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落笔之时，十二三岁的少女正是美国收入最丰厚的模特儿。在所有视觉媒介的广告里，她们被设计成像是非常懂事、性感无比的成年人出现在大众面前，仿佛全然陶醉在色情的环境中。在看过这类比较隐晦的色情作品之后，那些还没有完全适应美国对儿童的这种新态度的人，很可能会更渴望洛丽塔的魅力和诱人的纯真。
在全美大大小小的城市里，成人犯罪和儿童犯罪之间的区别正在迅速缩小；在许多州，对两者的惩罚正变得日趋相同。在1950年至1979年间，15岁以下人口所犯的较严重的罪案率增加了110倍，或是11000%。念旧的人也许会对当今的“少年犯罪”大惑不解，并不由得思念起过去。那时候，青少年逃课去学校厕所抽支烟，都被看作“问题”。
念旧的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同样会记得，过去的成人服装和儿童服装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过去的10年里，儿童服装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所有实用意义上的“童装”都已经消失了。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1]提出过一个在18世纪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儿童和成人要求有不同形式的服装。他的主张现在却遭到成人和儿童的完全排斥。
就像形式各异的服装，过去在城镇的大街小巷上随处可见的儿童游戏也正在消失。就连“儿童游戏”这个想法也似乎正从我们的股掌之中流失。我们过去习惯于认为儿童游戏并不需要教练、裁判或观众，只要有空间和器材，儿童就可以开始玩了；游戏的目的不为别的，只图快活。然而，今天少年棒球联合会（the Little League baseball）和十二三岁的小选手橄榄球队（Pee Wee football），他们不仅由成人来监督，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来仿效成人运动的模式。因此，他们需要裁判，需要器材。成人在边线外加油呐喊或奚落。球员们寻求的不是快活，而是名誉。现在还有谁看见9岁以上的孩子在玩抛接石子（Playing Jacks）、骑木马（Johnny on the Pony）、捉迷藏（Blindman‘s Buff）或边打球边唱歌（Ball-bouncing rhymes）这样的游戏？两位出色的英国史学家彼得和艾奥娜·奥佩（Peter and Iona Opie）专门研究儿童游戏。他们鉴定了几百项传统的儿童游戏，当今美国儿童仍然常常玩的游戏几乎没有一种。就连两千多年前在伯里克利（Pericles）统治时期的雅典就已出现的捉迷藏，现在几乎已经完全从儿童自发的娱乐活动中消失了。[41]儿童游戏，言简意赅地说，已成为濒于灭绝的事物。
实际上，童年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放眼望去，人们不难发现，成人和儿童在行为举止、语言习惯、处世态度和需求欲望上，甚至身体的外表上，越来越难以分辨了。无疑，这正好说明了要求重新修订儿童合法权利的运动之所以蓬勃发展的原因。这样，儿童多多少少可以跟成人享有一样的权利。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的著作《与生俱来的权利》（Birthrights）就是一例。这个运动反对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它的主要目的在于宣称，原来以为是让儿童处于一种对他们较为有利的地位，其实不过是对儿童的压制，迫使他们不能全面地参与社会活动。
在以后的章节里，我会探讨支持童年在消逝这一观点的证据。但我想在此指出，在现有的一切证据中，没有任何一个能比童年的历史已成为当前学者研究的一大产业这个事实更能说明问题。马歇尔·麦克卢汉[2]曾评论说，当一种社会产物行将被淘汰时，它就变成了人们怀旧和研究的对象。仿佛要证实他的话，在过去的20年里，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写出了大量有关童年历史的重要作品，而在1800年到1960年间，[3]类似的作品非常少见。确实，我们也许可以公平地说，菲利普·阿里耶斯（Philippe Ariés）于1962年出版的《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开辟了这个领域，引发了研究童年历史的热潮。为什么发生在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说，最好的历史往往产生于一个事件完成之后，产生于一个阶段进入尾声，而另一个新的、更强劲的阶段还不可能到来的时候。历史学家通常不是来歌功颂德，而是来埋葬历史的。不管怎样，他们发现做尸体解剖要比写进度报告来得容易。
然而，即使我把社会突然热衷于记录童年历史的现象误认为是童年日渐衰亡的一种迹象，我们至少也应该心怀感激，因为终于能够找到有关童年的起源的研究资料了。这些资料使我们有可能了解童年这个概念是如何出炉的，同时可以推测它又为何面临被淘汰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细心的读者从现有的材料中最大限度地拼凑出来的有关童年的故事。
古人究竟如何看待儿童，我们知之甚少。比方说，希腊人把童年当作一个特别的年龄分类，却很少给它关注。有个谚语说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但这个谚语并不适用于“儿童”这个概念。在希腊语中，“儿童”和“青少年”这两个词至少可以说是含混不清的，几乎能包括从婴儿期到老年的任何人。虽然他们的绘画没有能够流传到今天，但希腊人不可能认为替儿童作画是件值得做的事。我们自然也知道，在希腊人流传下来的塑像中，没有一尊是儿童的。[4]
