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致君尧舜之理想的杜甫：为百姓着想的不朽诗人

杜甫出身贵族世家，少有才学，中年不顺，晚年漂泊。他个人的凄凉际遇，与黎民的苦难交互交融，孕育出了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这种经历和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杜甫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

杜甫的家族京兆杜氏是一个北方的大士族。祖上杜预是晋代名将，功勋卓著；祖父杜审言恃才傲世，才华出众，曾任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奉天县令。杜甫成长在官僚家庭，自小耳濡目染的是忠君报国的儒家思想。而他也极其推崇他的祖先杜预和祖父杜审言，希望可以延续先人的事业和文才，重兴家族声威。《进雕赋表》里的一句“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可见杜甫的人生理想和事业追求。他中年时期积极谋取官职，甚至不惜向任何一个当权者寻求援引，安史之乱中他多次躲过叛军的追杀，九死一生、历尽艰辛也要追随唐朝政府，这反映了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他最初的理想就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直到他的晚年，也还是不改初衷。“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正是这一追求的真实写照。

杜甫的政治理想在他的诗歌中有十分真切的反映。他为逃役的老翁一家写《石壕吏》；为不足年龄被迫征兵的孩童作《新安吏》；为新婚后作死别的夫妇吟《新婚别》；自己草堂漏雨他想的是天下士子的处境；自己无力解决温饱却为孤居无食的老妇写解围信……他无时无刻不关心天下苍生。他没有学李白的放任潇洒，没有学陶渊明的遗世独立，他践行着屈原式的坚守，却比屈原更坚韧。杜甫一生崇敬仁政，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忠君守正的思想、悲天悯人的情怀促使他即使穷困，也要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即使没有物质的救助，也要用诗为苦难人民申诉。可以说，他儒生的身份对他“诗圣”地位的巩固起了很大作用。

在官宦世家出身的庇佑下，青年时期的杜甫着实过了一段潇洒游学、衣食无忧的日子。他24岁那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天宝六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35岁的杜甫应诏前去，这是他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仕途失意，家道中落，生活窘迫，杜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此后他客居长安十年，郁郁不得志。科举之路无望，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杜甫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奔走献赋，但都无结果。天宝十年，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出辞采壮伟的《三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赏识。玄宗命宰相考评他的文章，让他等待分配，但最终没有下文。之后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举荐，但仍然没有结果。

杜甫时代的唐朝，皇帝昏聩，沉湎美色，李林甫掌权，排压异己。在这样动乱的时代，面对这样腐坏的统治阶级，遭遇这样无情的潜规则，杜甫没有高的地位，没有优的背景，没有多的钱财，没有厉害的人脉，没有惊人的治国之才，于上级不讨喜，于同级不讨好，想要有所作为实属难事。(www.xing528.com)

杜甫的为官经历有三次。755年，在长安，也许是上呈左丞相韦见素的诗起了作用，44岁的杜甫，被任为河西县尉。但当时的县尉是为恶的官职，他毅然辞却，后改就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任务是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钥匙，职位正八品下。为此他写了诗《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没工作多久，安禄山打到洛阳，长安沦陷，国难官不成。757年，在凤翔，46岁的杜甫被唐肃宗任为左拾遗，职务是侍奉皇帝，进谏言，举贤荐良，职位从八品上。但仅工作三个多月，他就因不讨肃宗喜欢而被放还回家。764年，在成都，52岁的杜甫受严武的举荐任节度使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职位从六品上，但幕府幕僚间相互倾轧的状态使杜甫心力交瘁，次年正月他便辞职卸任。从他的事业轨迹看，杜甫没有大起，也不存在大落，甚至谈不上有一条事业线。在理想与现实巨大的落差面前，杜甫的眉骤然蹙起，此后再也没有完全展开。

763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又逢大旱，杜甫一路从甘肃迁往成都，开始了生平最大的迁徙。经历了逃难、做官、被贬、辞官、再逃难等许多周折，两年后，765年，杜甫已经53岁。这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处在生命中最后的五年，却依然要遭遇命运的无情嘲弄。在这一年，他辞去了节度使参谋的职务，回到成都草堂投奔好友严武。然而，平静是短暂的，严武去世后他又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直到59岁在一条小船上去世。接近晚年的他在孤苦伶仃、穷困潦倒甚至自己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的情况下，仍为“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而哀叹“天地终无情”，为“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而“塌然摧肺肝”。一个自身难保、未老先衰的人却无时无刻不在为百姓着想，无时无刻不在为百姓担忧。这一刻的杜甫，已完全融入百姓之中，将自己的生命与百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刻的杜甫，不再是讨好权贵渴望谋求一官半职的杜甫，也不再是盲目侍奉皇帝、安于享乐的杜甫；这一刻的杜甫，才是我们一直敬仰的伟大的“诗圣”杜甫。

文章憎命达。科举不中、官场失意、小人当道、命途多舛，杜甫的创作却因此开始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张力，从平凡的普通诗人到伟大的“诗圣”，他完成了一次巨大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