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淡泊宁静 兼善天下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不恬淡寡欲无法明确志向，不安定清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理想。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个在淡泊宁静中找到人生理想的世外高人，他不仅在时局混乱的官场之中做到独善其身，更是在归隐田园之后不忘兼善天下。

陶渊明独善其身于官场。陶渊明完全可以低下头，放下自尊，与官场中人阿谀逢迎，这样他根本不愁高官厚禄，更谈不上要清苦到为日常饮食犯愁的地步。然而对于当时士林虚伪、浮躁、放纵的风气，陶渊明极为反感。他痛恨王衍、潘岳之流，前者享尽荣华富贵，却号称口不谈钱，后者以《闲居赋》表达恬淡高绝的隐士情怀，实则却是个“望尘下拜”的卑劣小人。对于隐士生活，有的人不过是以退为进的装装样子，期待用名声钓得一个登堂入仕的机会。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斥责这种虚伪行径：“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陶渊明是诚心实意地过起了隐士的日子，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以我行我素的态度，对当时的掌权者，投去不屑一顾的目光。他对历史上那些贫寒高洁之士却极为仰慕，写下了《咏贫七首》，专门歌颂之。在《咏黔娄》一诗中，陶渊明写道：“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诗句说的是黔娄，表明的却是自己的态度。这让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赞叹不已：“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几百年后的南宋隐士朱敦儒，对自己晚年接受朝廷征召为官感到非常后悔，以陶渊明作比：“而今心服陶元亮，做的人间第一流。”

在彻底看穿了官场的虚伪黑暗之后，陶渊明选择回归田园做真隐士，而不是留在官场做伪君子。一任情性，绝无伪饰。史书记载，就在陶渊明临去世前不久，当时的江州刺史檀道济上门来拜访他。作为刘宋王朝的宠臣，檀道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动员陶渊明出仕为官。他对陶渊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本就反感刘裕篡晋的陶渊明，即便当时已经处于贫病交加的状态，也依然无视檀道济的规劝，不但对于檀道济送来的赏赐坚辞不受，还很不客气地“麾而弃之”。

幸运的是，陶渊明并未因对政治现实的绝望而自暴自弃，他以积极的心态投入田园生活，而自小就熟悉的山水田园，经过陶渊明的诗意观照，为他在绝望中开辟出了新的希望，也让他走向了更高广的人生格局。

陶渊明兼善天下于“桃花源”。纯朴的田园生活并没有辜负陶渊明。归隐时陶渊明已经41岁，至61岁逝世，陶渊明隐居田园22年，并于晋宋交替之际，写下了千古名篇《桃花源记》，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堂，在中国文学史上横空出世。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环境优美，民风淳朴，那里没有压榨和争夺，人们安居乐业，无忧无虑。可贵的是，陶渊明没有像志怪文学里描述仙境那样描写桃花源，而是以写实性白描刻画了这个理想中的人间乐土。在那里生活着的是一群为避秦汉战祸而藏身于此的百姓，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和平、宁静、幸福的人间生活。陶渊明以反讽的方式，建构了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以此对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果说陶渊明最初的归隐还只是个人的进退，《桃花源记》的出现，表明陶渊明已经超脱个体层面，把自己的朴素追求上升到社会理想的层面，他思考的是整个社会的出路和天下百姓的幸福。陶渊明迈出的这一步与其多年的躬耕和贫困的生活体验有关，虽然只是空想，但这一空想的提出意义非凡。陶渊明于绝望中开辟出新的希望，这希望不在虚无缥缈的神仙之地，而在坚实的现实世界中。这意味着，自此以后，一个理念中的完美世界，以中国文化文明中的一个标志性的意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建设现实世界以及衡量现实世界优劣的一个重要参照，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指向。(www.xing528.com)

陶渊明一生追求“任真”并以之自期自许。陶渊明文如其人，创作上处处出之以“真”，他运用审美的目光观察田园风光，去伪存真，闲适自然，即“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所以朱熹称其“出于自然”，并肯定“渊明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元人陈绎称赞陶渊明“情真、景真、事真、意真”。

陶渊明求“真”的同时，不忘将真与善联系起来——“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他视真和善为一体，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对善的追求也不再局限于只求个人的自我完善，还将文学创作的目的建立在分清善恶的基础上，“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在陶渊明的思想里，“立言”的不朽也就是美德和正义的永存。

《礼记·大学》中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是人性达到极完美的境界，是大真、大善、大美、大智的体现，是自我到无我境界的一种升华。千百年来，陶渊明获得各种不同出身、不同地位、不同思想的读者的喜爱，正是由于他超凡脱俗的至善境界征服了无数跋涉于俗世的灵魂，才让人心生艳羡，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