在希腊浩瀚的文学作品里，可以找到有关我们所说的儿童的论述，但那些论述由于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而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人们不可能准确地了解希腊人头脑中对“儿童”这个概念究竟如何看待。例如，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讲述了一个男子和年轻妻子之间的关系。她还不满15岁。在成长过程中，她接受的是体面的教养，“尽可能少看、少听和少提问题”。由于她也透露说母亲告诉她，她是无关紧要的，只有她丈夫才举足轻重，我们无法明确地判断我们所了解的是希腊人对女性的态度，还是对儿童的态度。我们的确知道，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时代的希腊人，对杀害婴儿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或法律上的约束。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这种可怕的传统应该加以限制，但他对此并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5]由此可见，希腊人对儿童生命的意义的看法与我们截然不同，但这个臆断有时候并不管用。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讲过不少故事。故事中表达的是一种与现代人的想法类似的态度。其中有一个故事说，10个科林斯人到一个人家去杀一个小男孩。根据神谕，那个孩子成人后会毁灭他们的城市。当他们到了这家以后，男孩的母亲以为他们只是友好拜访，便将男孩放在了其中一人的双臂中。这时男孩笑了，用我们的话来说，他的笑容捕捉住了这些人的心。因此他们就离开了，没有执行那个可怕的任务。男孩究竟有多大，这并不清楚，但显然他还小，可以被抱在成人的怀里。也许，如果他长到八九岁，那些人就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既定的任务。
然而，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希腊人可能对童年的本质的看法模棱两可，甚至迷惑不解（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但是他们一心一意地热衷于教育。最伟大的雅典哲学家柏拉图（Plato）针对这个主题写过大量作品，光是针对如何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问题就提出过不少于三个不同的方案。此外，他的一些最为难忘的谈话，是探讨诸如美德和勇气是否可以被教育出来的问题。（他相信是可以的。）因此，希腊人发明了“学校”这个概念是毫无疑问的。在希腊语中，“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这反映了一种典型的雅典式的信仰：他们认为闲暇时，一个文明人自然会花时间思考和学习。就连凶悍的斯巴达人，虽不像他们的邻居一样强调思考和学习，但也建立了学校。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在《希腊罗马名人传》（Lives）里所写的利库尔戈斯[6]的一生，斯巴达人把7岁的男孩招进学校，让他们在班上共同训练和玩耍。他们也学习读书、写字。“只教一些，”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刚够满足他们为国效力的需要。”
至于雅典人，众所周知，他们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校，其中有些成为向世界各地传播希腊文化的工具。他们有运动场，有为18岁到20岁刚成为公民的男青年开办的大学，有演说家训练学校，甚至有教认字和算术的小学。青年教师的年龄，拿小学来说吧，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大（许多希腊男孩长到青春期才开始学习认字）。凡是有学校的地方，人们就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不过，人们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希腊人热衷于办学校，就意味着他们的童年概念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即便我们把斯巴达人排除在外——因为他们的管教方法在现代人看来是折磨——希腊人在如何管教未成年人方面，并不具备现代人认为是正常的同情心和理解。“对于管教儿童的方法问题，”劳埃德·德莫塞指出，“我收集的证据让我相信，在18世纪以前，有很大一部分儿童，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受虐儿童’。”[7]确实，德莫塞推测，“一百代做母亲的”被动地看着自己的婴孩承受各种苦难，因为母亲（很显然，还有父亲）缺乏同情儿童所必要的心理机制。[8]他的这种推断很可能是正确的。当然，也有生活在今天的父母没有能力去同情儿童的，这居然是在有了儿童意识的400年之后。因此，当年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里说起收拾不听话的儿童时，提出要用“恐吓和棍棒，像对付弯曲的树木一样”，将他们扳直。我们可以相信这是比古老的警告——孩子不打不成器——更为原始的说法。我们同样可以相信，尽管他们有学校，尽管他们关心如何把美德传给青年，但希腊人还是会对儿童心理学或者儿童养育概念大惑不解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可以公平地得出结论，希腊人为我们预示了“童年”这个概念。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把许多观念的产生看作人类智力开化的结果。对于童年的诞生，我们应当感谢希腊人的贡献。他们虽然没有创造出童年，但是他们已经走得很近了，以至于在2000年以后，当童年产生时，我们便能识别它的希腊之源。
