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资产阶级维新派满怀热情、满怀希望掀起的戊戌变法运动几乎不堪一击，仅进行了103天就夭折了，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身居异国，痛定思痛，他深切地感到，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变法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这里所说的本原，就是他常说的“民德民智民力”。在他看来，强国必须从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做起。一句话概括，就是要从培养造就“新民”做起。
梁启超的这一总结入木三分，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因为一个国家确实可以从外国引进先进的政府机构形式、教育制度、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等，但这些说到底只是一堆空的躯壳。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广泛、先进的、能赋予它们以真实生命力的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它们的人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完成由落后向先进的转变，那么失败的悲惨结局将不可避免。再完美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原先拟想的完美蓝图不是被歪曲成奇形怪状的讽刺画，就是为本国的资源和财力掘下坟墓。因此，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在中国近代史上率先发出了“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呐喊，开创了中国近代史上“改造国民性”的先河。
为维新吾民、改造国民性，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自由书》《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新民说》《新民议》等文章，对中国民族特性进行了充分曝光，明确了“新”和“改”的具体内容和目标。在这些文章中，《呵旁观者文》和《新民说》两文互为表里，珠联璧合，把中国人被统治阶级愚弄和因历史局限形成的民族特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在《呵旁观者文》一文中，梁启超按照中国人评价人的标准，把中国人分为六派：一是混沌派，二是为我派，三是呜呼派，四是笑骂派，五是暴弃派，六是待时派。对于这六派人，梁启超总结道：第一派为不知责任之人，其他五派是不行责任之人，不行责任之人比不知责任之人更为可怕。
在《新民说》一文中，梁启超以西方白种人为参照系，分条列出了中国人的弱点，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人缺乏公德。“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
（二）中国人无国家思想。“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荣瘁是问”；“其贤者，亦仅以尧、跖为主，而自为其狗”。
（三）中国人无进取冒险之性质。“一部十七史之列传，无有如哥伦布、马丁路德、克林威尔之人；藉有一二，则将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
（四）中国人无权利思想。“有权利而不识有之之为尊荣，失权利而不知失之之为痛苦。”
（五）中国人缺乏“不自由毋宁死”之精神，习为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情欲之奴隶。
（六）中国人缺乏自治能力。(www.xing528.com)
（七）中国人保守性质太强。其原因：一曰大一统而竞争绝；二曰环蛮族而交通难；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四曰专制久而民智漓；五曰学说隘而思想窒。
（八）中国人无自尊心。“我中国人格所以趋卑贱，其病源皆坐于是。”
（九）中国人不能群。其原因：一曰公共观念之缺乏；二曰对外之界说不分明；三曰无规则；四曰忌嫉。
（十）中国分利之人多，生利之人少。
（十一）中国人无毅力。
（十二）中国人无义务思想。
（十三）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
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揭露，虽不乏偏颇激越甚至贬诋责骂之词，但从民族立场上来看，梁启超无情揭露时人的劣根性，是出于对他“所敬、所爱、所恋、所崇拜、所服从之四万万国民”的一片殷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含着眼泪进行鞭挞，旨在促其自觉、自省、自尊、自重、自立、自强，因此这也是他热爱中华民族的表现。
那么，如何维新吾民、改造国民性呢？梁启超提出了以教育新民、以报刊新民、以新史学和新小说新民等办法。当然，梁启超并没有完成维新吾民的任务，但他开导了先河，此后从李大钊、陈独秀到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老舍等人，都继续为改造国民性而战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