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重庆水灾救治研究的学术回顾

1.3.1 时人的学术研究回顾

从广义上讲，具有现代科学特质的民国灾害史研究首先是民国同时代的学人开始的。 当时，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不同专业的有识之士、知名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批判和继承中国古代灾害认识和救荒经验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类灾荒的成因、规律、危害及其救济的途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考。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竺可桢先生和邓拓同志。 前者是应用自然科学理论对中国水旱灾荒进行具体研究的开创者[1]，比如，竺可桢发表在1936年第4期《气象杂志》上的《冬寒是否为水灾之预兆》一文就从气象学、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水灾的原因。同时期的其他自然科学家也进行了探索研究。 涂长望的《我国的水灾可以避免吗？》发表在《气象杂志》1935年第3期，从自然科学气象学的角度，探讨了水灾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和减少水灾的损失；欧阳楚豪所著《二十四年湖南之水灾与梅雨》一文发表在1936年第3期的《气象杂志》，从地理学和气象学的角度探讨了1935年湖南水灾的原因；在社会科学方面，邓拓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系统地分析中国灾荒问题的奠基人。 他著的《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无疑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代表了当时灾害研究的最高水平。 只是其下限仅限于20世纪30年代，而且由于丛书的篇幅和当时政治形势的限制，原稿中有关“近代灾荒中新的社会因素”一项因出版时被略去了，以致整部著作详古而略今，于民国灾害史的状况未能尽言。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专家对水灾及救济进行了研究，主要有陈高佣编《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9年；王龙章著《中国历代灾况与赈济政策》，重庆，独立出版社，1942年；马罗立著，吴鹏飞译《饥荒的中国》，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版；程复新《森林何以能防治水灾》，四川林学会特刊（1938年特刊）；忏庵编《赈灾辑要》，上海广益书局1936年版；朱向日《关于农村关于农村放款之商榷》（《复旦学报》1935年）探讨了如何在农村进行有效的放款救济水灾，使农民得到低利资金之通融，以谋生产之增加，使放款安全；等等。

1.3.2 当代学人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民国灾害史的研究也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曲折地前进着。 首先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探索和研究。 这种研究的第一步就是大规模的资料整理工作。 中央气象局及湖北、广东、四川、陕西等地的相关部门均相继推出各该地的自然灾害资料或年表[2]。 在论文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成果对一些地方的旱涝气候变化及其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3]。 然而，自然科学者研究的目的主要集中在如何描述环境的变化以及灾害的规律，对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甚至连他们整理的资料，其有关社会反应的部分也常常被舍去了。 然而水灾灾情的大小，除了考虑自然变异的程度外，还要涉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 往往是对后者的影响越大，所定灾害的强度也越高。 换言之，自然变异的强度与其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并不一定是成正比例的关系。 例如20世纪40年代重庆地区的水灾，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损失，而2007年重庆特大洪水的程度远远超过20世纪40年代重庆的任何水灾，但是灾害影响却小得多。

在社会科学领域里，改革开放以前，因受当时中国国内浓厚政治气氛的影响，灾害史研究曾一度沦为政治婢女。 在这一方面，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遭遇颇能代表史学工作者的尴尬处境。 1957年，邓拓在由三联书店重版其旧作时，曾准备花费相当的时间“加以修改和补充”，把史料补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期，并对历史上救荒政策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和若干重要论点“进一步的加以探究”，“展开来作充分的说明”[4]。 但此项工程仍然付诸阙如。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史研究开始热起来，人文社科界的学者们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也加大了对灾害史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文海教授牵头成立了“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开始了对这一领域艰难的拓荒。 在研究中，李文海教授等人特别注意揭示灾荒的存在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关系，与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演化的历史关系等。 张水良著《中国灾荒史1927—1937》（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也对中国在1927—1937年包括水灾救济的灾荒史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孙语圣在《1931年江淮水灾灾民的救济》（《民国春秋》1998年第4期）和《1931年皖北赈务舞弊案》（民国春秋）1998年第5期》两文中，对1931年的江淮水灾灾民救济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在此基础上其博士论文《民国时期自然灾害救济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大水灾为重点的考察》（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2006年博士论文），则更深入地对灾害救济社会化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在灾害救济中，由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参与，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及信息等资源的动员与交流，特别是民间社会的响应、主动、自觉，等等。

