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摇篮期：200年的进化与保护

印刷术问世后的头50年被称作“incunabula”，字面上是“摇篮时代”的意思。到了印刷机步出摇篮之时，童年的概念已经进入了摇篮。然而，童年的摇篮期持续了大约200年。在16、17世纪以后，童年的概念普遍被承认是“存在的”，只是事物自然法则的一个特点而已。J·H·普拉姆在写有关童年的摇篮期时指出：“儿童越来越成为受尊重的对象，它是一个特别的产物，有它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需要与成人世界分离并受到保护。”^[1]“分离”当然是个关键词。在将人进行分离的时候，我们创造了各阶级的人，其中，儿童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而且人性的范例。但普拉姆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儿童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并非因为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他们据信有不同的本质和不同的需求，是因为他们已经被从其他人群中分离出来。他们被分离，是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他们要学习如何读书写字，如何成为印刷文化所要求的那种人，这些都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起初人们对阅读和写作究竟能够或者会对人类产生何种影响，并不十分清楚。我们或许可以预料，人们普遍对变得有文化这个过程的认识很天真，正如我们今天对电子媒介的认识也很天真一样。例如，商人阶级想要他们的孩子懂得ABC，以便日后他们可以处理商业世界中的各种文字。^[2]路德会教徒希望人们既能读懂以方言写作的《圣经》，又能解读对教会的不满。一些天主教徒在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灌输对《圣经》进一步服膺的手段。清教徒则希望使阅读成为对抗“无知、亵渎和懒惰这三大罪恶”^[3]的武器。

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徒开始打退堂鼓，不再鼓励人们识字，他们感到阅读是一个分裂的动原，最后甚至禁止阅读各种语言版的《圣经》，包括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的作品。阅读跟异端邪说画上了等号，后来出现禁书书目也是很自然的事。新教徒显然偏爱离经叛道，此外，还寄希望于识字阅读来破除迷信。因此，他们继续发掘印刷的各种资源，并把这种态度带到了新世界。然而，我们发现，长老制的苏格兰其实对让所有人接受识字教育的问题提出了最强烈的承诺。例如，在1560年第一本长老会信纲（Presbyterian Book of Discipline）中，他们就呼吁建立全国性的教育体系，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这样的倡议。在长老会教徒的政治权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为实现这一目的制定了立法（《1646年法案》）；在1696年他们卷土重来之时，又恢复并强化了这个立法。^[4]

天主教背离印刷而新教与之形成联盟的一个结果，是欧洲的文化知识版图出现了惊人的颠倒。在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在文化修养和情感修养方面要远远高于北欧各国。可是，到了17世纪末，这种局面完全反了过来。天主教保持了一种形象上的宗教。它继续偶像崇拜且变本加厉，过分注意经营教堂和仪式服务的各种细节。基督教新教则发展成了一种书籍的宗教，结果是阻止偶像崇拜，走向一个禁欲的符号体系。约瑟夫·凯^[31]曾经说过，在19世纪，若想把穷人吸引到教会来，人们必须要么像天主教一样“装点场面”，要么像新教徒那样“教育民众”。^[5]也许对如何吸引穷人，凯说得有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一个有识字能力的民族能够开发出比文盲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以形象为中心、铺张装饰的天主教对穷人并不一定那么有吸引力，但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天主教具体、偶像式的象征符号的各阶层的公众来说，也没什么不适应。基督教新教则提倡简朴。它的出现对那些早已受到书籍的熏陶、能更抽象地思考的人自然是非常合适的。

此外，这同时意味着童年的进化发展并不均衡，因为当我们对历史复杂性进行筛选后，一个相当简单的等式便出现了：凡是识字能力受到始终如一的高度重视的地方，就会有学校；凡是有学校的地方，童年的概念就能迅速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童年在不列颠群岛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要更早出现，并且有更清晰的轮廓的原因。早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代，威廉·福里斯特（William Forrest）就倡导小学教育。他提出，儿童在4岁时就应该送进学校去“学一些文学”，这样他们才会理解上帝的旨意。^[6]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他的《对话》（Dialogue）中提出了类似的想法，他主张设立教区学校，让所有7岁以下的儿童上学。^[7]在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里，英国人把他们的社会改造成了一个有许多学校的岛屿。在16世纪，许多村庄的村民留下遗产赠物，要求建立免费的学校，使当地儿童能够接受初级教育。^[8]W·K·乔丹（W.K.Jordan）做过的一份调查显示：1480年，英国有34所学校。到了1660年，有444所学校，每4400人中便有一所学校，大约每隔12英里就有一所学校。^[9]

