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文风的主盟历程

唐宋八大家中，因领导古文运动而被尊为“一代文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韩愈，另一个即欧阳修。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很客观地评价他的老师：“欧阳子，今之韩愈也。”欧阳修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一方面在于他个人所取得的引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在于他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发挥的领袖作用。

中国散文界自周、秦以来，曾经涌现出左丘明、孟子、庄周、贾谊、司马迁、刘向、班固等杰出作家，绽放过迷人的异彩。但自两晋、南北朝开始一直到唐代中期，绮丽淫靡的骈俪文一度盛行，使原有的散文文风遭到极大破坏。安史之乱后，韩愈、柳宗元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取得了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不过骈文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五代到宋初，浮靡华丽的文风再度泛滥，据记载，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宋初诗坛更是涌现出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这些人在艺术上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对仗工整，但思想内容贫乏空虚，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

当时，王禹偁、柳开不满于五代以来及西昆体的靡丽文风，力主恢复韩愈、柳宗元的散文传统，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势单力薄，没能形成太大的影响。直到范仲淹的学生石介拍案而起，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沉重打击。石介直言斥责“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并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石介的论调得到太学生们的拥护，从而“太学体”文风在北宋文坛大行其道。但完全与骈体文唱对台戏的“太学体”既无古文的平实质朴，又乏骈文的典雅华丽，而是走向了“险、涩、奇、怪”的另一个极端。1046年，御史中丞张方平在《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奏》中，对“太学体”“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瞻，逾越规矩，或误后学”等诸般流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引发众多共鸣。

然而，真正给“太学体”带来致命一击的，是十一年之后即1057年的欧阳修。

欧阳修早在少年读书时就倾心于韩愈雄辩滔滔、自由抒写的散体古文，厌恶写那种雕章琢句、不关现实的时文。他参加科举两考不中，原因也正在于此。只是为了应对考试，他不得不拜请名师专门学写时文，但等金榜题名走上仕途之后，他便再也不愿去写那种四六骈体官样文章，甚至因此谢绝了范仲淹让他担任掌书记之职的邀请。

欧阳修在《答吴充秀才书》《送徐吴党南归序》《与张秀才第二书》等文章中阐述了他的文学理念。欧阳修文道并重，既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认为“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又强调道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将道物化为百事。他在创作上以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为典范，提出“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指出求学者不能达到道的境地正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简而言之，欧阳修认为好的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平易自然。显而易见，欧阳修的主张与当时流行的“西昆体”和“太学体”都是格格不入的。

担任西京留守推官期间，欧阳修在钱惟演幕府结交了谢绛、梅尧臣、尹洙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相与创作诗歌古文，携手走上诗文革新的道路。《重修实录本传》记载：“是时，尹洙与修亦皆以古文倡率学者，然洙材下，人莫之与。至修文一出，天下士皆向慕，为之唯恐不及，一时文字大变从古，庶几乎西汉之盛者，由修发之。”

欧阳修在文坛上的声誉鹊起、名望日隆，与他在政治上的敢说敢为、奋不顾身密切相关。当石介因议论朝廷录用五代及诸国后嗣之事而被罢免御史台主簿一职时，欧阳修作《上杜中丞论举官书》，为石介鸣不平；当范仲淹因指责权相过失被贬至饶州时，欧阳修愤然上书为其辩护，又作《与高司谏书》，痛斥诋毁范仲淹的右司谏高若讷是“君子之贼”“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结果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庆历年间，欧阳修被召还朝廷担任谏官，全力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革新，呈进大量献可替否的奏章，遇挫折而不气馁，奋不顾身地捍卫改革而不动摇。新政遭敌对势力诽谤时，欧阳修针锋相对地写了《朋党论》，劝仁宗皇帝“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当范仲淹、韩琦等相继以党议罢去时，欧阳修“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慨然上书，力陈范仲淹等为“可用之贤”，高呼“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这种仗义执言、无私无畏的举动，赢得士大夫和舆论的广泛赞誉，他的声名和文名也随之远播四方。庆历新政失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他的声望不但没有跌落，反而越来越高，与之诗文唱和的文朋诗友越来越多，更有诸多后学前来拜访、求教，欧阳修俨然已是其言为四方所重、其人为“海内所师表”的“大贤长者”。只是，由于远离权力的核心，欧阳修想要扭转文坛不良风气的希望一直未能如愿。

机会终于在欧阳修51岁这一年降临。嘉佑二年，欧阳修受命“知贡举”，作为主考官主持礼部试。蓄势已久的欧阳修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取士标准，推出两条有力措施，一方面大力张扬“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文风，将此类考生全部擢为优等，另一方面坚决黜落那些“太学体”文风的考生。苏轼兄弟因此脱颖而出，而原本蜚声场屋的“太学体”高手刘几等人却纷纷落榜。(www.xing528.com)

这一年的进士榜共录取388人，创历届之最。其中竟有数十位名动千古、对后世影响极深的人物，他们横跨了文学、政治、思想、军事等各个领域。这里面有三人位列“唐宋八大家”，分别是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先后出任宰相，分别为曾布、吕惠卿、章惇；三位理学大师，即张载、程颢、朱光庭；还有一位历史名将王韶。这届科举榜是当之无愧的“千年科举第一榜”。

关于这场科考，还有几件小事值得一提。

其一，批阅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时，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呈给欧阳修一篇文章，欧阳修读后拍案叫绝，觉得无论文采还是观点，这篇文章都理应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猜测这份卷子有可能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就将其取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他发现，其作者竟然是苏轼。后来，苏轼作《谢欧阳内翰书》，欧阳修读后激动不已，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后浪苏轼从此登上历史舞台。

其二，嘉佑二年的礼部进士试共有6500人参加，当时状元呼声最高的是石介的得意门生刘几，此人在太学时屡试第一，文风险怪，很多人争相效仿。欧阳修从浩繁的试卷中，以其惊人的眼力捕捉到一篇“太学体”文章，见文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的字样，便敏锐地判定其作者必是刘几，于是提笔在文后接了两句“秀才剌，试官刷”，随后，“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开卷发榜后，其作者果然是刘几！欧阳修此举，实有杀一儆百之效。两年后，刘几化名“刘辉”再度参加科考，这一次他改弦更张学作古文，洗尽“太学体”文风，终于得到欧阳修的赏识而金榜题名。

其三，礼部试放榜之后，整个东京城为之哗然，落榜举子群情激愤地堵住欧阳修上早朝的必经之路，叫嚣着要向他讨个说法，以至于连街头巡逻的官兵都无法控制当时的场面。甚至还有人写了一篇《祭欧阳修文》，丢到欧阳修家里诅咒他不得好死。欧阳修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高扬古文运动的大旗，终于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文格终以复古”。

欧阳修结束了骈体文在散文创作领域自南北朝以来长达600年的统治地位，开创了一代文风，领导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宋史》对之给与极高的评价——“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北宋名臣韩琦更是用激赏的笔墨盛赞欧阳修：“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何其盛哉！”

历史选择了欧阳修，欧阳修也改写了北宋乃至中华文化史，让几近断流的中国文脉绵延至今。正如当代学者赵允芳所说：“历史的发展演变有其偶然性……但历史又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便是文化传承中的那条或明或暗的主流脉络——由《诗经》而至秦汉古文，再至唐宋散文，便是这样一道厚重文脉的接续。”

一代文宗，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