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我不相信我们会从内心爱慕一个品格低劣无耻的作家,他的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欧阳修之所以被尊为“一代文宗”“百世之师”,不仅仅因为他的才华与成就、他文坛盟主的领袖地位,更在于他卓尔不群的人格魅力。
欧阳修才华卓绝,文化上的全能掩盖了其政治上的才干。欧阳修曾说:“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作为宋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欧阳修是参加范仲淹政治革新的勇猛斗士,也是为国家社稷殚精竭虑的朝中重臣,更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吏。他公忠谋国,直言不讳;胸怀坦荡,履险如夷;振奋精神,勤于职守;历练老成,稳当便民——他是中国文人从政的典范。
在朝为官时,欧阳修果敢刚直,尽职尽责,敢说敢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因此得到了很多正直之士的称许——蔡襄曾将欧阳修与范仲淹、余靖、尹洙并尊为“四贤”,也有士大夫将欧阳修与蔡襄、余靖、王素合称为“庆历四谏”,将欧阳修与富弼、包拯、胡瑗合称为“嘉佑四真”。同样是因此,欧阳修也成了政敌及小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多次被污蔑、中伤,甚至陷入可怕的舆论旋涡无法自拔。但欧阳修依然守正如故,风节自持,终身保持真我风采。他曾因为在诗中批评晏殊只顾享乐不顾天下安危和社稷,而得罪了自己的恩师,还曾因为支持范仲淹改革,而与岳父胥偃、连襟王拱辰产生嫌隙。欧阳修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做到不徇私情,恰恰说明了他的襟怀坦荡、正直无私,他秉持的乃是一颗为国为民、爱憎分明的赤子之心。
在做地方官时,欧阳修为政宽简,以民为本,与民同乐,因而深得民心。被贬滁州后,他兴修水利,建城市排水系统,上表请朝廷减赋税,整顿不良官吏,为滁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滁州人感激欧阳修,他爱去的丰乐亭、醉翁亭,成了滁州人常去的地方。有妇女、后生单为一睹太守的醉颜,相约走几十里山路,“亭前伫望,良久不去”。移知扬州后,欧阳修依旧治事以简,恤民以宽,得到吏民的尊敬爱戴。扬州百姓也和滁州黎民一样,在他离开后深深怀念他,为他立生祠祭祀。欧阳修在扬州主持修建的平山堂、大明井、无双亭,成为不朽的名胜古迹。除此之外,欧阳修仕宦四方,不仅政绩卓著,还“挥毫万字”,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确立了“文章太守”的风范。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说欧阳修“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这个评价是极高的,也是历代文人从政者最想达到的。
欧阳修为后人所称道的还有他的慧眼识才、举贤荐能。他最得意的弟子当然是苏轼。晚年时,欧阳修把文坛盟主的重任交付给苏轼,动情地说:“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苏轼为人襟怀坦白,表里澄澈,加以学识渊博,文笔超人,深受朋辈晚生的崇敬和爱戴。他也像欧阳修一样,十分关心后学,扶持奖掖,不遗余力,凭着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文学成就,在身边聚集起一群有真才实学的文士,有力地推动着北宋诗文革新向纵深发展。除了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文坛巨匠,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王安石、司马光、包拯、韩琦等北宋名臣,也都曾得到过欧阳修的举荐提携,若论识人,欧阳修千古第一。(www.xing528.com)
苏轼在《居士集序》中评价欧阳修说:“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他还称颂欧阳修“嘉谋定国垂青史”“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王安石也曾评价欧阳修“以道德文章为天下所望”“世之学者,无问识与不识,而读其文,则其人可知”。这些话虽是后学对前辈的赞誉之辞,但如今看来,其言并未过其实。
当代有学者明确地指出,所谓一代宗师,其实不只高在水平和资历,更高在视野和格局。欧阳修做到了。他前半生受贵人提携,后半生为晚辈铺路,在承上启下中开天辟地,在兼容并包中推陈出新,当之无愧是北宋文坛的灵魂。
综观欧阳修的一生,他在文章上独步天下,在政治上正道直行,在道德上率先垂范,堪称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尤其是他身上所具有的锐意进取、革故鼎新、勇于担当、襟怀坦荡的精神,既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这个时代亟需的精神养料。
“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如生。”欧阳修,是一座永恒的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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