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水灾对生态环境及农村经济影响研究成果

水灾对人类影响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天文、地质、气象、水文和生物现象的异常变动产生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作用，造成生态环境短时间或长时期的危机和恶化，并进一步打击农村经济。

2.5.1 水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首先是水灾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 这里的自然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天然自然”，即未经人类改造过的由四大圈层相互交接而成的地表自然界，也就是自然生态系统；二是“人工自然”或称“人化自然”，即人类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改造和调控而形成的人类生态系统。 一般而论，大多数灾害对自然环境都可能施加影响，只是作用的方式、范围和程度各有不同，而且由于人类生态系统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有着各不相同的内容，所以自然灾害打击的重点对象也有很大的差别。

咆哮的山洪，都会在其骤然的发难之中将无数的村镇漫卷而去，幸而未倒的建筑也常常因久积不泄的洪水淹浸而崩毁倒塌。 在重庆的沿江、沿河地区，洪水冲漂居民的房屋最为常见，江河沿线较简陋的房屋，几乎每遇较大洪水都会遭到冲刷，连同屋内用具，无一幸免。 比如，据1949年5月30日的《新新新闻》报道：“五月，重庆长江水涨，珊瑚坝浮桥被淹，渝市外北半边街及管门口河堤被冲毁。[1]”有时居民避水不及，爬上屋顶暂逃，当洪水冲走房屋时，屋顶上的人如同坐在筏上，也在水中漂流，如途中遇到救援，或可幸免一死，但大多数都在回水沱中沉没。 冲漂房屋后，多使幸存者沦为赤贫，境遇很惨。 水灾对农田也造成较大的破坏。 水灾淹没田地达上万亩，农作物损失严重，农具、房屋、存粮、家畜家禽、衣被、燃料、家具、秫草等损失惨重，当然在农村水灾的损失主要在农作物上，而在城市，水灾的主要损失在于厂房设备、家庭财产的损失上。 人们或许认为，水退了，涸出的土地可以重新耕种；雨来了，被滋润的土壤也可以重新结出秋天金黄色的硕果来。 然而，即使不考虑社会因素的干扰作用，这也不是全部的事实。 土壤侵蚀伴随着水旱及其各种爆发式灾害而来的趋势性灾害，不仅造成大量土地日益贫瘠，地力不断下降，甚至失去生命力，还使河床抬高，湖塘淤浅，渠道湮废，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了水灾的强度和频度，导致生态系统更加恶化。

其次是水灾对人类生态系统的影响。 人类生态系统主要包括城乡聚落、交通通信设施、能源供给系统、水利灌溉工程、农田、牧场、林场、鱼塘以及农林牧渔等各种人工自然产品，还有人类改造和控制自然的物质技术设备等。 毫无疑问，水灾对交通设施、水利灌溉工程、鱼塘以及农林牧渔等产生巨大的影响。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1月4日，唐加沱一带遭数十年来未遇的暴风雨袭击，新建市场及学校、医院、警察所等全部倒塌损失百余万元[2]。

其三，水灾造成的卫生环境变化。 请看表2.10。

表2.10 重庆市卫生局卫生稽查队调查本市沿江水灾住户环境卫生状况表[3]

续表

从表2.10中可以看出，当时水灾对居民的生活卫生条件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一些垃圾随洪水被冲走，影响其他居民的生活。 当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强卫生防疫工作。

2.5.2 水灾与农村经济

灾荒发展之结果，不仅陷民众于饥馑死亡，摧毁农业生产力，耕地面积缩小，荒地增加，且使耕畜死亡，农具散失，农民与死亡为邻，自不得不忍痛变卖一切生产手段，致农业再生产之可能性极端缩小，甚且农民因灾后缺乏种子肥料，致全部生产完全停滞。

1）水灾与粮食生产

毋庸置疑的是，水灾对中国农村粮食生产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而在民国时期，地处中国西部、水灾发生频率高，水利设施落后的重庆地区，水灾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更加突出。

洪灾影响粮食生产，造成粮食减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种作物被淹导致减产或绝收。 民国三十二年（1943）四月二日夜，狂风暴雨和冰雹袭击江北县境中部地区，打坏葫麦秧苗，尤以草坪垭一带受灾严重[4]。 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民国三十四年九月，重庆大河（长江）两岸的不用说，成熟的未割的稻子连根被冲走了[5]。”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北碚水旱灾损失调查表中称：“查本年水旱灾损失调查表，业已转饬各保查填完竣，被灾水旱灾之农家，共为三百六十三户。 其中水灾损失计有水稻245石8老斗，苞谷307石6斗1老升，高粱2石5斗9老升，红苕38460斤，黄豆3老斗，绿豆10石4老升，菜蔬345000元，果木1200元，田坎及房屋崩塌所需人工伙食材料1916000元，以上损失，极为惨重，一般农民野菜堪忧[6]。”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八月六日，北碚嘉陵江水暴涨，沿江农作物损失惨重[7]。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八月，国民党军队3辆载满粮食的卡车在石门车渡沉没，10多吨粮食悉数沉入江中[8]。

淫雨造成的大面积的农作物长时间歉收绝收，也是不容忽视。 重庆因连绵雨所致涝灾，古代称为“霖雨”或“淫雨”。 时间主要出现在秋季或夏秋之交，有时也会出现在春季或春夏之交。 重庆地区是易渍地区，易渍面积为83.65万亩[9]。1945年9月3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最近以来，川东农村久雨不停，田里的稻谷有的倒了，稻穗浸在水里。 一些人想起了去年秋天正忙于秋收的时候，现却忙于下雨，谷子都生芽了，今年呢，农人除了发愁，没有一点法子[10]。 民国三十七年七月淫雨成灾，重庆沿河两岸禾苗全淹没[11]。

