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像童年这样的概念得以产生，成人世界一定要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重要性上，而且一定要性质特别。具体地说，它一定要产生一个新的“成人”定义。在中世纪，曾经发生过各种社会变化，出现过一些重要的发明，例如机械钟，还有许多其他的重大事件，包括黑死病。但所有这些都不要求成人对“成人”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修改。然而，在15世纪中叶，这样的事件的确发生了，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本章的目的在于阐述印刷机的发明如何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符号世界，而这个符号世界却要求确立一个全新的成年的概念。就定义而言，新的成年概念不包括儿童在内。由于儿童被从成人的世界里驱逐出来，另找一个世界让他们安身就变得非常必要。这另外的世界就是众所周知的童年。
世界上至少有7个城市自称是印刷机的诞生地，每个城市都指认一个发明家。这样的争议，就其本身而言，就印证了印刷机所带来的一个最惊人的影响，即它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名声和个人成就的追求。“这并非偶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在《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是这样评论的，“……印刷机是让人类卷入争夺优先权和竞争国家占有权的第一个发明。”[1]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并非偶然？她指出，因为印刷使一个人说的话和写的著作得以万世流芳，从而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和普遍的自我观念。印刷机恰似一部时间机器，很容易跟H·G·韦尔斯（H.G.Wells）的小发明一样富有影响力，让人感到好奇。像另一部了不起的时间机器——机械钟一样，印刷机捕捉住了时间，使之为人类服务，也改造了时间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它改变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但是，刘易斯·芒福德[2]认为，钟表消灭了“永恒”这个人类动态的度量和关注点，但印刷机又使“永恒”得以恢复。印刷把现在和永远连接了起来，它将个人的观点带入一个未知的王国。随着印刷机的发明，永恒的问题可以通过个人的声音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一个社会集合体。
究竟是谁发明了马镫、大弓纽扣，甚至眼镜，没人知道，因为个人成就的问题在中世纪几乎不受重视。其实，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作家”这个概念，用现代意义来衡量是根本不存在的。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a）为我们详细描绘过当时所谓的作家。他说，在13世纪，做书有四种方法：
有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依样画葫芦，不做任何添加和改变，这种人仅仅被称作“抄写员”……另一种人抄写别人的作品，添加一些别人的意见，他被称作“汇编者”……另一种人既抄写别人的作品，也写自己的，但以别人的作品为主，添加一些自己的解释，他则被称作“评注者”……还有一种人既写自己的作品，也写别人的，但以自己的作品为主，加别人的是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这种人，应该被称为“作家”……[3]
圣文德所说的不仅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原创著作，而且他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把文字抄写下来的任务，正因为如此，个人的概念、高度个人化的写作活动，在抄写传统下是不存在的。每一个抄写者在抄写时不仅会抄错，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添加、删减、澄清、更新甚至根据自己的需要对抄写的内容进行改写。就连英国《大宪章》这样珍贵的文献，虽然每年都会在英格兰各郡被通读两次，但是到了1237年，它已成为争议的焦点，原因是人们无法确定几个版本中哪一个是真的。[4]
印刷术发明之后，“谁写了什么”这个问题就变得跟“谁干了什么”的问题一样重要。后世变成了一个活的概念，哪些名字可以合法地流芳后世，是一件值得奋斗的事情。从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推断，我已经接受了一个既定的传统，即我认同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ensfleisch Gutenberg）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尽管此类印刷术最早的记录，其实是古登堡的搭档——约翰·富斯特（Johann Fust）和彼得·舍费尔（Peter Shoeffer）所印刷的《美因茨的诗篇》（Mainz Psalter）。但无论是谁真正享有所有权，无论是古登堡、劳伦斯·科斯特（Laurens Coster）、尼古拉斯·詹森（Nicolas Jenson），还是富斯特、舍费尔等等，[5]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当古登堡宣布他已成功地制作了一本书，且“不用芦苇、尖笔或水笔，而是靠奇妙的冲压和活字之间的一致、比例和协调……”[6]时，他，包括其他印刷匠，并不知道他们已为社会注入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巧妙装置，也就是说，墙上的打印文字，正清楚地说明中世纪的末日来临了。虽然许多学者就这一事实提出了看法，迈伦·吉尔摩在《人道主义的世界》中的陈述非常直截了当地概括说：“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知识生活的状态带来了最巨大的变革……它的影响迟早会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被感受到。”[7]