实际上，当时共发展出三种学校：初级或者“小型”学校，教三个“R”——读、写、算；免费学校，教数学、英语作文和修辞；还有文法学校，教英语语法和古典语言学，目的是为大学和律师学院培养青年人才。莎士比亚就读的是斯特拉特福的一所文法学院。他在那里的经历促使他表达了一个著名的意见［因为他很可能被要求读利利（Lyly）的《拉丁文法》］。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第二篇中这样写道：

你存心不良，设立什么文法学校来腐蚀王国的青年……我要径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许多人，让他们大谈什么名词呀、什么动词呀，以及这一类可恶的字眼儿，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然而，多数英国人并不赞同莎士比亚所说的创办学校是为了腐蚀王国的青年的说法。其实，英国人甚至不反对送女孩去学校接受教育：诺维奇（Norwich）提供的免费教育对男孩和女孩都是开放的。然而，人们必须明白，去学校接受教育多半是中上层阶级的头号任务，但有根据显示，即使在穷人中也有些妇女是识字的。

不过，男性的识字人数当然要多得多。1612年到1614年间，米德尔塞克斯郡（Middlesex）审判的204个因初犯而判死刑的男犯中，有95人请求使用“神职人员不受普通法院审判的特权（benefit of clergy）”。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应付从《圣经》里读一句的挑战，从而免于绞刑的厄运。^[10]劳伦斯·斯通教授由此得出结论，如果47%的罪犯阶层能够识字，那么整个人口中男性的识字率一定比这个数字要高得多。（当然，也可能“罪犯阶层”要比斯通教授想象的更聪明，学习认字属于他们生活中优先考虑的事情。）

无论如何，非常准确的识字率是很难获得的。据托马斯·莫尔爵士推测，1533年，超过一半的人口有能力阅读英文版的《圣经》。多数学者认为这个估计太高，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到1675年，男性的识字率大约在40%。然而，下面这些数字都是确凿无疑的：1642年出版了2000多份小册子。1645年发行了700多份报纸。在1640年到1660年间，小册子和报纸加起来一共是2.2万份。^[11]因此，到了17世纪中叶，“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英国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文化的社会”。^[12]无可否认，到了17世纪初，它的政治领袖都是有识字能力的。在法国，情况显然也是如此。在英国，最后一个身居高官的文盲是拉特兰郡（Rutland）的第一伯爵。在法国，则是蒙莫朗西元帅（Constable Montmorency）。^[13]虽然法国在识字教育方面的成就（即学校的发展）落在了英国后面，但是到了1627年，法国大约有4万儿童在接受教育。

这一切所带来的后果是儿童在社会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学校是为培养有文化的成人而设计的，儿童因此不再被看作成人的缩影，而被看作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即未发展成形的成人。学校教育开始认同儿童自身的特殊天性。阿里耶斯指出：“在学校上下……按年龄组织安排教学。”正如19世纪的青少年是通过征兵来定义一样，在16世纪和17世纪，童年的定义是通过进学校上学来实现的。（中小学）“男生”（schoolboy）成为“儿童”的同义词。艾维·平奇贝克和玛格丽特·休伊特是这样说的：

尽管在传统的（学徒）制度下，“童年”实际上在7岁就结束了……但是有组织的正式教育的结果是延长了儿童不必承担成人世界的要求和责任的时间。其实，童年远不是只有些许重要性的生物需求；它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一个成长阶段而出现，而且变得日益重要。^[14]

