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南方和北方,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北方注重的是史官文化,重人事,讲求实际;南方注重的是巫官文化,信鬼神,富于想象。显然,楚地文化属于后者,由于其以祝融文化为根基,注重巫鬼祭祀,因此与北方文化相比开蒙较落后。春秋时期,南北方文化基本属于两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少有交叉,战国早期,巫史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借鉴,但显然没有达到融合的程度。文学是古代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学上的革新会带来文化上的进步。到了屈原的时代,正是他个人的创作实践,推动了中原文化与楚地文化的大融合。
屈原将史实写作引用到诗歌创作当中,改变了原有的抒写传统,比如《离骚》,除了开篇的自陈祖考之语以外,屈原历述尧、舜、禹、汤、周文王等华夏圣君,并历数挚、咎繇、武丁、吕望、宁戚等华夏贤臣,历斥夏桀、商纣等华夏暴君。这种手法是对以往的楚地文化形态的极大挑战。在向楚人传播中原文化方面,屈原功不可没。他写作的长篇奇文《天问》,提出了170多个关于天地万物和古往今来的各种问题,但其中所涉及的神话,大多关于中原地区的历史人物,来自黄河流域,而并非荆楚之地。屈原所作《九章》中,也叙及了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和事、这种打破常规的写法客观上扩大了中原文化在楚地的影响力。如果从融合地区文化角度来看,屈原显然比前辈庄子做得更好,这也印证了屈原之爱国并不狭隘,他的一腔热血也绝对不是对楚王的愚忠。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离骚》时,曾说:“楚虽蛮夷,久为大国,春秋之世,已能赋诗,风雅之教,宁所未习,幸其固有文化,尚未沦亡,交错为文,遂生壮采。”范文澜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巫史两种文化的合流,不仅在文学上开出新境界,在华夏文化的扩展上,意义更为重大。”(www.xing528.com)
屈原堪称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伟人,他作品中艺术的独特性和思想的深邃度至今令后人难以企及。中国文学史可谓蔚为大观,真无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建安有七子,竹林有七贤,初唐有四杰,吴中有四友,李杜可并称,韩柳可同谓,苏辛可并举,但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不会再有一个人可与屈原相提并论,屈原的伟大是独一无二的,屈原的执着是独一无二的,屈原的人格是独一无二的,屈原对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贡献亦是独一无二的。屈原离开我们已经2000多年了,当我们不停地回首这位从上古时期走来的翩翩公子,当我们枕读他的诗歌、高谈他的深邃,我们发现原来他距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些沧桑的史实告诉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位生活在先秦时期的文化巨子、思想巨人、诗坛巨擘,他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诚挚之心、忠义之情、赤子之感值得我们一生铭记、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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