要理解那些影响是如何跟童年的起源和成长发生关系的，我们可以用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学说作为指导。英尼斯强调说，传播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8]简单来说，每一部机器都代表着一个想法或各种各样想法的混合物。然而，它们首先并不是那种导致发明者构想出一部机器的想法。例如，我们无法知道，当时古登堡心里在想什么，使得他把葡萄压榨机跟图书制作联系了起来，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断，他毫无意愿扩大个人主义，或者就此削弱天主教会的权威。用阿瑟·凯斯特勒[9]的话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发明家都是梦游者。或者我们也许可以称他们为“弗兰肯斯坦”[10]，而把这整个过程称作“弗兰肯斯坦综合征”（Frankenstein Syndrome），即一个人为某个特定且有限的目的创造了一台机器，可一旦机器造好之后，我们却发现——有时候令人恐怖地、常常令人不舒服地、总是让我们吃惊地发现——它有自己的主张；它不仅相当能够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如英尼斯试图揭示的——还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
一部机器可以为我们提供崭新的时间概念，比如机械钟；或者空间和规模的概念，比如望远镜；或者知识的概念，比如字母；或者改善人类生物性能的可能性，比如眼镜。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凯里一样大胆地说：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的意识结构被重新塑造，以便跟传播结构相匹配；[11]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已经成为我们所制造的东西。
技术的后果总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后果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创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魔鬼”，当它醒来后向四周望去，发觉自己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然后又回去倒头大睡了。在18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有马镫可利用，可惜当时没有天才看出它那些可能的用途。法兰克人既有马镫，还有查理·马特[12]的天才，因而他们用马镫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方式，后来更不用说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也就是封建制度。[13]中国人和朝鲜人（他们在古登堡之前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当时可能有人，或者没人有天分看出活字印刷术的潜在价值，但他们肯定没有字母，即一个字母体系的书写方式。因此，他们的“魔鬼”又回去睡觉了，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墨西哥的原住民阿兹特克人（Aztecs）发明了轮子。后来，他们把轮子安装在儿童的玩具上，就以为它的潜在价值已经耗尽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是个谜。但无论如何，这又是一个技术未必一定向文化注入新思想的实例。
小林恩·怀特用另一个比喻来阐述这个观点。他说：“随着我们对技术史的了解日益加深，我们很清楚，新设备仅仅是为人类打开一扇门，它不会强迫人类走进去。接受还是拒绝一项发明，或者若是接受了，它的含义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依赖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它的领袖有没有想象力，同时也要看技术项目本身的性质。”[14]
当然，就古登堡的印刷术而言，我们知道当时欧洲文化已是万事俱备，准备接受它的。欧洲不仅有2000年历史的字母书写系统，而且有相当丰富的手稿传统。这意味着有许多重要的文本等待印刷出版。欧洲人早就知道如何造纸，而且已经有了200年的历史。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文盲很普遍，但会读会写的抄写员还是存在的，他们能教别人读书写字。13世纪，欧洲重振学习的风气，并重新发现了传统文化的智慧，这些都刺激了人们对书籍的需求。随后，欧洲的商业发展和探险时代的开始又刺激了对新闻、耐久的合同契约、可靠和标准的地图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说，在15世纪中期，欧洲的知识状况使得印刷术成为必需。这无疑也说明了如此多的人在同一时间、不同地方研究这个问题的事实。用怀特的比喻就是，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
要认识印刷的一些含义，并不需要天才。在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共印刷了800多万本书。到了1480年，共有110个城市拥有印刷机，它们分布在6个不同的国家。然而，仅意大利一国，就有50台印刷机。到了1482年，威尼斯成了世界印刷之都，而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一个威尼斯人，很可能是当时基督教世界中最忙的印刷商。他店外的招牌显示了他用双关语的天分，也表明了他的生意状况：“若想跟阿尔杜斯说话，快，时间紧迫。”[15]阿尔杜斯有半数的雇员是遭流放的希腊人或难民，以至于在1515年他去世时，每一个知名的希腊作家的作品都被翻译成意大利文，并印刷出版了。[16]