当然，罗马人借用了希腊的教育思想，但他们发展出了超越希腊思想的童年意识。比如，罗马艺术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年龄意识，包括未成年人和成长中的孩子的意识。这种艺术表现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在西方的艺术中再现”。[9]此外，罗马人开始把成长中的孩子同羞耻的观念联系起来，尽管这在现代人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但在童年概念的演化过程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而且，在探讨童年在中世纪的欧洲和现代社会衰退的问题时，我需要引证这种联系。其目的，说实在话，就是没有高度发展的羞耻心，童年便不可能存在。罗马人把握了这个精髓，值得永远受到赞扬，尽管看来他们把握的还不是全部，也不够全面。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写过一篇出色的探讨教育的文章，他谴责同辈们在罗马贵族儿童面前所表现的无耻行为：
假如他们说话过于自由，我们感到满心欢喜；一些我们不该容忍的字眼，即便是从亚历山大的侍从官口中说出，人们还是报之以欢笑和亲吻……他们听到我们使用那些字眼，看到我们的主妇和奴仆；每一个晚宴都喧闹非凡，充斥着令人恶心的曲调，一些我们本应羞于提及的事物被呈现在他们眼前。[10]
在此，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现代的场景。它提出了童年定义的部分含义，即宣称童年需要回避成人的秘密，尤其是性秘密。昆体良责备成人忽略了向未成年人隐瞒这些秘密，这恰好为我们提供了解释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巨著《文明的进程》中表示的看法的极好例证。他宣称我们开明文化的一个特征就是：性欲要受到严格的控制，成人须承受巨大的压力把他们的各种冲动私密化（尤其是性冲动），并且在儿童和未成年人面前，对成人的性欲望和冲动三缄其口，维护“保持缄默的密约”。[11]
当然，昆体良是一位演讲术和修辞学的教师。在我们熟知的著作里，他讲述了如何从婴儿期开始培育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他对儿童的特性的感受要比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人进步得多。尽管如此，在昆体良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和已知的第一部禁止杀害婴儿的法律之间，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联系的。那部法律直到公元374年才出现，比昆体良晚了300年。[12]但它是儿童需要保护、养育、接受教育并且免于知晓成人秘密的观念的延伸。
可是，在罗马人之后，所有这一切观念都烟消云散了。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北方蛮族入侵后，罗马帝国跟着就灭亡了，传统文化被神秘化，欧洲随后陷入所谓的愚昧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学校的教科书很好地论述了时代的变迁，不过有四点经常被忽略，而它们对童年的来龙去脉关系尤深。第一点是人的读写能力的消失。第二点是教育的消失。第三点是羞耻心的消失。而第四点是前三点所导致的后果，即童年的消逝。要理解这一后果，我们必须仔细地检讨前三点的发展情况。
为什么人的读写能力会消失？这跟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印刷机的发明之间所跨越的1000年内所有的未解之谜一样深不可测。但是，如果把它放到埃里克·哈夫洛克在《西方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模式框架下，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罗马帝国崩溃后，”他问道，“为什么认识罗马字母的人越来越少，以至于后来普通百姓都停止阅读和书写，因此先前已经社会化的大众识字文化回复到事实上的工匠识字文化的状态，又一次颠倒了历史的步伐？”[13]哈夫洛克提出的这个问题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区分了“社会识字文化”和“工匠识字文化”的不同。所谓社会识字文化（social literacy），他指的是一种几乎大多数人都能够读书并且的确读书的状态。所谓工匠识字文化（craft literacy）[14]，他指的是阅读的艺术局限在一些构成“抄写一族”的人，他们于是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定义一个识字文化（literate culture）不是基于它是否拥有一个文字系统，而是基于社会上有多少人能够识字，那么识字能力为什么会下降就很容易找到一些貌似有理的推断。
其中一种推断便来自哈夫洛克。他指出，在愚蠢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字母书写的风格层出不穷，字母的形状五花八门，不易辨认。这么看来，欧洲人已经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如果要使识字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辨认（正是希腊语中用来表示识字的词）必须快速而且不假思索。也就是说，字母的形状必须一目了然，因为有关字母写作的许多不可思议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一旦人们学会这些字母，就无须再考虑它们。它们在人的心理上消失，不会在读者和语音记忆之间形成思维障碍。如果书法只注重字形本身，或是书写模糊不清，让人费解，那么识字的主要意义已不复存在，或者更准确地说，文字已经失去了大多数民众。哈夫洛克写道：“精湛的书法技巧刺激了工匠识字文化，而后者又助长了书法艺术求新求变，这种情况正是社会识字文化的劲敌。在黑暗时代和中世纪，希腊和罗马版字母遭遇的不幸经历足以证明这个事实。”[15]在欧洲所发生的，简单来说，不是字母消失了，而是人们理解字母的能力丧失了。再引用一段哈夫洛克的话：“有一段时间，欧洲人的识字能力实际上回复到了跟希腊文明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相似的状态。”[16]