这里所说的是：童年已经成为对某一阶段象征性成就的描述。婴儿期在掌握语言技能之后就结束了。童年是以学习阅读开始的。确实，孩子这个词经常被用来描述那些不能阅读的成人，包括智力上被认为孩子气的成人。到了17世纪，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亦如普拉姆所说：“识字教育的步骤应该根据儿童的发展来设置：识字应该在大约四五岁时开始，接下来是写字，然后逐渐添加更复杂的学科……教育变得几乎不容变更地跟儿童的实足年龄联系起来了。”^[15]

可是，教育和实足年龄之间的联系是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建立起来的。初次为学生分班、分年级的尝试，是基于学生的阅读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实足年龄。^[16]根据年龄来划分是后来的事。阿里耶斯解释说，学校按学生的阅读能力的不同等级进行分班，使人们“认识到儿童、青年的特殊天性，同时也认识到在儿童和青年这两种分类中，仍有各种类别存在”。^[17]阿里耶斯在此处表达的是前面已经暗示过的一种社会观念：当一个群体，任何群体，是以某个单一特征为基础而形成时，它带有的其他特征也会不可避免地引起注意。起先只是必须学会阅读的一类人，结果却成为被认为在多方面都很独特的一类人。由于童年本身成为一个社会和知识的分类，童年的各个不同阶段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鲜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概括了这一点：“（儿童）新近在学校被分隔开来，接受针对不同学习阶段而设计的特别的印刷材料，最后，不同的‘同龄群体’出现了，一个个性鲜明的‘青年文化’……就此产生了。”^[18]

随之而来的一切也是不可避免的，或者在事后看来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儿童的服装变得与成人不同。到了16世纪末，童年应该有特别的服装，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实。^[19]儿童服装上的不同，以及成人所感知的儿童在生理特征上的不同，在16世纪及以后的绘画作品中有很好的证明，即儿童不再被描绘成微型的成人。儿童的语言也开始与成人话语有所区别。正如先前所指出的，儿童专用的混杂语和俚语在17世纪前并不为人所知。后来，它的发展非常迅速且日益丰富。有关儿科学的书籍也大量出现。由托马斯·雷纳（Thomas Raynald）撰写的一本儿科学的书非常受欢迎，在1600年以前就已经印刷出版了7个版本，而且继续出版到1676年。甚至连给孩子起名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也经历了变化，这反映出儿童新的社会地位。在中世纪，父母给所有的孩子起一模一样的名字，只按出生先后加以区分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但到了17世纪，这种习俗已经消失，父母通常给每个孩子起一个独特的名字，往往以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期待来决定。^[20]儿童文学有些落后，到1744年才开始出现。那一年，伦敦出版商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y）印刷出版了《巨人杀手杰克》（Jack the Giant Killer）的故事。到1780年，许多职业作家把注意力转向青少年文学作品。^[21]

当童年的形态变得具体起来以后，现代家庭的形式也渐渐开始成形。创造现代家庭不可或缺的事件，阿里耶斯强调说，是正规学校教育的发明和扩展。^[22]社会要求儿童接受长期的正规教育，这导致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位。家长的期望和责任变得越来越重大，而且含义也越来越丰富，因为父母演变成了监护人、看管者、保护者、养育者、惩罚者以及品德和品位的仲裁者。爱森斯坦为这种演变又加上了一条理由：“永无止境的道德说教文学像潮水一样侵入了家庭这方净土……‘家庭’一时间又被赋予各种新的教育和宗教功能。”^[23]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各样题材的书籍应有尽有，不只在学校而且在市场上，家长被迫承担教育者和神学家的角色，并一心一意把孩子培养成为敬畏上帝、有文化的成人。随着印刷术的发明，家庭进而成为教育机构，这不单是因为家庭必须保证儿童接受学校教育，而且因为它不得不在家提供辅助教育。

但是，家庭中发生的另一些事情影响了童年概念的形成，这也不应该被忽视。拿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在英国，一个引人注目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这些人有钱，而且愿意花钱。根据杜布莱（F.R.H.Du Boulay）的说法，中产阶级是这样花钱的：“他们投资买较大的房子，有额外的房间可使自己不受干扰，他们还投资为自己和家人画像，投资在孩子的教育和服装上。多余的钱使他们能够把孩子当作炫耀性消费的对象。”^[24]