大约在阿尔杜斯去世的时候，印刷开创了第一个记者职业、第一个文学敲诈者、第一个色情作品的批量生产者，这三种身份全部集中在皮特罗·阿伦提诺（Pietro Arentino）一人身上。[17]阿伦提诺出身低微，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本能地懂得印刷是让人出名的工具。也就是说，他发明了报纸。我们也可以把忏悔性写作（confessional writing）的起源归之于他。除个别例外，比如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过去的文学传统中从未有过暴露私人生活的作品，也没有个人观点得以公开表现的既定“声音”或语气，自然也没有对想象中的、其实不存在的人群讲话的习俗。[18]阿伦提诺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教诲（因为此前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而抢先印出一连串的反教权主义的淫秽作品、诽谤性的故事、公开的指责和个人观点。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新闻传统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依然盛行不衰。他发明的“黄色”新闻和与此相应的表现风格，使他名利双收。当时他以“王公贵族的祸患”著称，是那个时代的“公民凯恩”[19]。
阿伦提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传统。他以亲切的措辞满足了一大批无形的大众。如果说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这种新文学传统肮脏的一面，那么蒙田（Montaigne）的作品则代表了较有益的一面。蒙田生于1533年，那时阿伦提诺已经41岁了。蒙田发明了一种写作风格、一种语言形式，以及一种人格面貌。通过这些手法，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沉着自信而且直言不讳地向无形的当代之人和后世之人表达意见。蒙田发明了个人随笔。就像民谣提倡公众观念一样，蒙田的随笔提倡个人主义，赞美个人历史，而不是公众历史。就它的谦逊、幽默、睿智而言，蒙田的作品不赞美公众，却只赞美他自己，赞美他的特立独行、他的怪僻和偏见。400年后，当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写出了《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一书时，他只不过是在延续蒙田的传统，给它一个恰当的名称而已。这个传统就是作者自我宣传、自我暴露，作者作为个人对立于社会。麦克卢汉以其独特的方式说道：“凭借印刷，人们立即发现了方言能够广泛传播的功能。”[20]麦克卢汉想到的不只是阿伦提诺和蒙田，他还特别提到了法国作家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拉伯雷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歌颂的能力是举世无双的。例如，他吹嘘说他的《巨人传》（Gargantua et Pantagruel）在两个月内卖掉的册数要比《圣经》在10年里卖掉的都要多。[21]由于这番话，他被指责为违反神旨和亵渎上帝。这一段插曲让人想起了不久前发生的类似事件。约翰·列侬说披头士乐队比耶稣基督更有影响，因此也遭到了严厉的谴责。问题的关键在于抄写文化是跟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知识个性的概念完全背道而驰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指出：“抄写文化的状态……压制了人的自恋情结。”[22]而印刷却使它获得解放。
在印刷激发起作家日益强烈且无须掩饰的自我意识的同时，它也在读者中创造出类似的态度，因为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一切人际交流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甚至连阅读所采用的也是口语模式，一个读者大声朗读，其他人随后跟上。[23]但自从有了印刷的书籍之后，另一种传统便开始了：孤立的读者和他自己的眼睛。口腔无须再发声音，读者及其反应跟社会环境脱离开来，读者退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从16世纪至今，大多数读者对别人只有一个要求：希望他们不在旁边；若不行，则请他们保持安静。整个阅读的过程，作者和读者仿佛达成共谋，对抗社会参与和社会意识。简而言之，阅读成为反社会的行为。
因此，在这个过程的两端，即生产和消费，印刷创造出一种心理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对个性的要求变得不可抗拒。这倒不是说印刷术创造了个人主义，而是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正常的、可以接受的心理条件。列奥·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说道：“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关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哲学是建立在这样的构想之上的：每个个人都是离经叛道者。在很大程度上，个人的存在就在于坚持个性，反对社会的限制和规范要求。”[24]