还有一种关于读写能力之所以丧失的解释，它和前一种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古代纸莎草纸和羊皮纸的来源变得稀少；若不是那样的话，那么就是严酷的生活现实不允许人们花费精力去生产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纸张是到了13世纪才出现在中世纪欧洲的。这时，欧洲人立即开始生产纸张。不过，他们不是用手和脚这样古老的方式造纸，而是用水能驱动的工厂来造纸。[17]中世纪一些优秀的大学纷纷建立，与之相呼应的是人们对识字又旧情复燃，这恰好跟引进纸张和生产纸张同时发生。这种巧合的出现绝非偶然。因此，几百年来，欧洲匮乏书写用的平面物品，从而造成了一种不利于社会识字文化发展的局面，这种说法看来合情合理。
我们同样可以推断，罗马教会并不是没有看到工匠识字文化的好处，因为它是一种能够控制数量众多而且多元化的人口的工具，也就是说，它能控制数量众多而且多元化的人民的思想、组织和忠诚。当然，教会可以提倡一种更有限的文字使用，让它的预备修士们组成一个抄写阶层，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神学和知识的奥秘。即使这样做，也完全是符合教会的利益的。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社会识字文化消失了近1000年，这是不容置疑的。没有任何解释能比一个中世纪读者劳心劳力地阅读一个文本这样的图景更能表达文字消失的含义。除极少数例外，中世纪的读者，无论年龄大小，都不会也不能像我们一样阅读。假如中世纪的人有机会看到现代读者迅速翻阅一本书的情景：悄然无声，眼球快速地转动，嘴唇完全不动，他也许会把这看作魔术表演。典型的中世纪读者阅读时跟那些倔强的一年级学生不相上下：逐字逐句，喃喃自语，高声朗诵，用手指点着每个字，并不考虑弄懂这些字的含义。[18]而且，我这里指的还是中世纪的学者，因为大多数人是根本不读书的文盲。
这表明，当时所有重要的社会交往都是通过口头的方式面对面地进行的。巴巴拉·塔奇曼[19]告诉我们：在中世纪，“一般人主要通过耳朵来获得知识。他们聆听公开的布道，观看神秘剧，听人们朗诵叙事诗、唱民谣和讲故事”。[20]因此，欧洲人回到了一种人类交流的“自然”状态，一种以谈话为主、通过歌唱来强化的状态。纵观人类的历史，那正是人类办事和创造文化的方式。诚如哈夫洛克所指出的，从生物学上看，我们毕竟都是口语动物，我们的基因是为口语而设定的。另一方面，读写能力是文化熏陶的产物。[21]对于这一点，极力倡导“高尚的野蛮人”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一定会表示赞同。他甚至会补充说，人类若想尽可能生活得靠近自然，必须鄙视书本和阅读。在《爱弥儿》（Emile）一书中，卢梭告诉我们：“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我相信，卢梭是正确的。如果人们把他的话解释为阅读是永久的童年的结束，那么，阅读就从根本上削弱了口语文化的心理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阅读使人得以进入一个观察不到的、抽象的知识世界，它在不能阅读和能够阅读的人之间产生了分化。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造了成年。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包括地图、图表、合同和产权契约，收集并保存了各种有价值的秘密。因此，在文字世界里，做成人意味着有机会了解用非自然符号整理和记录下来的文化秘密。在文字世界里，儿童必须变成成人。但是，在没有文字的世界里，儿童和成人之间就没有必要明确区分，因为不存在什么秘密，文化不需要提供训练就能被人理解。
诚如塔奇曼女士所指出，这就是为什么中世纪人，不论年龄大小，其行为都以幼稚为特征的原因所在。[22]在口语世界里，成人的概念并不存在，因此，儿童的概念就更不用提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原始资料都表明中世纪的童年在7岁就结束了的原因所在。为什么是7岁？因为儿童在7岁时已经能够驾驭语言。他们会说而且明白成人所能说的和理解的一切。他们知道通过口舌透露的一切秘密，而他们知道这些秘密已经足够了。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天主教会指定7岁为理性的年龄，即人长到7岁时便应该明白是非的差别。这种现象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何直到17世纪，用来指代青年男性的词也可以用来指代30岁、40岁或50岁的男子，因为在法语、德语或英语里，指代7岁到16岁之间的青年男性的词并不存在。“儿童”这个词当时表达的是亲属关系，与年龄无关。[23]然而，最重要的是，中世纪的口语文化有助于我们解释当时为何没有小学，因为人的生物结构决定人的交际能力，所以开设那样的学校是没有必要的。