在此，杜布莱希望我们考虑的是，经济条件的改善，在加强儿童观念和使儿童在社会上更引人注目上起了作用。我们要牢记，男孩实际上是特殊化人群中的第一个阶层，我们也必须记住，他们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孩。毫无疑问，童年最初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想法，部分是因为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培植这个概念。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想法才慢慢传入社会较底层的阶级。

所有这些发展都只是一个新兴阶级出现的外部迹象。他们说话与成人不同，每天消磨时间的方式也不同；他们穿着不同，学习的内容不同，而最终连思考的东西也不同。所发生的这一切，即根本的结构变化，显示出凭借印刷和服务于印刷的事物及学校，成人发现自己对未成年人的符号环境有着前所未有的控制力，因此他们能够并且要求为儿童成为成人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

话虽如此，我并不是说成人始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一切或为什么要做某一件事。在相当的程度上，有关童年的各种发展是受书本和学校的性质所支配的。例如，通过写作有先后顺序的课本，按照儿童的实际年龄组织学校班级，校长等于开创了童年的各个阶段。我们对于孩子能学或该学什么、在什么年龄学之类问题的认识，大多来自有序的课程设置的概念，也就是说，来自前提条件的概念。

“自从16世纪以来，”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说道，“认识一堆由毫无意义的符号和声音所代表的互不相干的字母，记住这些字母的固定顺序，始终是西方世界所有儿童通往书本学习的大门。”^[25]爱森斯坦教授在此所指的是通往成年的第一步：熟练掌握所有的字母，当时一般认为应该是在4岁到6岁之间完成的任务。可问题是，熟练掌握字母，继而精通所有要求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构成了课程设置，而且构成了儿童发展的定义。通过建立不同等级的知识和技能，成人创造了儿童发展的结构。事实上，正如普拉姆所观察的：“……许多我们认为几乎是人的天性的假定在这时开始被采纳。”^[26]既然学校的课程设置完全是为顺应识字的要求而设计的，那么教育工作者居然还没有广泛评价“童年的本质”和印刷的偏见之间的关系，这是令人吃惊的。例如，儿童走向成年需要获得那些我们心目中的好读者所具备的能力，即活跃的个性意识，有逻辑、有次序的思考能力，能使自己与符号保持距离的能力，能操控高层次的抽象概念的能力和延迟满足感的能力。

当然，还需要有超凡的自我控制能力。人们有时会忽视，书本学习是“不自然的”，因为它要求儿童、青少年精神高度的集中和镇定，而这些恰好跟他们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甚至在“童年”的概念出现之前，我们可以假定，年轻人的习性比成人更“好动”和精力充沛。其实，菲利普·阿里耶斯之所以哀叹童年的起源，是因为它往往抑制了青年人好动的天性。在一个没有书籍和学校的世界里，青年人的旺盛精力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在一个有书本学习的世界里，这样旺盛的精力需要大幅度地予以限制。安静、一动不动、思考、严格控制各种身体机能，这些都受到高度的重视。正因如此，在16世纪初，校长和家长开始强加给儿童相当严格的纪律。儿童的天然本性开始被视为不仅妨碍书本学习，而且是邪恶性格的表现。因此，为了获得令人满意的教育结果和净化的灵魂，“天性”不得不被征服。控制和征服人的天性的能力，成为成年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目的；对于有些人，它是教育的绝对必要的目的。

清教徒罗伯特·克利弗（Robert Cleaver）和约翰·多德（John Dod）在1621年出版的著作《虔诚的家庭管理》（A Godly Form of Household Government）中写道：“躺在摇篮里年幼的孩子，既任性又让人怜爱。虽然他身体娇小，却有（使坏）之心，完全可能作恶……如果这星星点点的火花任其燃烧，必会越烧越旺，直至烧毁整座房子。我们接受改造，才成为好人，因为我们并非生来就好，而是教育使然。”^[27]