如果说英尼斯已经洞察到一种新的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兴趣结构，那么我们可以说，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索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当然，童年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它经历了将近200年的时间，才成为西方文明中看上去不可逆转的特征。假如没有每个个人本身都是重要的、人类的心灵和生命从根本上超越公众这一观念，这一切是不可能发生的。由于个性观念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它也会应用在儿童身上，因此，比如说，到了18世纪，人们普遍接受儿童夭折的必然性（阿里耶斯将之称为“必要的损耗”）的情况已经大部分消失。实际上，大约在16世纪末，儿童的死亡开始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父母的坟墓上。也许这是个可怕的事实，但正好说明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
然而，单有个人主义并不能产生童年。童年要求社会必须有一个将人划分为不同阶段的基础。因此，还需要另一个动因的出现。这个动因也的确出现了。由于没有更好的措辞，我暂且称它为“知识差距”（knowledge gap）。印刷机发明后的50年里，欧洲文明的传播环境明显地在逐渐瓦解，并连同其他行业一起在进行调整。在有读书能力的人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产生了明确的界限。后者局限于中世纪的感知力和兴趣水平，而前者则被推进一个充满新事实和新感受的世界。印刷术发明以后，可供谈论的新生事物大量增加。这些内容都在书里，或至少以印刷品的形式出现。刘易斯·芒福德是这样描述这种状态的：“印刷的书，比其他任何设备都更能把人从此时此地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印刷品使事件变得比它本身更有影响……印刷形式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其余的世界往往变得更虚无缥缈。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25]
书中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呢？人们可以学到些什么呢？首先，有“入门工具书”（how to do it）：有关冶金学、植物学、语言学、礼仪规范，终于还有了儿科医学方面的书。托马斯·费尔（Thomas Phaire）在1544年出版的《儿童之书》（The Book of Children）一般被认为是英国人写的第一部有关儿科学的书。［意大利人保罗·巴杰拉尔多（Paolo Bagellardo）出版的一本比他更早，在1498年。］费尔在书中建议使用出牙嚼环，并面面俱到地提出了一系列儿童可能患的“严重和危险的疾病”，包括“apostume of the brayne”（很可能是脑膜炎）、噩梦、瘙痒、眼充血、腹绞痛和肚子胀气。[26]儿科学和礼仪书籍的出版强烈显示，在印刷机发明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童年这个概念已经开始形成。但核心问题在于，印刷导致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爆炸”。要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成人，人们需要超越习俗和原有的记忆，去探索过去不知道也不曾考虑过的世界。因为除了一般信息，如在“入门”类书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指导和手册里可以找到的，在商业世界里，还有印在纸张上的、日多一日的合同、契约、期票以及地图。（毫不奇怪，在信息变得越来越标准化和可重复时，地图绘制员开始将“天堂”从他们的图表上删除，理由是它的地点太不确定了。[27]）
事实上，如此多的信息、如此五花八门的种类不断被生产出来，书商已不再可能用抄写的手稿来作为书的模型。到了16世纪中叶，印刷商开始实验新的出版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创新就是用阿拉伯数字来编页码。第一个为人所知的这样编页码的实例，是约翰·弗罗本[37]所出的第一版伊拉斯谟的《新约全书》（New Testament），印刷于1516年。编排页码必然导致更精确的索引、注释和相互参照。这又反过来或导致，或同时伴随着其他创新，比如标点符号、段落标题、分段、书名页和页首标题。到了16世纪末，机器制作的书已经有了一种排印格式。从外表上看，其实在功能上，都可以和今天的书媲美。在16世纪早期，书商们关心的是书籍格式的美观和效率。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头十年》（First Decennale）当时非常成功。该书的印刷商愤愤不平地抱怨这本书的一个盗版。他把那个盗印的版本描绘成“蹩脚的廉价货……破烂的装订，没有页边，很小的书名页，前后都没有扉页，歪歪扭扭的字形，有许多印刷上的错误”。[28]
在此很值得回想一下哈罗德·英尼斯提出的原则：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考虑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书籍的印刷形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内容的方式，从而推动了一种新的组织思想的方式。印刷书籍所具有的一成不变的线性特点——一句一句排列的序列性，它的分段，按字母顺序的索引，标准化的拼写和语法——导致一种詹姆斯·乔伊斯[29]戏称为“ABC式”的思维习惯，即一种跟排版结构非常相似的意识结构。对于印刷术的这个结果，哈罗德·英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都用了很大的篇幅进行论述。即便像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这样小心翼翼的学者也相信，新兴的书籍的版式，它特有的编纂信息的方式，“有助于重新整理所有读者的思想，而不论他们从事什么职业”。[30]