当然，学校在中世纪并非完全不为人知。一些学校跟教会有关，还有一些是私人办学。但是，中世纪完全缺乏通过初级教育来教人们读书写字，为继续学习奠定基础这样一个概念，这恰好证明了它也缺少文字教育的概念。中世纪的学习方式是口口相传的方式；它基本上是通过学徒和服务，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在职训练”来完成的。当时存在的学校的特点是，“缺乏根据题材难易程度来编排课程的分级制度，各种题材同时教授，学生年龄混杂不一和学生自由选课”。[24]若是中世纪的孩子能去上学，他也要到了10岁甚至更晚才会开始。他可能住在城里的客栈，远离家人，独自生活。在他的班里发现各种年龄的成人，也是常见的事。而且他不会把自己看得跟别人有什么不同。他自然不会发现学生的年龄和他们所学的内容之间有什么联系。课上教授的内容会不断地重复，因为一直有新同学到来，他们没有听过老师先前所讲的内容。当然，那时没有女学生。只要学生们从教室纪律的约束下释放出来，在外面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做任何想做的事。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世纪没有儿童成长发展的概念，也没有学习需要具备必要前提和循序渐进的概念，更没有学校教育是为进入成人世界做准备的概念。正如阿里耶斯总结的：“中世纪的文明已经忘记了古人养育儿童的方法，但对现代教育又一无所知。最重要的是：它完全不懂教育为何物。”[25]
人们一定会立即补充说，中世纪也没有羞耻的概念，至少没有现代人所理解的羞耻心。如昆体良所说，羞耻的概念部分地在于相信有秘密存在。人们可以说，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适宜儿童知道；若将这些东西不加区分地暴露给儿童，确实是不体面的。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是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但是，只有在一个严格区分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并且有表达这种区别的社会公共机构存在的文化里，这种想法才是可行的。中世纪没有这种区分，因而也没有这样的社会公共机构。
中世纪的孩子身处一个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生活在一个跟成人一样的社会范围，没有分离机构加以限制。他们有机会接触该文化中几乎一切的行为方式。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一个7岁的男性都是一个男人，除了他不会做爱，不会发动战争。[26]“当然，”J·H·普拉姆写道，“那时没有分离的童年世界。儿童跟成年人做同样的游戏，玩同样的玩具，听同样的童话故事。他们在一起过同样的生活，从不分开。勃鲁盖尔（Brueghel）所描绘的粗俗的乡村节日，展示男人和女人沉迷于饮酒，在放纵的情欲驱使下公然互相触摸，孩子们在一旁和成人一道吃吃喝喝。”[27]
勃鲁盖尔的描绘其实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两点：当时的文化不能够也不情愿对儿童有任何隐瞒。这是羞耻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当时也没有16世纪为人所知的礼仪。这是羞耻概念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当时的社会并不存在一套内容翔实的礼仪可供未成年人学习。在中世纪，礼仪规则究竟有多么贫乏，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直至1523年，伊拉斯谟才在《避难所》（Diversoria）中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德国客栈：客栈里有八九十人坐在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年龄各不相同。一个人在洗衣服，然后挂在炉上烘干，另一个人在桌子上清理靴子。店里有一个盆供大家来洗手，但里面的水很脏。大蒜的气味和其他各种气味四处飘逸。随时可见有人吐痰，而且吐到哪里也随心所欲。人人都大汗淋漓，因为房间里温度太高。有些人在衣服上擦鼻涕，并不转身回避。当饭被端进来时，人人都把面包伸进公用的菜里蘸一下，然后咬一口，再伸进去蘸一下。没有叉可用。人人都用手在同一个盘子里拿肉，从同一个高脚杯里饮酒，从同一个碗里喝汤。[28]
为了理解人们何以能够忍受这一切——其实，他们甚至根本不在意这些——我们必须明白，诚如诺贝特·埃利亚斯所提醒我们的：“当时那些人处于一种跟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人际关系。这不仅牵涉清楚、理性的意识程度，而且他们的情感生活也具有不同的结构和特点。”[29]例如，他们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私人空间的概念；他们不会对人体的某些气味或身体的功能感到不快；他们不觉得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身体的机能有什么可耻；他们跟别人的手和嘴接触也不会反感。有鉴于此，当我们了解到中世纪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人们对婴儿进行早期的大小便训练，也就不足为奇了。[30]也许我们会设想当时的人丝毫不避讳在儿童面前谈论性的问题，实际上事实正是如此。成人从未想过要隐瞒性冲动，不让儿童知道性秘密更是闻所未闻的。“在儿童面前，成人百无禁忌：粗俗的语言，淫秽的行为和场面；儿童无所不听，无所不见。”[31]确实，中世纪的成人可以随意玩弄儿童的性器官，这是很常见的。在中世纪人的心目中，这种做法只是粗俗的玩乐而已。阿里耶斯评论道：“玩弄儿童的生殖器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传统……”[32]但是在今天，这传统可以让你坐30年的牢。
