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真畅达的人性觉醒

顾恺之的创作和绘画理论，使人们由注重外形转向关注内在气质，由注重形似转向注重神韵，将绘画境界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精神气质是一个人的本质特性，传神作为人物画的品评标准，正是从顾恺之开始的。徐复观认为，以顾恺之为代表，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所潜伏的与生俱来的艺术精神在魏晋时代成为文化的普遍自觉。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有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东晋末年是一个皇室衰微，士族相争，社会极不安定的时代，文人墨客深陷政治斗争的旋涡，对现实的恐惧与忧患与日俱增，生活的动荡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的飘忽和无常，因此引发他们对生命的依恋与反思，他们渴望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因此，人们的关注点便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从对现实社会的关注转向对抽象玄理的探寻。魏晋名士以玄学清谈为风尚，风流之辈层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曾说：“徒寄形躯于斯域，何精神之可察。”他将形神对立，为魏晋个性解放之风张旗呐喊。同样身为竹林七贤的嵇康也曾有诗：“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顾恺之非常推崇这首诗，曾经专门为之作画，且题诗：“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由此可见，顾恺之的人生与绘画中所表现的对人物才情、个性、气质的赞赏，对人物精神和人格神韵的褒扬，都深深受到魏晋名士玄学之风的启发和影响，蕴含在其绘画审美之中的主题是“人性的觉醒”“艺术的自觉”。

魏晋时期，在老庄精神的启发下和在玄学盛行风尚的引领下，顾恺之将生活的艺术与创作的艺术合而为一，其画作无不传递着顾恺之对人生、对生命的追问，其“以形写神”恰是其内心感悟与人生境界的审美性传达。这种创作的自觉，即是对文化寻根的自觉，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正如李泽厚所评价的那样：“这‘神’不仅仅是一般所说的精神、生命，而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人的精神，不同于纯理智的或单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精神，而是魏晋所追求的超脱自由的人生境界的某种微妙难言的感情表现。它所强调的是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独特的‘风姿神貌’，美即存在于这种‘风姿神貌之中’。”顾恺之创《维摩诘》，论其所画维摩诘之形象，并不比后世吴道子等所画的更像其本人，其“传神”主要是因为维摩诘是东晋名士所追求的精神解放、个性自由的象征，而顾恺之作为魏晋时期的一个全才式人物，他能够深刻地理解、传达出维摩诘的这种内在人格气质。

徐复观曾经说：“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而在绘画方面，产生了许多伟大的画家和作品，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的意义，并且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顾恺之率真洒脱的性格和达观自然的生命境界，是其成为艺术家的决定条件。在艺术创作上，作家只有具备本真的艺术追求，作品才会成为他释放真实感悟的自由天地；反之他就不可能创作出感人的伟大作品，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画家。(www.xing528.com)

陈师曾在《文人画之价值》的结论部分写道：“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谓感情移入，近世美学家所推论，视为重要者，盖此之谓也欤？”顾恺之集中了陈师曾所提到的四个要素，虽然其作品具有魏晋时代的特殊烙印，但仍不失以独立的审美审视时代的特殊价值。顾恺之在诗、赋、记、序等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其绘画创作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是其建立起千古不朽的艺术之厦的重要基石。顾恺之之所以被称为画祖，不仅是因为他高超的绘画手法，更是因为他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对生命和人生的独特理解，为中国绘画确立了重精神、意趣，推崇格调境界，彰显人性自觉的艺术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代表了魏晋时代文人们自由洒脱的人生观，而且直指心灵，意蕴恒久。正因如此，顾恺之的作品才能够穿越时空，令后世画家无不对其推崇备至。

随着时光的流逝，魏晋时代已与我们渐行渐远，可是那个时代所留下的“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的处世风尚却时时在我们心间回响。顾恺之因生活在这个时代而绽放出绚烂的生命之花。他底蕴丰厚，有冠称“三绝”的坚实根基，有“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绘画理论，有人性觉醒、文化自觉的价值追求，这些都给现代人以艺术的启发和精神的引领。我们应当有这样的决心：像名士先贤一样——保持生命的纯真，触摸生活的底色，精于传达生命的意义，敢于引领时代的精神，去创造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