人们不会怀疑把书组织成章节的形式逐渐成为公认的组织课题的方法：书籍呈现材料的形式演变成该学科的原理。爱森斯坦列举了法学领域里一个有趣并显而易见的例子。中世纪时，由于很少有老师完整地看过《法典大全》（The Corpus Juris），因此教授《法典大全》的老师既不能向学生，也不能向自己说明每一个法律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跟完整的原理体系相联系的。但从1553年开始，以印刷为目的的一代法律学者着手编辑整部手稿，包括重新组织各个部分，根据内容把它们归入不同的段落，以及为引文编制索引。通过这样做，他们使这部古典文献变得完全可以为读者所用了，文体上明白易懂，内在逻辑通畅。也就是说，他们彻底改造了这个学科。[31]同样地，爱森斯坦指出：“仅仅是为教授不同的学科和不同等级的课本做准备，就等于鼓励重新评审既定的步骤和重新安排对不同领域的处理方法。”[32]换言之，同一学科往往有不同的课本，但这些课本在各部分安排的顺序上要有一致性；而确定何者为先、何者为后的过程，便是课本作者在他们的学科领域中做的改造。
与此同时，不可避免的是，16世纪的书籍的编辑非常注意书籍内在组织的清晰度和逻辑性。“对每个学科都能够按主题来处理的信条，”杰拉尔德·施特劳斯（Gerald Strauss）写道，“最好的阐述方式是通过分析来进行。出版商和编辑都非常热衷于这样的信条。”[33]当然，他们所采纳的是一种价值观，是针对一个学科来对人类思想进行组织的最好方法。它是书籍和排版结构所固有的价值，但绝不是唯一的价值。当书法消失时，别具风格的手稿也随之消失了，不具个人色彩和可以反复使用的印字排版承担了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直到今天，尽管作家还是各具特性，一般人仍然倾向于相信印刷出来的东西。的确，无论印刷的书籍怎样缺少独特的个人印记，就像课本和百科全书，但是人们把印刷的书籍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之声的潮流几乎难以抗拒。
我们这里所要说的是，排版绝不是信息的中性传递者，它导致了学科的重组，强调逻辑和清晰，并形成一种对权威信息的态度。它也导致了对文学形式的新认识，例如，散文和诗歌，就是由于其文字印刷排列上的不同而被区分开来的。当然，书页的排版结构以及印刷书籍的便于携带和可重复再版，不仅对随笔散文的产生，而且对后来以小说著称的文体的产生，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许多早期的小说家自己本身就是印刷商，如塞缪尔·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托马斯·莫尔爵士（Sir Thomas More）在写作人类第一部科幻小说《乌托邦》（Utopia）时，参与了印刷该书的每一阶段。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绝不能低估语言从耳朵转移到眼睛、从口语转移到排版这个过程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撞击。能够看到自己的语言持久存在、反复印刷，而且以标准的形式出现，这使人类与语言产生了最深厚的关系。今天，我们完全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的世界里，如果没有阅读能力，我们无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因此我们很难想象拥有阅读能力在16、17世纪是多么的美妙和重要。具备阅读能力可以产生非常大的效力，甚至是魔力，它可以将一个人从绞刑架上拯救出来。例如，在英国，一个能从《圣经》里读一句的罪犯只会受到在拇指上打烙印的处罚；不能读的则命运截然不同：“罪犯保尔能读，打上烙印处罚；罪犯威廉不能读，处以绞刑。”以上这个例子引自对两个罪犯的判刑记录。他们在1613年因抢劫苏塞克斯郡（Sussex）的公爵家而被判刑。[34]
印刷术首次使方言进入大众媒介。这个事实不仅对个人，而且对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容置疑，固定的视觉语言在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实际上，语言沙文主义恰好跟印刷的发展同时发生：“母语”的观念是排版的产物。基督教新教主义也不例外。没有任何动乱像新教改革一样跟印刷有更直接、更无可争辩的联系。对于这个断言，马丁·路德的一番话是令人信服的最好例证。谈到印刷，他说，印刷术是“上帝最崇高、最无限的恩典。凭借它，上帝的福音事业可以广泛传播”。路德主义和书是分不开的。尽管路德很精明，很善于用印刷的小册子和书籍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但是他有时也对印刷无可置疑的威力感到惊讶。“这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在给教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论文……是如何传播到那么多地方去的。它们原本只是针对我们当地的学术界的……我在文章中所用的语言是平民百姓几乎看不懂的。”如果路德听说过苏格拉底（Socrates）在《斐多篇》（Phaedrus）里表述过的有关写作的警告，也许就不会如此大惑不解了。“一个字一旦被写下来，”苏格拉底说，“它就会四处滚动，态度冷漠地来到理解它的人中间和与它绝不相关的人中间。它并不知道该给谁看，不该给谁看。”那时苏格拉底并不知道印刷，否则这个问题又会复杂百倍。可以肯定的是，路德在此忽略了印刷书籍的可携带性。虽然他的论文是用学术性的拉丁文写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运送到德国各地和其他国家，而印刷商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们译成不同的方言。