时光进入21世纪，学界对灾害的研究比较深入，特别是在探讨社会救灾方面。 苏新留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水旱灾害与河南乡村社会》（2003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专业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从三个方面分析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包括水旱灾害概况、灾害的应对机制以及灾害对河南乡村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灾害不仅造成大量的农田荒芜，而且也对乡村的租佃关系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李勤所著《1954年湖北水灾与救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指出：1954年湖北省遭受特大水灾，损失严重。 为此，政府和民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救灾，政府积极组织灾民生产自救，促使社会功能尽快恢复正常；努力帮助灾民克服灾民意识，在物质救灾的同时加强精神救灾；韩国学者朴敬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中研究指出：“1931年中国遭受严重水灾，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灾民救济，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与民间慈善机构密切配合，积极救灾。”该文还考察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特征及与民间义赈的关系，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章博的论文《论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以武汉1931年水灾为个案的考察》（《江汉论坛》2006年第12期），以武汉1931年水灾救济为例，探讨了政府在灾荒救济中的作用。作者在研究中认为，从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组织与工作来看，南京政府是这次水灾救济的主导者，也存在着局限性及职能缺失。 社会力量则弥补了政府实际行政能力的不足和在救灾体制方面的缺失，充当了国家救济替补者的角色，形成与政府广泛的合作与互补，促进了国家防灾救灾体制的进一步完善。 孔祥成在《国民政府1931年水灾救济理念及其绩效》（《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一文中强调指出，国民政府的救灾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国计民生，暂时度过了这段“多灾多难”的风险期；但救济的不彻底又把灾民推向反抗与起义者的一边，为国民政府最终丧失其政治合法性累积下了不稳定因素。 王虹波在其《1912—1931年间辽宁水灾与救济》（《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5期）中，对辽宁1912—1931年近20年的水灾暨救济进行了梳理和论述，对水灾原因、水灾危害、水灾救济措施、水灾救济的成效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冯白鸣在《民国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述探》（《史学月刊》2010年第10期）一文中，对水灾救济奖券的发放历程、发放总量、水灾救济中的监督和舞弊情况、救济成效进行了分析。

1.3.3 重庆水灾研究的学术回顾

在重庆水灾的研究方面，自然科学工作者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主要有：重庆市气象局马力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气象出版社2008年3月版；詹兆渝主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四川卷），气象出版社2006年12月版；李仕根主编《巴蜀灾情实录》，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版；水利部水利委员会编《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 重庆市气象台主编《近百余年重庆旱涝特点及其与南方涛动的关系》；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编《长江流域近五千年旱涝规律研究》；重庆市农机水电局编《重庆市水利志》，重庆出版社1996年5月版；重庆市农业委员会编《重庆市农业志》，重庆出版社1995年12月版；《四川水旱灾害》，199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等。 《四川水旱灾害》，是由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组织编写的，199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绪论、洪灾、旱灾、泥石流灾害、对策，共五篇十九章45万多字，各种图表百余幅，并附有四川历史水旱灾害的珍贵照片，这是一部集学术性、系统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大型科学技术著作，亦是四川历史上编写的第一部全面论述水旱灾害的书籍。 该书在系统整理、分析、研究历史和近期水旱灾害大量资料的基础上，论证形成灾害的自然和社会因素，灾害的基本情况，灾害发生的基本规律与成因，提出了减轻和防治灾害的措施与对策。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是重庆市气象局按照中国气象局的统一部署，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撰而成的。 其编写开创了全市自然灾害史记的先例，也是全市自然灾害研究的重要成果。 它较为详尽地收集了有史料以来至公元2000年间重庆发生的重大气象灾害，并对其进行了科学的分类整理，适当阐述了成因和危害，洋洋数十万言，还附有不少历史图片，纵横交错，图文并茂，由远及近，详今略古。(www.xing528.com)