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这些都是中世纪童年不存在的原因所在。当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当时生活条件的严酷，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居高不下。这部分是因为儿童不能存活，成人不会也不能以我们视为正常的标准给予儿童那份感情的承诺。当时普遍的看法是生许多孩子，寄希望于两三个能活下来。基于这些原因，人们显然不能让自己对小辈投入太多的感情。阿里耶斯引用了一份文件中某个邻居对一个母亲说的话。这个母亲有5个孩子，当时心情烦躁得几近发狂。为了安慰母亲，邻居说：“他们还没长到来烦你的时候，就会有一半甚至可能全部夭折。”[33]直到14世纪后期，儿童才出现在遗嘱里，这恰好表明成人并不指望他们能活很久。[34]实际上，很可能正因为如此，在欧洲有些地方，儿童被当作中性的。例如，在14世纪的意大利，人们并不记录死亡的孩子的性别。[35]但我相信，过度地强调儿童的高死亡率，用它来解释中世纪童年这个概念不存在的原因，是错误的。在伦敦，1730年至1779年间死亡的人口中，有一半年龄在5岁以下，然而，那时英国早已有“童年”这个概念了。[36]正如我在下一章试图阐述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印刷和社会识字文化的出现，一种新的传播环境在16世纪成形了。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在新的传播环境到来之前，婴孩期在7岁结束，成年跟着就开始了。这中间没有过渡阶段，因为没有这种需要。正因如此，所以16世纪以前没有关于养育儿童的书，关于妇女应该如何承担母亲这个角色的书也极为罕见。[37]正因如此，儿童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包括葬礼，因为没有理由不让他们知道死亡。也正因如此，像儿童文学这样的东西当时并不存在。其实，在文学作品里，“儿童的主要角色是死亡，通常是淹死、窒息而死或遭遗弃……”[38]也正因如此，儿科学的书根本不存在。此外，为何绘画作品一概把儿童画成微型的成人，因为儿童一旦脱离尿布，马上就穿得像成人一样，符合各自的阶级身份。成人和儿童使用的语言也别无二致。比如说，17世纪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提到儿童的专用语；而17世纪之后，儿童专用语又多得不计其数。[39]正因如此，当时大多数儿童并不去上学，因为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可以传授给他们；多数儿童离开家是去干低下的粗活或者当学徒。
总而言之，在中世纪，童年的概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塔奇曼这样总结道：“在涉及中世纪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种种特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时候对儿童相对缺少兴趣。”[40]
此后，谁曾料到，一个来自德国美因茨的金匠，凭借一台破旧的葡萄压榨机的帮助，使童年的概念得以诞生。
[1]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尼德兰人文主义学者，古典文学和爱国文学研究家，《新约全书》希腊文本编订者。——译者注
[2]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加拿大传播学家。认为电视、计算机、电子通信等对社会学、艺术、科学、宗教等在形成其思想的风格方面会产生强烈影响；书籍注定是要消亡的。著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等。——译者注
[3]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的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Shelby Cullom Davis）历史研究中心的主任劳伦斯·斯通教授的统计，在1971年到1976年间出版的有关童年的历史和家庭生活的重要著作和文章有900多部/篇之多。相比之下，他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每年仅出版大约10部/篇学术著作和文章。(www.xing528.com)
[4]在《希腊方式》（The Greek Way）一书中，伊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讲述了一则有关希腊画家的传说。传说表明，为男孩子作画可能并没什么不寻常：一个希腊画家展出一幅画作，画上一个男孩子拿着一串葡萄。葡萄栩栩如生，鸟飞过来啄它们。当有人夸奖画家为大师时，他回答道：“如果我是大师的话，那么那男孩子应该能让鸟儿不敢靠近。”汉密尔顿小姐因此得出结论说，在希腊人心目中，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跟现实一样美。葡萄要画得像葡萄，男孩子要像男孩子。但实际上，在希腊人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这类男孩子的画像——假定用我们所说的“男孩子”这个词的意思。
[5]德莫塞（Lloyd deMause）,“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6页。
[6]利库尔戈斯（Lycurgus，约前390—约前324），雅典政治家和演说家，以理财有方和严惩贪污闻名。——译者注
[7]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0页。
[8]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16页。
[9]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7页。
[10]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45页。
