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伯到士会之间的传递世系问题，《左传》《新唐书》均记载为杜伯→隰叔→士蔿→士缺（成伯缺）→士会共五代。杜伯在公元前785年被周宣王冤杀，杜伯之子隰叔的出生年不会晚于公元前785年，即或隰叔是杜伯的遗腹子，其出生年也不会晚于公元前784年。对于士会的出生年，史家及刘氏族谱界大多认同为公元前662年左右，从公元前785年（或784年）到公元前662年相距123年（或122年），仅繁衍了三代，平均代距略为41年/代。士蔿子承父业为士师，显然是长子，士缺又名成伯缺，伯者，长也，士会字季，老三也。从士蔿到士会的三代人中，两代人均为长子，一代为三子，他们的平均代距却在40年/代以上，这在一直是早婚早育的古晋国的卿大夫世家中出现这种情况，的确让人疑惑。
笔者在阅读《国语·晋语八第十四》的“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时，范宣子的谋臣訾祏的一句话“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解决了我心中的困惑，原来问题出在“隰叔子”三个字上，按照《国语·晋语八第十四》关于“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的记载，从杜伯到士会之间的传递世系应该是：杜伯→隰叔→隰叔子→士蔿→士缺（成伯缺）→士会共六代。由于第一次注释《国语》的史学家在晋语里把“隰叔子”注释为杜伯之子，既然隰叔子等于隰叔，以后的人们在文字材料中干脆把隰叔子的“子”字省掉，就变成了杜伯生隰叔，隰叔生士蔿……于是，从杜伯到士会就变成了五代。把隰叔子注释为隰叔是对“昔隰叔子”的误读和误释，一误就是几千年。
在某《刘氏族谱》中看到奔晋者隰叔是杜伯（恒）弟弟的曾孙的记载。其说隰叔不是杜伯的后代，本人实难苟同，但隰叔是杜伯的曾孙那一代的说法，至少可以说明在晋国当士师的人不是杜伯的儿子这一代。
我们用广州刘运西宗长的平均代距理论即“中华人种繁衍千年以上，且记载的传衍世系及其生年真实者，平均代距30.06年（岁）传1代；99%的可信限在27～33岁范围内传1代”这把量尺来对上面几种情况进行分析。
1．按杜伯儿子隰叔奔晋为士师，其传递世系为：杜伯→隰叔→士蔿→士缺（成伯缺）→士会
由于杜伯于公元前785年被冤杀，隰叔的出生年假设最迟为公元前785年，士会的出生年按公元前662年，士会是杜伯儿子隰叔的曾孙（第4代）。从隰叔到士会的平均代距为：（785−662）÷（4−1）=123÷3=41（年/代）
2．按杜伯孙子隰叔子奔晋为士师，其传递世系为：杜伯→隰叔→隰叔子→士蔿→士缺（成伯缺）→士会，士会是杜伯儿子隰叔的玄孙（第五代）(www.xing528.com)
隰叔的出生年仍然假设最迟为公元前785年，士会的出生年仍按公元前662年，从隰叔到士会的平均代距为：（785−662）÷（5−1）=123÷4=30.75（年/代）。
3．按杜伯曾孙隰叔奔晋为士师，其传递世系为：杜伯→杜伯子→杜伯孙子→杜伯曾孙隰叔→士蔿→士缺（成伯缺）→士会，士会是杜伯儿子的晜（kun）孙（第六代）
杜伯儿子的出生年仍然假设最迟为公元前785年，士会的出生年仍按公元前662年，从杜伯儿子到士会的平均代距为：（785−662）÷（6−1）=123÷5=24.6（年/代）。
虽然说刘运西宗长的平均代距理论运用在较短时期内的计算不是很准确，但其规律仍然是很明显的：杜伯的儿子这一代奔晋为士师，从杜伯儿子到士会的平均代距41年/代（如果杜伯的儿子隰叔出生在公元前785年以前，平均代距就会更大），不可信；杜伯的曾孙这一代奔晋为士师，杜伯儿子到士会的平均代距24.6年/代，又偏小。看来，《国语·晋语八》记载的杜伯的孙子隰叔子奔晋为士师，杜伯儿子到士会的平均代距30.75年/代是可信的。
《国语》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远古国别史，与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远古的编年史《春秋左传》一并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国语》记的言和《春秋左传》记的事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
笔者以为，我们应该将从杜伯到士会的传递世系调整为：杜伯→隰叔→隰叔子→士蔿→士缺（成伯缺）→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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