洪灾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还在于，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农田土层被洪水冲刷，田土坍塌入水造成损失耕地，对粮食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北碚嘉陵江暴涨高七丈余，冲毁田亩甚多。”同时，水灾导致的农产品收获量的大幅度减少，一方面意味着用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匮乏，从而引发饥馑，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萎缩和现有劳动力的损耗、减员。 而充分之劳动力，是农业生产力构成之基本要素。 尤其是在有着两千年封建小农经济影响下的重庆农村经济，更是显得特别重要。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九月，重庆第十五区十保灾情严重，农作物的收成遭到极大的破坏。 据保长陈廷刚的上呈所述：“签呈三十五年九月十一日于第十五区公所。 奉查第十五区十保灾情一案，经职会痛保甲长及地方士绅详查该保受灾地区，自运长江大河之苦竹溪之口，迟至螺丝洞经化龙桥到锅底凼，曲进马塘溪偏岩子，由江河沟转出大江三浔滩，沿溪竹两岸凹处之田土，稻黍受干旱而复遭受水淹，沙泥所有约四十余华里之农作物，适值岀穗之际，经此天干水淹，尽成荒芜之地，目不睹视，当地各地主及佃农均感生活困难，不但对地方自治工作影响至巨，且将影响地方安宁，拟请准免田赋，一苏民困，当否，理合将职勘查该保受灾实际情性签呈。 局长 汪签核；职：陈廷刚。 拟函特财政局处，请转呈粮食部减免田赋以苏民困[12]。”

2）水灾导致生产资料的缺失

巨大的洪灾冲走耕牛和农具。 而耕牛作为丘陵地区农业耕作的重要畜力，历来是巴县农家的宝贝。 特别是稻田耕作和整地，历来靠人力、畜力为主要动力，特别是水牛力大，农民所赖[13]。 详情请见表2.11。

表2.11 巴县所属乡镇水灾耕牛损失调查表（民国三十四年）[14]

续表

从表2.11中我们可以看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巴县因水灾在一年中就丧失了111头耕牛。 这种耕牛的大量丧失，毫无疑问会对粮食生产，特别是水稻和小麦生产产生较大的影响。(www.xing528.com)

因水灾造成的生产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匮乏，毫无疑问会严重损害经济再生产过程；与此同时这种作为农业再生产主体结构的经济再生产过程本身，也会遭到水灾直接的损害和打击，两种过程的共振连锁效应最终导致灾区农业再生产过程陷于瘫痪，并有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

3）水灾导致导致物价飞涨

从理论上来说，粮食消费弹性有限论，只是在温饱大体解决的情况下就粮食直接消费而言是正确的，但对于收入极低的阶层来说，如果谷物的年消费量仅仅能够维持生命活动的需要，也就是还不够“吃饱”的标准，其粮食消费弹性还是很大的，而在供给量减少的情况下，消费弹性大，毫无疑问将影响物价。 民国时期重庆每经一度灾荒之后，农产收获即呈激减之现象，并导致价格飞涨。

水灾对重庆粮食价格的影响，除了表现在因水灾冲毁沿河农作物，或因霪雨使农产品歉收，导致物价上涨外，还表现在因水灾引发交通问题，而导致米价上涨。 比如，1945年9月5日的《新华日报》就进行了类似的报道：“重庆市河米近因为运输困难，涨至一万九千元一斤。 除开通货膨胀因素外，这种因水灾导致的物价飞涨也是比较高的[15]。”

其次，由于水灾对交通的阻隔，导致重庆民众赖以生活的粮食、蔬菜不能很快从郊区、附近的县运到，从而因物以稀为贵，导致物价上涨。 自重庆开埠以来，工业、商业的发展突飞猛进，随之人口增长。 而20世纪40年代，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城市人口剧增，而山城交通本就不便，许多区因长江、嘉陵江的相隔，需要轮船运输。 洪水冲毁桥梁、道路、房屋，造成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严重影响粮食、蔬菜、商品的运输。

[1] （重庆）《新新新闻》，民国三十八年五月三十日。

[2] 重庆市江北区志编撰委员会.重庆市江北区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3：23.

[3] 题名：关于调查重庆市沿江水灾住户环境卫生上重庆市政府的呈 附：环境卫生状况表档号：0053⁃0024⁃00092⁃3400⁃462⁃000 成文日期：19450924

[4] 四川省綦江县志编撰委员会.綦江县志［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108.

[5] 笛茄.川东农村一角，丰盈的秋收成了肥皂泡［N］.新华日报，1945⁃9⁃19.

[6] 全宗号：0081 目录号：4 卷号：3653 全宗名：北碚管理局关于灾民救济及调查，目录号：4 卷号：56，第25页，档案名：为查三十五年水旱灾损失调查表恳请转拨款救济由。

[7] 《成都西方日报》，1948年8月14日。

[8] 重庆市江北区志编撰委员会.重庆市江北区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3：27.

[9] 四川省易涝易渍区统计表.／／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四川水旱灾害［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99.

[10] 《川东农村一角》，载《新华日报》1945年9月3日第3版。

[11] 马力.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8：129.

[12] 档案名：陈廷刚、重庆市民政局关于救济水灾农作物的呈、函 档号：00630001005150000017 时间：19460920。

[13] 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六卷·种植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40.

[14] 巴县档案馆 全宗名称：巴县政府建设科 全宗号：民1 目录号：9 案卷号：9。 档案名：三十四年巴县所属乡镇水灾耕牛损失调查表。

[15] 《大水阻拦来源，渝米价上涨》，《新华日报》第3版，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