[11]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182页。
[12]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8页。
[13]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52页。
[14]craft意指手艺、工艺。识字能力成为一些人谋生的手艺。台湾版将之译成“专家”，但译者认为“工匠”在此更确切。——译者注
[15]哈夫洛克，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65页。
[16]哈夫洛克，Origins of Western Literacy.Toronto: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1976,第65页。
[17]Gimpel,Jean.The Medieval Machine.New York:Holt,Rinchart&Winston,1976.
[18]Chaytor,H.J.From Script to Print.Cambridge,England:The University Press,1945,第10页。
[19]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 1912—1989），美国历史学家，所著《八月炮火》（1962）曾获普利策奖。——译者注
[20]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 1978，第61页。
[21]哈夫洛克，“The Coming of Literate Communication to Western Culture.”Journal of Communication,Winter1980,第91页。
[22]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第53页。
[23]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6页。
[24]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20页。
[25]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411页。
[26]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6页。
[27]普拉姆，“The Great Change in Children.”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7页。
[28]这个描述是埃利亚斯原话的意译，埃利亚斯，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72页。
[29]埃利亚斯，The Civilizing Process:The History of Manners.New York：Urizen Books,1978,第69页。
[30]德莫塞，“The Evolution of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39页。
[31]Pere de Dainville，转引自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103页。
[32]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103页。
[33]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38页。
[34]Burke, James.Connections.Boston:Little, Brown Company,1978,第161页。
[35]塔克（M.J.Tucker）,“The Child as Beginning and End: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y English Childhood，”in Lloyd deMause, ed.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第231页。
[36]平奇贝克，休伊特，Children in English Society, VolumeⅡ: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Children Act of1948.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3,第300页。
[37]塔奇曼接着说明，女性大多数被描绘成“通俗故事里的调情者、妓女、不忠的妻子，戏剧里的圣人和烈士，浪漫传奇里狂热、非法情爱的不可及的尤物”。塔奇曼，第50—51页。
[38]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第50页。
[39]阿里耶斯，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By Robert Baldrick.New York:Random House,Vintage Books,1962,第47页。
[40]塔奇曼，A Distant Mirror.New York:Alfred A.Knopf,1978,第50页。
[41]Cowley,Robert.“Their Work Is Child’s Play.”Horizon,Vol.13,No.1,Winter1971,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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