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重庆水灾救治及人口变迁研究成果

环境是人的环境，环境离开了人，就会失去任何意义。 同样，环境的灾难性变异，无论是短期的突变，还是长期的恶化，最终的厄运势必也要降临到人的身上，并在其时间上的增减与波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乃至结构上的变动与整合诸过程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因此，要了解国民政府时期重庆及附近人口的变动状况，如果将灾害的因素束之高阁，显然是不可能全面地把握它的发展脉络的。

2.4.1 灾害与人口的增减

翻一翻民国灾害编年史，几乎每一年都要震荡出百万、千百万的灾民和饥民。 此时，重庆水旱灾害交相为虐，各种灾害接踵而至，每遇灾荒，这些受灾的人口，最终的归宿不外三种：即死亡、迁移和留守。

在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瞬时性爆发式的洪水灾害蓄积的能量极大，而且在极短或较短的时间内，或几分钟，或几小时，或几天，造成人口的死亡。 民国三十年（1941年），玄月连日滂沱，青木关发生惨重水患，临江门畔崩裂，压倒衡宇百余间，死伤颇多。1941年8月11日的《申报》记载：“此间昨晚遭遇空前之大风雨，历时三十分钟，死伤二百余人。”洪水还诱发山地灾害，特别是岩崩、滑坡、泥石流所在地区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16日重庆暴雨，江北文星门岩石沿忠烈亭、野猫洞崩塌1／3，毁民房3间、艺华机械厂厂房6间，黄云洲一家6人被压死，另压伤3人[1]。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暴风雨袭击重庆，市区多处房屋倒塌，十六人死亡，三十九人受伤[2]。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5月9日，临江门洪崖洞堆店巷发生两次岩石崩塌，毁房19幢，死亡11人，伤20人。6月2日晨4时，临江门洪崖洞岩石崩塌，灾及临江路香水顺城街，毁房69间，死亡61人，伤51人[3]。

2.4.2 灾害与流民、人口结构

重庆附近的流民分为两种：一种是生存型流民；一种是发展型流民。 生存型流民是因为天灾人祸，或是通过强迫手段，被迫迁往他乡的。 而发展型流民是有明确目的的，他们是为了改善物质和精神生活，追求发展和进步而迁移的。

20世纪40年代重庆的灾民流动具备了原始迁移的共同特点，并融合了其自身独特的色彩。 首先就是它的盲目性。 由于这种迁徙主要是在不可预料的灾害打击下受避难求生的原始欲望的驱动，因而纷纭四散，漫无目标，有时甚至是不计一切后果，只要听说哪里有吃的，就逃荒到哪里。 其次，在于它的集体性。 由于这种流民是以农村生态系统的毁灭性破坏为前提的，因而灾民的迁徙就不只是表现为个体的行动，更多地表现出一种集体的行为，扶老携幼，举家迁移。 《新华日报》1945年9月5日第2版报道：“重庆街头已经出现许多因水灾逃往城市的农民，他们扶老搀幼，向人乞钱，其状甚惨”。 第三，在于它的保守性。 其表现之一就是这种流民少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而以临时性、季节性的迁移为主，回返率高，永久性迁移少。 其表现之二，就是流民在选择目的地时，“总是有保持现状的趋向”，力求“有坚持同一的保守趋势的环境”，即使明知没有希望。

20世纪40年代重庆多水灾的现实，也造成了广大农民难以维系的生活处境。 因为此时重庆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较低，在风调雨顺时才仅仅能基本填饱肚子。 一时的灾荒，短期内尚且难以恢复，更何况接连不断灾荒的侵袭。 在汹涌而来的水灾面前，体弱多病的老者和幼小稚嫩的婴幼儿因体质较弱，无疑是全人口中最脆弱、最容易遭受打击的群体。 除了饥饿外，水灾以后瘟疫的流行，对于抵抗力较差的老弱病残来说，也是一个致命因素。

2.4.3 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水灾与人口素质变化(www.xing528.com)

在人口素质方面。 一般而言，水灾在这一方面造成的后果，主要包括伤残、疾病和营养不良。 首先是伤残。 在众多的水灾中，特别是在水灾中，许多人因此伤残。 民国三十年（1941年）九月，重庆连日大雨，9日降雨161.4毫米，山洪暴发，青木关发生惨重水灾，临江门畔崩裂，压倒房屋百余间，死伤颇多[4]。1946年7月9日的《新华日报》也报道：“本市讯，连日大雨，墙倒屋蹋压死人的事件连续发生。 昨日上午九时，又发生惨案一起，大井巷十三号墙壁年久失修，适逢雨后，突然倒塌，压死在此处摆纸烟摊的杜先红（男）、行路人奶妈徐素珍、女孩万亚男、陈淑元（女）等六人，张仁兴（男）重伤[5]。”

其次是水灾造成的疾病，主要是瘟疫对人口质量的影响。 洪水还会恶化水质，污染空气，造成大量生物体死亡腐烂或者垃圾、粪便等地表排泄物的漂流，严重损害环境质量，导致疾病流行，瘟疫猖獗，给灾后生活带来更为巨大的威胁。1945年7月19日《解放日报》报道：“伴随着1945年水灾而来的是霍乱迅速蔓延。 重庆市从6月3日起开始发现霍乱，随后迅速蔓延全市，到6月中旬，霍乱流行之区域日趋扩大，闹市上死人软抬而过者日必数十起。 然而重庆市卫生局局长王祖祥却在霍乱发现十天后硬说那是‘急性肠胃炎，不致传染’”。 到6月20日止，《大公报》估计死者已达四百多人，而重庆市市长贺耀祖却说只死了113人，许多医疗机关拒绝为市民打防疫针，说是疫苗已尽，但据某医药界人士谈，专治霍乱之疫苗，本市存量甚丰。”1946年7月10日的《新华日报》报道称：“日前，川江水涨，水位高近九丈，重庆各大码头及沿江一带，均被淹没，受灾市民，数达十万，演变成重庆市区严重的灾情。 这大量的灾民，大都是穷苦人家，平日依靠出卖劳动力，勉强维持生活，他们住在码头，吃在码头，洪水陡来，把他们的家具冲走，棚房冲垮，这次从洪水威胁下逃避出来的灾民，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他们流浪着，流浪到厕所旁边、垃圾堆上，撑起几张破席，堆上一些柴堆，他们蜷伏在这些肮脏拥挤的场所。 疾病与他们结下了缘，潮湿和雨水，使得他们中了毒，肚皮起红点，肚子胀得难过。 朝天门比较集中的灾民中，流行着痢疾，他们拉痢疾拉得面黄肌瘦，躺在木板上呻吟……”[6]

[1] 重庆市江北区志编撰委员会.重庆市江北区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3：25.

[2] 马力.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8：126.

[3] 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一卷·地理志）［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247.

[4] 詹兆渝.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6：58.

[5] 《天雨墙屋多倒塌，六人压死一人伤》，（重庆）《新华日报》第3版，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九日。

[6] 《火速救济灾民》的报道，《新华日报》第2版，民国三十五年七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