尽管卢梭反对这种论调，而且他的意见颇具影响力，但是，多少世纪以来，儿童接受的始终是旨在使他们“变好”的教育，也就是说是使他们压抑天然的充沛精力的教育。当然，儿童从不觉得他们喜欢这样的常规训练。早在1597年，莎士比亚就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感人肺腑且难以忘怀的儿童形象，因为孩子们知道学校是走向成年的严峻考验。在《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著名的“人生的阶段”（ages of man）这段话里，莎士比亚写道：“一个哼哼唧唧的男生，背着书包/脸色像早晨一样灿烂，行路却慢腾腾地像蜗牛一样/不情愿去上学堂。”

自我控制，作为智力和神学的准则以及成年的一个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也相应地反映在性道德观和性行为上。关于这两方面，最有影响的早期著作是伊拉斯谟1516年出版的《箴言》（Colloquies）。该书试图提出男孩必须控制他们出于本能的生活方法。把这本书看作第一部广为流传的、以羞耻心为主题的世俗书籍，我认为是公平的。但以我们现在的标准来看，它并非完全如此，因为伊拉斯谟探讨的问题在18世纪已经被禁止出现在儿童的书籍里。例如，他在书中描写了一个假想的例子：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妓女相遇，男青年拒绝妓女的勾引，反而为她指出通向美德之路。伊拉斯谟也描写了一个青年向一个姑娘求爱，以及一个妇人抱怨丈夫任性的行为。换句话说，书中告诫年轻人如何对待性的问题。人们也许会说，伊拉斯谟敢于冒着断送自己名声的危险，他是那个时代的朱迪·布鲁姆^[28]。但是，不同于这位写了许多广为流传的儿童性问题小说的现代流行作家，伊拉斯谟的用意不是削弱羞耻感，而是要增强它。伊拉斯谟明白——一如后来的约翰·洛克，以及后来的弗洛伊德——即使去除神学的内涵，羞耻心依然是人类文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它是征服我们的本性所要付出的代价。书本和书本学习的世界几乎算不上我们超越动物本能的胜利；一个识字社会的要求使一种精雕细琢的羞耻感变得非常必要。若稍加引申，我们便可以说，由于印刷将信息和送信人分开，由于印刷创造了一个抽象思维的世界，由于印刷要求身体服从于头脑，由于印刷强调思考的美德，所以，印刷强化了人们对头脑和身体二元性的看法，从而助长了对身体的蔑视。印刷赋予我们的是脱离躯壳的头脑，但却留下了一个我们该如何控制身体的其余部分的问题。羞耻心正是这种控制得以实现的途径。

到16世纪末，社会上存在这样一些现象：一个围绕着书籍的神学理论，一种新的、以印刷为基础的日益成长的商业体系和一个依照学校教育来组织家庭的新概念。综合起来，这些现象都竭力提倡在所有事情上保持克制以及对私下和公开的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渐渐地，”诺贝特·埃利亚斯写道，“性行为与羞耻和尴尬（紧密）相连，需要在行为上相对克制的概念在整个社会较均衡地传播开来。唯有当成人和儿童之间的距离加大，‘性启蒙’才变成一个‘尖锐的问题’。”^[29]埃利亚斯在此处是说，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关系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

这本身是一个奇特的讽刺。因为一方面，新兴的书本文化——用英尼斯的话来说——打破了“知识垄断”，它使神学、政治和学术方面的秘密变得能为广大的公众所获得，而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局限儿童于书本学习，由于他们受制于书本学习者的心理以及校长和家长的监督，印刷向儿童关闭了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正是中世纪的年轻人非常熟悉的。最后，了解这些文化秘密成为成年的一个显著特点。因此，直到最近，儿童和成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还是成人拥有据信是儿童不宜知道的信息。在儿童走向成年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分阶段向他们揭示这些秘密，至“性启蒙”为结束。

