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价值取向：重义轻利 贵义贱利的倾向

“义利之辩”是中国道德思想史上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义利问题，包含着道德与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等多方面的内容。尽管各个时期的各个学派的义利观有所变化，但“重义轻利”、“贵义贱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主要倾向。

从历史上看，关于“义利之辨”，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论。《易·乾·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会给人带来利益。墨子既“贵义”，又“尚利”。他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认为只有合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得益，不义，也就是对人不利。他说：“义，利也。”叶适认为道义不能脱离功利。他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二十三）颜元也提出过“正其谊（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二是“利重义轻”论。这主要以法家为代表。如韩非子注重功利，认为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利害关系，有利才行义。他说：“正直之道可以利义，则臣尽力以事主”，又说“善为主者，明赏设利以劝之，使民以功赏而不以仁义赐。”（《韩非子·奸劫杀君》）三是“重义轻利”论。这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为君子所不耻，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以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朱熹也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重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利未得而害己随之。”（《四书章句集注》）从孔子到宋熹，尽管他们并非绝对排斥利，但在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上，有明显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

应当说，上述三种义利论在中国道德思想史上都有各自的影响。但纵观历史，“重义轻利”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并表成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由于“义”不仅是指“道义”，而且常常在封建社会中代表宗教、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因而，“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同样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往往在社会实践中易于走向“存义去利”、“存理灭欲”的极端，否认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需要，阻碍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只有利于维护极少数统治者的私利。另一方面，“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节制人的利欲，摆脱一人一己之私利，珍视道德、理想、人格的重要价值，运用道德手段协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利益关系。(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道德思维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既显示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观念的固有优点，也反映了其中包含的缺点和偏向，需要我们在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从社会的整体文明进步的需要出发进行批判地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