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这一儒家思想早已渗透到中国人的骨血之中，影响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中庸”一词最早由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孔子将中庸视为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中”指不偏不倚，“庸”指恒常不变，“中庸”即恪守中道，是万世不易、放之四海皆准的大道。孔子奉行中庸之道，他认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紧张的同时又有放松，才是文王和武王治理天下的方法；他评价学生子张和子夏，认为子张做事常常超过周礼的要求，子夏做事则常常达不到周礼的要求，然而二人是殊途而同归，因为“过犹不及”；他心目中的君子应该是“文质彬彬”的，因为质朴超过文采就有点粗野，文采超过质朴就显得虚浮，文与质比例协调才能成为君子。即便是在道德问题上，孔子也不会偏执而走极端。《吕氏春秋》中记载了子贡赎人的事情。当时很多鲁国百姓因流浪到其他国家而沦为奴隶，鲁国因此颁布了一条法令：如果有人赎回在其他国家做奴隶的鲁国人，可以到国库报销赎金。这样赎人者既做了好事，又不用自己出钱，的确是一条很好的政策。孔子的学生子贡在其他国家赎回一个鲁国人，但他却没有到鲁国国库领赎金。子贡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有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可能觉得这样做才是君子所为，才能体现自己高尚的道德。但是孔子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他告诉子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会再有人为沦为他国奴隶的鲁国人赎身了。因为这些准备为奴隶赎身的人如果向子贡学习，就会蒙受经济损失；如果不向子贡学习，就会显得自己境界不高。他们的处境会很尴尬，于是索性装作没看见，绕道而行。这么一来，鲁国的好政策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所以当一种绝对的道德行为最终可能导致不道德的结果时，孔子是会坚决反对这所谓的道德的。与子贡相反，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并坦然收下了落水人为表感谢而送的一头牛。孔子夸赞子路做得好，说从此以后鲁国人一定会勇于救人的。因为人们会觉得连孔子的弟子子路都救人拿报酬，我救人收报酬别人也不会指摘我的。子路做的事情虽然境界不高，但得到的效果却是好的。这两件事说明孔子固然推崇道德，但绝不是一个极端的道德主义者，他注重实际、懂得变通，以中庸的智慧润泽着民族的成长，中华民族由此形成了稳健笃实的民族性格。这种内在精神的稳定性使得中国人在面对一次次危难时，没有选择以激烈的方式与对方同归于尽，而是负重前行、步步坚实，绵延着中华文化的传承。

中庸之道讲究平衡、重视适度，且在不断地调整、融合的过程中达到“和”的境界。孔子第一次将“和”与“不同”联系起来，提出“君子和而不同”的主张。所谓“和”并不是无原则地迁就、无根据地吸收或不加分析地苟同，“和”应是万物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状态生存，同时又和谐共生于一个宇宙之中，万物的差异性与万物的同一性构成了宇宙最大的道。“和”的境界需要深广博爱的襟怀与海纳百川的气度。孔子讲“君子成人之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将心比心，宽容理解地对待别人。自己想建立的，也帮着别人去建立；自己想要达到的，也帮着别人去达到。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孔子认为是因为一个“恕”字。因为有“恕”才能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自己的内心、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才能光明而和谐，才能“四海之内皆兄弟”，才能真正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同”是孔子在春秋大动荡时代开创出的坚守自己、包容百家、兼收并蓄的儒家思想，它孕育了中华文化的包容品格和博大精深，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又一核心思想。我们现在的“一国两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构想都来源于此思想，“和而不同”思想正在为中国甚至全人类解决当下的困境，寻找未来的归宿。(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