当然，路德极力提倡用方言印刷出版书籍，同时大大利用书面语可以四处传播“不知道该给谁看”的事实。他撰写了德语版的《圣经》，因此“上帝的信息”传到了人数最多的民族中。如果在此处大谈印刷术和宗教叛乱之间诸多的相互联系，显然会使我们偏离正题，但是强调下面的事实是非常必需的，即印刷使得上帝的信息跑到了每家每户的餐桌上，而且用的是一种人人都明白的语言。上帝的信息既然如此唾手可得，基督徒就不再需要各界神职人员为他们诠释教义了。或者说，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开始这样相信。“基督教，”劳伦斯·斯通写道，“是书本的宗教，即《圣经》。一旦《圣经》不再是只有牧师才能宣读的文字和由他们严格把持的秘密，建立文字社会的压力也应运而生了。”[35]《圣经》成为人们思考的内容，同时也成为人们用以思考的工具。假如世上有媒介和信息在倾向上不谋而合的实例，那就非印刷术和基督教新教主义莫属了。这二者不仅都揭示了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各种可能性，而且，多种语言对照版的《圣经》，把中世纪的拉丁语《圣经》所代表的上帝一家之言，改造成了上帝多家之言。凭借印刷，上帝变成了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这完全取决于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现上帝的信息。这样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民族主义，同时削弱了经文的神圣权威。从18世纪到现在，人们对国家的爱取代了对上帝的爱，这完全可以说是印刷带来的一个结果。例如，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基督徒受鼓动发动的战争，完全是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上帝只好自己照料自己了。
现代科学取代中世纪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科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印刷术的作用。哥白尼（Copernicus）是在15世纪末诞生的。许多科学家如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伽利略（Galileo）、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和笛卡儿（Descartes），他们都出生在16世纪；也就是说，现代科学的基础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的100年内已经奠定。只要仔细想想1543年，人们也许就能体会到从中世纪的思想到现代科学观念的转变是多么引人注目。在那一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和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De Fabrica）同时问世了，前者重新改写了天文学，而后者则改写了解剖学。新的传播环境究竟是如何使科学发现和天才层出不穷的呢？
首先，印刷不仅创造了新的收集数据的方法和来源，而且极大地增加了大陆范围内科学家之间的交流。其次，标准化的印刷形式导致了统一的数学符号，包括用阿拉伯数字取代罗马数字。因此，伽利略可以把数学称作“自然的语言”，并且自信其他科学家也能使用和理解这种语言。此外，标准化的印刷大半消除了文本中的模糊不清，并减少了图解、图表、表格和地图上的错误。印刷使直观教具现成可用，这样也使大自然显得更加千篇一律，因此更通俗易懂。
通过不同的方言，印刷还导致了科学思想的普及。尽管一些16世纪的科学家，如哈维，坚持用拉丁文写作，而其他科学家，如培根，则迫不及待地用方言写作，努力传播科学哲学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中世纪炼金术士把持秘密的时代结束了。科学成为众人之事。培根的《论学习》（Advancement of Learning）出版于1605年，是第一部用英语写作的重要科学著作。一年后，伽利略出版了一本显然是在自家印刷的用方言写作的小册子。伽利略对用方言印刷这种自我宣传的手段所具有的威力并非无动于衷，实际上，他正是利用这种方法确立了自己是望远镜的发明者。另外，中世纪的学者不知道或者无法弄到的各种各样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如今通过印刷，也得以重见天日。例如，英文版的欧几里得的著作到了1570年才首度出版。[36]
到了16世纪末，不仅欧几里得，还有天文学、解剖学和物理学的书籍都可供所有有识字能力的人享用。新形式的文学作品随手可得，《圣经》随手可得，商业文献随手可得，有关机械、农业和医学的实践经验的书籍也随手可得。在100年里，一个全新的符号环境建立了起来。这个新环境使世界充满了新信息和抽象经验。它要求人们有新技术、新态度，尤其是一种新的观念才能生存。个性化，富有概念思维的能力，具有知识力度，对印刷文字权威的信赖，对清晰、有序和说理能力的热爱，所有这一切，随着中世纪口语环境的渐渐衰退，都出现在新世界的最前沿。
简单地说，所发生的一切意味着“文化人”（Literate Man）已经诞生了。由于他的到来，儿童便被留在了身后。在中世纪，年幼者和年长者都不识字，他们的事情局限在这里和现在，用芒福德的话来说，是“此时此地”。这正是当时不需要有儿童概念的原因所在，因为人人共享同样的信息环境，因此生活在同样的社会和知识世界里。当印刷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因此，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的了。
[1]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19页。
[2]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美国人文学者、教师。撰有大量有关美国文学、艺术和建筑的论著，内容集中于一个主题，即共同行动可以改善生活素质。——译者注
[3]转引自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21—122页。(www.xing528.com)
[4]爱森斯坦，Eisenstein, Elizabeth.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19页。
[5]有关各种各样宣称所有权的全面讨论，参见巴特勒（Pierce.Butler），Origin of Printing.Cambridge, England：The University Press, 1945，第88—110页。
[6]转引自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9页。
[7]吉尔摩（Myron Gilmore），The World of Humanism.New York：Holt, Rinehart&Winston, 1976，第186页。
