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为政，追求大同小康

《礼记　·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描绘的社会蓝图——“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大同”世界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在那个社会中大道实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人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财物多得到处都是，没有人收起来归为己有；自身付出的劳力再多，也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因此盗窃不兴，乱贼不作，户门不闭，天下安宁。孔子认为上古时代的黄帝、尧、舜时期是“大同”世界，他深恨自己不能生逢其时。“大同”世界体现了孔子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极高的人生境界。然而孔子绝非好高骛远之人，他明白春秋时期的乱世与“大同”世界相隔十万八千里，既然人心不古，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地努力实现“小康”社会。“小康”社会是大道隐匿之后，天下为家的局面。人们只孝敬自己的父母，照顾自己的子女，经商和劳力也都只为私利。国家实行世袭制，需要加固城池保障安全。礼法、义理作为社会规则来确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作为土地划分、推荐奖励和衡量个人修养的标准。因此阴谋算计不得不行，武力战争不可避免。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秩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位贤人被推举出来担当大任，他们都是严格按照礼行事的。礼用来显明义理，审核真假，查明罪过，标榜仁爱、谦让，如果不依照这些原则行事，有地位的也要被罢黜，人们会将其视为祸根。这种上有德、下有序的社会就叫作“小康”社会。从孔子的政治行为来看，他是在努力地建设“小康”社会。

孔子为政首重德行，他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领导者如果能够以道德治理国家，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处在自己的位置上，众多的星星自然而然地环绕在它周围，这就是人格的魅力。上位者若能做到“其身正”，就是不发命令百姓也会行动起来；反之，上位者“其身不正”，即便有严令，百姓也不会服从。所以居上位者应以德为本，重视礼制，施行仁义，教化爱民。孔子以这些理念为官，收获了较大成功。在担任中都宰期间，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以道德引导百姓，以礼教化百姓，仅一年时间中都的社会风气便焕然一新：路上男女各走一边，路不拾遗，生活用具朴实无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养死葬都有礼有节。孔子的为政措施引得四方诸侯纷纷效仿，很快他就被擢拔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任大司寇。“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公安部长，位同卿大夫，是孔子担任过的最高官职。由于孔子政声很好，威望甚高，一听说他将担任大司寇，鲁国的沈犹氏再不敢欺骗买主出售喝饱了水的羊，公慎氏立刻休掉了他淫乱的妻子，胡作非为的慎溃氏赶紧离开了鲁国，马贩子也停止了扰乱市场的行为。孔子还没有使用刑罚手段，其治下却已现安定态势，他为德政的实施作出了表率。

根据孔子对“小康”社会的设想，上位者如果无德便可将其罢黜，以免祸国殃民。孔子评价政治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字面的意思是，做国君要有国君的样子，做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要有父亲的慈爱，做子女要有子女的孝顺，人人都应该以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谨守自己的本分。然而，这句话中还包含以下逻辑：国君首先要做得像个国君，然后才能要求臣子尽忠；父亲首先要具有慈爱，然后才能要求子女孝顺。孔子尊重的是礼制秩序规定的国君的名分，并不是尊重某一特定的人君。孔子绝不认为人君的地位是不可变更的，如公山弗扰和佛肸都曾发动叛乱，但孔子并未拒绝他们的招揽，这说明孔子至少是不排斥他们行为的。因为孔子内心关注的是如何解除百姓的痛苦，而不是政治的叛逆与不叛逆，所以在统治者德行有亏时，孔子不反对将其从特权地位上拉下来，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统治。难怪汉儒董仲舒说孔子所作的《春秋》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作，政治权力应该掌握在有德者手中，这是孔子对政治的最基本态度。不仅如此，孔子还打破了狭隘的国家与民族观念，他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卫、宋、齐、郑、陈、蔡、楚等国，不断地推行着自己的改革措施。孔子曾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出来进行变革了。他的抱负并不在某一国、某一家，他真正忧心的是整个天下，一个大一统的中国！(www.xing528.com)

然而道德只能保证成仁，却无法保证成功，孔子的德政理念在当时的社会终究没能取得成功。三桓忌惮孔子恢复周礼规定的统治秩序会削弱自己的力量，将孔子赶出鲁国；孔子拒绝了权臣弥子瑕的卿位利诱，又与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毅然离开了卫国；他在郑国奔逃得“若丧家之狗”，甚至在陈国没有粮食吃，饿得都爬不起来。子路愤怒地问道：“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回答说：“君子固穷。”做一个君子不见得就能够在社会中行得通，很多时候恰恰相反，君子因为受到道德和原则的掣肘往往是要与清贫、寂寞相伴的。孔子对道德看得极为透彻，却仍“知其不可而为之”，矢志不渝地坚守本心。他无法像长沮、桀溺那样隐遁山林，与鸟兽同群，因为当大批社会精英、优秀人才全都隐居到深山老林里，这个社会谁来拯救呢？所以孔子“一意孤行”地推行“小康”社会，他从政的失败经历充满了殉道的色彩，显得悲壮而崇高，这是孔子救世精神的最好传达。孔子影响着中国政治几千年的发展，而他对政治的影响不是来自他的从政实践，而是来自他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