意义。看图片不需要任何启蒙教育。在学习解释图像的意思时，我们不需要上语法、拼写、逻辑或词汇之类的课程。我们不需要《麦加菲读本》（The McGuffey Reader）^[13]之类的读物，不需要准备，不需要进行先决条件的训练。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如戴姆拉尔所指出的：“无论孩子还是成人，电视看得再多也不能使他们看得更好。看电视所需要的技能很基本，所以我们还不曾听说过有关看电视的残疾。”^[14]书籍在词汇和句法上的复杂性可以千差万别，可以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分成等级。与书籍不同，电视图像人人都能看，人人都可以看，无论年龄大小。根据丹尼尔·安德森（Daniel Anderson）和其他人的研究，儿童长到36个月时，已经开始有系统地注意看电视画面了。到那时，他们已有了自己最喜欢的节目，会唱广告歌曲，会要电视广告上看到的产品。^[15]不过，电视节目、商业广告和各种产品并非只针对3岁的孩子。他们完全没有道理这么做。就符号形式而言，《拉芙妮与雪莉》（Laverne&Shirley）跟《芝麻街》一样简单易懂；麦当劳的广告跟施乐（Xerox）的广告一样一目了然。事实上，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电视来说，专门为儿童制作的节目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节目都是给每个人看的。

关键的问题是，电视传播的信息是一种无须分辨使用权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电视节目不需要以“儿童”和“成人”来进行分类。的确，为防有人怀疑我夸大其词，值得提一下的是，在一年里每天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一点半，大约有300万儿童（年龄在2岁至11岁之间）在看电视；在十一点半到午夜，有210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十二点半到一点，有110万儿童在看电视；在凌晨一点到一点半，有略少于75万儿童在看电视。^[16]出现这种情况，不只是因为电视的符号形式在认知方面毫无神秘可言，而且是因为电视机不能藏在柜子里或放在架子上束之高阁，让儿童够不着，即电视的外在形式跟它的符号形式一脉相承，不能使它具有排他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而它们都跟电视无法区分信息使用权密切相关：第一，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电视不能分离观众。借助其他电子的、非印刷的各种媒介，电视又重新创造出14、15世纪就存在的传播条件。从生物学上来看，我们人人具备观看和解释图像的能力，还有能够听明白跟多数图像的背景相关的语言的能力。正在兴起的新媒介环境在同一时间向每个人提供着同样的信息。鉴于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电子媒介完全不可能保留任何秘密。如果没有秘密，童年这样的东西当然也不存在了。

[1]对于莫尔斯究竟有没有发送这个信息，素来有些争议。其实，一个专家声称莫尔斯公开发送的第一个信息表达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他的电报内容是“宇宙，请注意”。

[2]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美国作家。主张人类回到自然，曾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体验简朴生活。——译者注

[3]引自Dreadnaught Broadside，一本由多伦多大学的学生制作的小册子。

[4]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 1914—2004），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和教育家，以研究美国文明史闻名。主要著作是三卷本的《美国人》。——译者注

[5]若想更全面地了解符号表示的不同形式所带来的认识上的偏见，参见Langer, Susanne K.Feeling and For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3。Salmon, Gavriel.The Interaction of Media, Cognition, and Learning.San Franciso：Jossey-Bass, 1979。或Postman, Neil.Teaching As a Conserving Activity.New York：Delacorte Press, 1979。尤其是后者，第47—70页。

[6]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Film As Ar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第195页。

[7]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Robert L.Heilbroner），“The Demand for the Supply Sid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28，No.10，June11，1981，第40页。

[8]巴特，Mythologies, trans.By Annette Lavers.New York：Hill&Wang, 1977，第91页。

[9]严格地说，闪米特人的“字母”是音节文字，不是真正的字母，但转变到语音文字的确是西方文化心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10]有关这一点的讨论，参见哈夫洛克，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1976。

[11]这是一部13集的英国电视系列片，旨在向一般观众概要介绍科学发展的历史。此节目由数学家、生物学家雅各布·布洛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主持，从开始制作到播映历时5年，1969—1974年。——译者注

[12]第一部成功的有关科学的电视片，卡尔·萨根是片中的人类明星。到1997年萨根去世时，有5亿观众看过这部电视片。萨根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译者注

[13]教授阅读的书。首次出版为1836年，该书从教字母、拼写开始至较复杂的阅读。——译者注

[14]选自麻省大学的雷金纳·戴姆拉尔的一本未出版的书中的一个章节。

[15]对年幼儿童的行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尔·安德森的研究。

[16]Mankiewicz, Frank, and Joel Swerdlow, Remote Control.New York：Ballantine Books, 1979，第17页。

[17]布尔斯廷，The Image.New York：Harper&Row, Colophon Books, 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