然而，社科界对重庆水灾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郭涛著《四川城市水灾史》，巴蜀书社1989年版，专门有四川城市水灾大事记，并在第七章《长江干流沿岸的城市水灾》中介绍了巴县、江北、重庆、璧山等地区的水灾史，但是对水灾救济的情况谈论较少。 高岩的硕士毕业论文《明清时期四川地区水灾及社会救济》（西南大学历时地理学2010年硕士毕业论文）一文，在收集和整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地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知识，对明清时期包括重庆在内的四川水灾时空分布及社会救济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邓旗的论文《明代重庆地区灾荒救济研究》（重庆师范大学2011年专门史硕士毕业论文），在系统搜集和整理明代重庆地区灾荒史料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包括水灾在内的灾荒的空间分布和特征，并从气候变化、地理区位、地形、气候特征等自然方面，频繁的兵燹之祸、重庆府沉重的税粮负担、里甲赔纳之弊和均徭法实行带来的负面影响等人为因素方面，探讨了灾荒原因，进而对包括水灾在内的灾荒救济政策、措施、成效进行了分析。

1.3.4 以往研究的不足和本文打算的目标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学术界对民国时期重庆水灾的研究，除了一些专题性的资料整理与学术研讨外，主要是散见于全国性自然灾害史的研究成果中，学术论文和专著较少。 在很少的成果中，又有4个方面的不足，即从时间上看，对1940—1949年重庆水灾救济研究的成果偏少；从空间上看，研究整个四川省的灾害史的成果较多，而专门研究重庆的水灾救济史的成果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以往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对重庆水灾史的一般性描述，而对水灾与乡村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间组织团体、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的研究相当薄弱；从研究方法来看，重庆灾害史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多，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运用较少，将两种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研究重庆灾害史的成果更不多见。 综合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重庆水灾的研究更有必要。 因此，尽力弥补这些研究之不足，正是本选题的学术价值之所在，也是本论文努力的学术目标。 当然，以前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在客观上也给民国时期重庆的水旱灾害史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首先有大量经过考证分析的基础材料。 其二则是研究过程中必要的参照系，因为这些以探讨近数百年乃至数千年、数万年以来各种自然灾害生成演化的历史轮廓为目标的研究，使我们从事研究重庆民国水灾及其救济问题时，可能避免因“历史的短视”而产生的一系列错误，或者反过来还会得到一些想不到的发现和收获。

[1] 张其昀.近二十年来中国地理学之进步（上）［J］.地理学报，1935（9）：2（3）.

[2] 中央气象局研究所：《华北、东北近五百年旱涝史料》，1972—1975年编成。 《贵州历代自然灾害年表》（贵州省图书馆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河南省历代旱涝等水文气候资料》，河南省水文总站王邨、王挺梅编，1982年刊印；《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河北省旱涝预报课题组，气象出版社1985年版；《广西各市县历代水旱灾害纪实》（广西壮族自治区通志馆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研院：《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黑龙江省240年旱涝史》，朱殿英主编，黑龙江科技出版社1991年版；《福建旱涝灾害》（黄文、陈仕等编著，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山西水旱灾害》（山西省水利厅水旱灾害编委会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山东水旱灾害》（山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编委会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甘肃水旱灾害》（甘肃省水利厅水旱灾害编委会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黄河流域水旱灾害》（黄河流域及西北片区水旱灾编委会编，黄河水利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

[3] 主要有：徐近之发表在《地理学报》1955年第2期上的《黄河中游历史上的大水和大旱》，为当时的治黄工作提供了历史依据；聂树人：《陕西历史上水旱灾害问题》，《陕西农业》1964年第4期，等等。

[4] 邓拓.中国救荒史［M］.上海：三联书店，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