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早在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维新思想已经产生。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便是其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批判封建顽固派的保守观念，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思想，提出反对外国经济侵略的“商战”主张。但这些思想还不成熟、不系统、不深刻，尚处于萌芽状态。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刻的见解，先后发表了以《变法通议》为代表的71篇文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改良封建成法的大思路，超迈前人，独步于先。
梁启超首先宣传和强调变的思想。他在《变法通议》中引用《易经》的话，反复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由此他得出结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这套变的思想和主张，极大地撼摇了封建时代“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观念，为人们追求新事物、向往新气象、冲破陈腐藩篱、实行变法打通了思想道路。而有变的思想观念开路，梁启超的其他变法思想也如泉涌出了。
梁启超把智慧和权利等同起来，特别强调开民智的重要性。他认为：“有一分之智慧，即有一分之权利；有百分之智慧，即有百分之权利；一毫不容假借者也。故欲求一国自立，必使一国之人之智慧足可治一国之事，然后可。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材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因此，他主张要开民智、开官智、开绅智、开女智，通过开民智来推动国家的政治变革和经济文化的变迁。
有关“如何开民智”，梁启超认为，要开民智必须变科举。因此，他先后发表了《论科学》《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总论》《学校余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等文章，深刻分析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危害和改革科举制度的必要性，全面论述了建立新式学堂的重大意义和开展新式教育的路径方法，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此后不到几年时间的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被废除，这与梁启超的鼓与呼不无关系。(www.xing528.com)
梁启超的变科举或开民智，最终都是为了兴民权。这是一个创举。洋务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如郑观应、王韬、马建忠、胡礼垣等人，也都著书立说，介绍和推崇西方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但他们往往把“民主”和“民权”混在一起，很少用“民权”分析和阐述问题。梁启超与他们相比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兴民权是变法的根本，是强国的保证，并提出了许多积极可行的实施办法，引导人们为争取民权而斗争。后来孙中山明确提出了“民权主义”，这与梁启超的努力是有一定联系的。
梁启超还认为，设议院是一股世界潮流，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能顺之，不能拒之。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在于顺乎这种设议院的民主潮流，“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在于不知民权为何物，不设议院而行专制。因此，梁启超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诚然，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的《四洲志》、梁廷楠的《海国四说》、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书籍，就已粗浅地描述过英、美的议院。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何启、胡礼垣的《新政论议》等书，不仅对英、美的议院进行了具体的介绍，而且对其大加赞赏和推崇。甲午战争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梁启超把设议院作为改造中国的主要方案之一。除了继承前人的成果之外，他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把设议院和民智的高低联系在一起，以民智为体，以议院为用，这是一个超迈前人的创新，比空喊设议院要现实得多。
对于梁启超这一时期的活动，毛主席曾评价道：“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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