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满汉一家：崇儒重教的国家政策优化

康熙一朝赢得了政治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这与康熙实行的文化政策是密不可分的。

康熙自5岁开始攻读儒家经书，被汉文化深深吸引。在著名理学家熊赐履的教授下，他孜孜以求，数十年不辍。经过刻苦努力，成年后的康熙，已然成为一名传统汉学文化大师。亲政后，他不断总结先朝、先祖对汉人施政的经验得失，最终确立以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主导思想，以弘扬儒学作为基本国策，以儒家伦理道德和社会和谐思想为武器，以孔孟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和程朱理学作为文化政策的哲学基础，开展广泛的思想文化教育工作，以达到“治万邦于衽席，和内外为一家”的目的。

由于康熙灵活地将孔子学说和程朱学说中有利于社会和谐和政权稳定的部分加以推广宣传和应用，推崇理学，扶持汉学，把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学术思想，重刊《性理大全》，主编《性理精义》，使浸润于儒家文化2000年的广大民众，特别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很快就认同了这个精通中国文化、仁义威武的满族皇帝，认同了清朝的民族政策、文化政策和文治武功。

为落实他的文化政策，康熙去曲阜，谒孔庙，行三跪九叩之礼，听经说经。他对历代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优礼有加，为他们建寺庙、立牌坊、赐匾额，允许世袭五经博士，对他们倍加荣宠。康熙朝沿袭明代旧制，京师设立国子监，地方设府州县学，乡间则设立社学义学等，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校体系，教学内容设有率性、修道、诚信、正义、崇志、广业、算学、官学、宗学、觉罗学、俄罗斯文等，凡不符合“以开太平”要求的教学内容一律被清除。

康熙高瞻远瞩地指出：“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帝王之治，必以敬天法祖为本，合天下之心为心，公四海之利以为利，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夙夜兢兢，所以图远也。”因此他特开设博学鸿词科，招揽汉文化水平极高的学者，广加任用。对此，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响应，参加开科取士的抡才大典，参加“征求山林隐逸”“博学鸿儒”的征招，入仕清廷，为国效力。(www.xing528.com)

康熙朝在重文兴教的同时，大力编纂典籍与汉学书籍，以昭其“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宗旨”。康熙二十五年下诏：“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备，犹必博采遗书，用充秘府，益以广见。”此后，康熙王朝编撰《明史》，以供考稽前朝的经验得失；编撰《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骈字类编》等文字工具书，以供汉学之需；编纂卷帙浩繁、现存最大的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以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

康熙采用的文化政策，对建立统一多民族的主体文化意义重大。文化融合产生巨大凝聚力，极大地加速了民族的融合。清初宣传的“满汉一体”“满汉一家”，在兴文重教、编纂典籍的过程中，在理学这一指导思想的推动下，迅速成为现实，满汉民族真正融合在了一起。同时，它也产生了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巨大文化力量，促进了国家的稳定、民族的团结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康乾盛世”奠定了文化基础。

同时，康熙对于西方文化与科技采取“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的实用主义方针，强调科技的交流学习。为了学习西方科技，康熙派代表觐见法王路易十四，邀请法国派遣科技代表团访清讲学，这是中法外交史上的盛事，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盛事。康熙以极大的热情研究吸收西洋文化，在康熙的亲自参与下，西方科学包括天文、数学、医学、地理学、哲学、外语、音乐、枪炮制造等在清廷得以传播应用。他还允许教士传教，并聘请懂科学的西方人士参与政府管理，汤若望、南怀仁、白晋、郎世宁等皆入朝服务。康熙对传播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洋人十分器重，任命南怀仁为工部右侍郎，派白晋为代表出使欧洲，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时代表团中也有西方人士。康熙将学习到的西方科学知识，应用到战争、天文、历法、漕运、河道水患的治理上，达到了很好的效果。这对于一个刚刚入关的满族皇帝来说，实在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