[8]对此，詹姆斯·凯里（James Carey），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在一篇未出版的论文里做过概括：“加拿大传播理论：哈罗德·英尼斯学派的延伸和说明。”（“Canadian Communication Theory：Extens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Harold Innis.”）
[9]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 1905—1983），英籍匈牙利作家、记者和评论家。撰写过有关道德和政治责任等问题的作品。——译者注
[10]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s），著名电影怪物角色。出自1818年M·W·雪莱写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书中的弗兰肯斯坦是一个专攻秘术的瑞士学生，他造出了这个怪物，而最终却被他所造的这个怪物杀死。但后来弗兰肯斯坦却成了这个怪物的名字。——译者注
[11]转引自詹姆斯·凯里未发表的论文。
[12]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约688—741），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宫相。732年在普瓦提埃战役中打败阿拉伯人，阻止其向西欧扩张，获“马特”（意为“锤子”）称号。——译者注
[13]详细研究马镫对欧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影响，参见小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14]怀特（Jr.Lynn White），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London：Clarendon Press, 1962，第28页。
[15]原文为Time presses。Press在此意为“紧迫”，但press同时又有“印刷”的意思，因此阿尔杜斯巧妙地用了一个双关语。
[16]Burke, James.Connections.Boston：Little, Brown Company, 1978，第105页。
[17]麦克卢汉，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第233页。
[18]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30页。
[19]公民凯恩是同名美国影片中的报业巨头。——译者注
[20]麦克卢汉，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第233页。
[21]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400页。
[22]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33页。
[23]直至19世纪，为面对公众讲话而进行训练的阅读传统依然存在。例如，《麦加菲读本》（The McGuffey Readers）的目的重在训练耳朵而不是眼睛。
[24]列奥·洛文塔尔，Literature and the Image of Man.Boston：Beacon Press, 1957，第41页。
[25]芒福德，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Harcourt, Brace&World, 1934，第136页。
[26]艾维·平奇贝克和玛格丽特·休伊特（Ivy Pinchbeck and Margaret Hewitt），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Ⅰ：From Tudor Times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9，第5—6页。
[27]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78页。
[28]Barincou, Edmond.Machiavelli.Westport, Conn.：Greenwood Press, 1975.
[29]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爱尔兰作家，1920年起定居巴黎。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尤利西斯》。——译者注
[30]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5页。
[31]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3—104页。
[32]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2页。
[33]转引自爱森斯坦，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02页。
[34]斯通（LawrenceStone），“The Education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500—1640.”Past and Present, No.28，July1964，第43页。
[35]斯通，“Literacy and Education in England, 1640—1900.”Past and Present, No.42，February1969.第76—77页。
[36]欧几里得（Euclid）为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一直流传至今。
[37]约翰·弗罗本（约1460—1527），瑞士巴塞尔最著名的印刷家，出版过许多学术名著，第一部出版物是1491年出版的拉丁文《圣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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