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一场精彩的友情和思想碰撞

似乎是历史有意安排，王安石与当时赫赫有名的三位大人物——司马光、苏轼、欧阳修，一起出现在了北宋的庙堂上。依照才情、性格、人品，他们能够成为惺惺相惜、饮酒品茗、唱和应对、携手同游的好朋友，但因为对变法各抒己见，他们为“和而不同”作出了精彩的诠释，为后世的官场和士林树立了榜样。

司马光与王安石轮番拜相，两人之间的关系自然特殊。本来司马光非常欣赏王安石，在王安石初行新法遭到众人围攻、弹劾时，司马光还极力替他开脱。但随着新法弊端日显，尤其是眼见青苗法导致民怨沸腾、民不聊生后，司马光渐渐改变了主张，主动站到了变法派的对立面，成了新法的反对者。他三次给王安石写信，以昔日挚友的身份，委婉批评他；写信无果，又转而上疏皇帝，请求来个釜底抽薪，干脆罢除变法的核心机构——制置条例司，废除青苗法。王安石则在皇帝面前猛烈攻讦司马光，争执的结果是司马光请求外放，去了洛阳。哲宗继位后，保守派上台，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全面恢复祖宗之法。此时司马光春风得意，而王安石则被弃如敝屣。可见，他们二人在政治上斗争得非常激烈，水火不相容。但在做人上，他们又都是君子。例如，王安石高居相位时，曾把司马光指摘他变法的墓志铭挂在墙上，进行欣赏。而司马光高居相位时，听说王安石在江宁病逝，在他的积极推动下，王安石被追赠太傅，位列一品。总之，他们二人的恩恩怨怨皆起于变法，而最后的惺惺相惜则由于人格，这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

苏轼与王安石相比，在政治上不算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如果说王安石是一位大政治家的话，苏轼终其一生最多也就是一位政治爱好者。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王安石变法开始后，苏轼上书皇帝，提出了和王安石迥异的变革观点，反对变法。二人政治交锋的结果是苏轼被贬。但在“乌台诗案”苏轼命悬一线时，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是王安石一句“岂有盛世杀才士乎”的公疏挽救了苏轼。后来当苏轼从生命的谷底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二人诗文唱和，冰释前嫌，互相引为知己。由此可见，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轼，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轼。实际上，这两位北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尽管政见不和，却从未成为任何意义上的私敌，相反，他们之间在政治上的相互宽容和在文学上的互相倾慕，为“和而不同”留下了佳话，也应当成为惯于“文人相轻”、动辄互相倾轧到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文人们警省的楷模。

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前后变化更超出寻常。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无论是在政坛还是文坛都有其卓然地位。王安石16岁时随父进京述职，认识了曾巩，曾巩把王安石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非常欣赏，从此极力提携王安石，两人交往甚密。应该说在早期欧阳修对王安石多有帮助，但到了晚年，欧阳修的政治思想过于保守，而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则趋于前卫与创新。二人渐行渐远的根源还是变法。王安石变法，欧阳修反对。欧阳修脾气直，在地方上为官，在自己辖区内公然抵制变法，拒不执行青苗法。不仅如此，他还直接给宋神宗上疏，请求从根儿上拔除害人的“青苗”。上疏无望后，他主动提出了退休。当时欧阳修还不算太老，且又是文坛领袖，德高望重，很多人挽留欧阳修。王安石却以一句“善附流俗，以韩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何用？”表达自己的绝不挽留之意。不久欧阳修郁郁去世。王安石此时正高居相位，独揽大权，炙手可热，但得知欧阳公去世的消息后，他动情地写了一篇《祭欧阳文忠公文》，赞美欧阳修“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夸赞一代道德文章大家的风采，尤其是末尾那句“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表达了自己的钦佩与悲痛之情。政见不同，时有争斗。但在文学和师门之谊方面，两人又惺惺相惜。应该说政治上的分歧或多或少使他们亦师亦友的关系产生了隔阂，但这两位终究是政治上的敌人，生活中的朋友。(www.xing528.com)

从以上王安石和司马光、苏轼、欧阳修的恩恩怨怨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一生起落和变法紧密相连。为了变法顺利进行，他雷霆万钧，勇往直前，谁阻碍了他前进的脚步，他就坚决打击、彻底清除谁，就连反对自己变法的恩师、领导、朋友、亲信也绝不手软。但在做人上，王安石毫无亏欠，虽然硬核，但却可赞。这就是大山与大山相撞，发出来的是不同凡俗的巨响。这种巨响至今还回荡在历史的上空，时时震动着人们的心弦。

王安石的一生波澜起伏，丰富多彩。仅以下四端：揭经世致用之文、养浩然刚正之气、推振衰起弊之法、处和而不同之友，就足以说明他不愧是一代伟大的改革家。更为重要的是，以上四端每一端都是一座历史富矿，都是一部文化大书，其中饱含的才情、品格、理想、担当等，至今还跳动着生命的脉搏。今天，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头去迎接新一轮日出，应当把王安石纳入我们学习和研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