正因为如此，到16世纪末，学校老师已经拒绝让儿童接触某些“不体面的书”，并对说脏话的儿童进行惩罚。此外，他们阻止儿童进行赌博，而中世纪的年轻人最喜欢以赌博消磨时间。^[30]因为人们不再期待儿童了解成人公开行为的秘密，有关行为举止的书变得很常见。这一回，伊拉斯谟又领先了一步。在他的《论男孩子的礼仪》（De Civilitate Morium Puerilium）一书里，为了启迪年轻人，他制定了在公众场合下言行举止的一些规则。“吐痰时要转过脸去，”他说，“免得唾液落在别人身上。若吐到地上的是脓性物，要用脚把它踩掉，免得让人恶心。如果你不方便这么做，就把痰吐在一小块布上。咽回唾液是很不体面的行为，跟我们见到的那些每说几句话就要吐痰的人一样，那是一种习惯而不是需要。”

至于擤鼻涕，伊拉斯谟坚持说：“对着帽子或衣服擤鼻涕是很粗鲁的……用手也不见得更加礼貌……用手帕擦鼻孔才是适当的，而且要转过脸去，假如有更尊贵的人物在场。”

伊斯拉谟在此同时做着几件事。首先，他在诱发年轻人的羞耻感。没有羞耻感，未成年人是不能成为成年人的。同时他还把年轻人比作“野蛮人”，因为在童年发展的过程中，如前所述，人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即儿童是未成形的成人，需要接受文明教育，需要以成人的方式接受训练。学校的书本向他们揭示了知识的秘密，而礼仪书则揭示了公众举止的秘密。“正如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到了人间一样，”伊拉斯谟说起他的书时曾表示，“我把哲学引入游戏和宴会当中。”不过，伊拉斯谟不仅仅是在向年轻人揭示成人的秘密，同时也在创造秘密。伊拉斯谟有关公众举止的书既是为成人也是为儿童写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他同时在建立成人的概念和儿童的概念。我们必须记住，巴巴拉·塔奇曼说过，中世纪的成人非常孩子气，也就是说，当书本和学校创造了儿童时，它们也创造了现代的成人概念。那么，当我在后面几章试图揭示童年在我们这个时代逐渐消逝的时候，我想要说，一定形式的成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消逝。

无论如何，当儿童和成人变得越来越有区别时，每个阶层都尽情发展各自的符号世界，最终人们开始接受儿童不会也不能共享成人的语言、学识、趣味、爱好和社交生活。成人的任务其实是要帮助儿童为将来能够应付成人的符号世界而做准备。到了19世纪50年代，几百年的童年发展已颇具成效。在整个西方世界，童年的概念都已经成为社会准则和社会事实。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人注意到，大约与此同时，童年消亡的种子也已经埋下了。

[1]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 Vol.13，No.1，Winter1971，第9页。(www.xing528.com)

[2]芒福德，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World, 1934，第137页。

[3]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1页。

[4]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80页。

[5]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8—79页。

[6]平奇贝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23页。

[7]平奇贝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23—24页。

[8]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42页。

[9]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42页。

[10]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43页。

[11]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99页。

[12]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68页。

[13]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4页。

[14]平奇贝克和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42页。

[15]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 Vol.13，No.1，Winter1971，第9页。

[16]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188页。

[17]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187页。

[18]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33—134页。

[19]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57页。

[20]详细探讨17世纪孩子的不断变化的形式，参阅伊利克（Joseph Illick），“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303—350页。

[21]平奇贝克，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Ⅱ：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Children Act of1948.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3，第299页。

[22]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369页。

[23]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33页。

[24]杜布莱（F.R.H.Du Boulay），An Age of Ambition：English Society in the Late Middle Ages.New York：Viking Press, 1970，第90—91页。

[25]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89页。

[26]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 Vol.13，No.1，Winter1971，第9页。

[27]伊利克（Joseph Illick），“Child Rear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nd America，”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 1974，第316—317页。

[28]朱迪·布鲁姆（Judy Blume），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注

[29]埃利亚斯，The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 1978，第179页。

[30]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1962，第82页。

[31]约瑟夫·凯（Joseph Kay, 1821—1878），英国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贫民问题。著有《英国和欧洲的贫民教育》《英国和欧洲人民的社会处境》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