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开创个人创作时代：楚辞与古代诗歌艺术的巨大转变

屈原是我国两千多年前的一位伟大爱国诗人，同时也是当时一位十分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于历史的局限，屈原没能将自己的政治理想诉诸实践，却将其转化成了诗篇中的忠与美，这种新诗体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楚辞”。“楚辞”突破了此前《诗经》中整齐划一的文体格式，实现了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巨大转变。

第一个转变就是创作主体的转变。以前诗歌是集体创作，个人化性质不明显，比如《诗经》305篇中，可考作者的不足10篇。根据周代“采诗说”“献诗说”，《诗经》最早作为朝廷采集地方民情的依据，也就是说从创作缘由到创作实践，大多是集体行为，所以很多作品没有留下作者姓名，成为了千古遗案。楚辞则不同，完全是个人创作，“创立”楚辞这一新诗体完全是屈原的个人行为，没有得到朝廷指令，没有君主允准，显然这是中国文学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体创作的巨大转变。屈原是实现这一转变的第一人。

第二个转变是创作精神的转变。《诗经》一般作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存在，尤其是在揭示战争、暴露黑暗、反映当时质朴的民俗民情方面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我国研究《诗经》的老前辈，原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教授曾说：“《诗经》用写实的手法开辟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艺术的先河，用写实的方法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生活，305篇描绘了周代社会的诸多图景，17世纪的欧洲读者阅读它时，就称它为‘中国古代的风俗画卷’，甚至称它是一部认识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也曾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诗经》为我们展现的周代社会各个阶级的生存状况以及阶级之间的悬殊差别、对立、矛盾重重，是非常真实而可靠的，这种对现实的反映对后世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千年以后的杜甫、白居易等人，包括宋代诗文革新运动都离不开《诗经》开辟的这一传统。然而，文学从来不应走一支独秀的道路，这就好像如果唐代诗人阵营中，只有一个批判现实的杜甫，而没有一个大胆想象的李白，就“不会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了”。李白天马行空的夸张和想象，将盛唐诗歌成就推向了顶峰，那么这种夸张和想象的源头在哪里？在屈原那里，在楚辞当中。楚辞的直接渊源应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它后来经过屈原的改造加工形成了新诗体。现实中的屈原曾秉持着儒家圣人治世的理想，执着追求国家繁荣昌盛的政治理想，他有着忠信、仁义的高贵品质，最终却因报国追求受挫，导致理想幻灭，他也因此陷入极大的孤独与痛苦中。于是，他用一系列的夸张、想象为我们创作出了许多奇诡荒诞的文辞，而这恰恰变成了楚辞中最令后人倾心之处。这种想象奇特、语词瑰丽、比喻深刻、联想广阔的艺术特色与《诗经》中强烈要求描写现实的意指截然相反，屈原的大部分作品都气派雄浑、淋漓酣畅，诗人借助天上地下的神话传说、奇花异草，尽情渲染描绘他心中的理想世界。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这一结论毋庸置疑。(www.xing528.com)

第三个转变则是语言艺术的变化。《诗经》基本句式为四言，305篇作品总句数为7281句，其中四言6724句，占总句数92％之多。而《楚辞》除了沿用四言句式之外，还创造了六言、七言句式。据统计，在所有现存《楚辞》作品中，四言句只占总句数的30％，而六言句、七言句，两者合计占总句数的44.5％。句子加长了，容量加大了，句法的参差不齐形成了楚辞灵活多变的骚体新形式，有利于诗人灵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此外，先秦时期的诗歌，作者往往习惯使用语气助词加强情感，比如“兮”字，在《诗经·国风》中曾用了258次，然而在《楚辞》中总共用了1333次。

屈原及其所作《楚辞》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诗歌艺术已发展到了一个全新阶段。屈原死后百年间，汉赋出现，这种散韵结合的文体缔造了又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懂得中国文学史的人都明晰，如果没有屈原及其所作楚辞的绚丽多姿，汉赋不可能形成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的特色，楚辞是汉赋的先河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屈原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影响，不仅是开创了楚辞，还有为汉赋的出现作出的重要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