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水灾救治研究：20世纪40年代成果及意义

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开展对现代中国水灾史的研究并进而探讨灾害、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

首先，民国时期重庆在中国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在此阶段，重庆经历了由商埠—省辖市—直辖市—国民政府的永久陪都的过程。 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重庆更是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中心。

重庆开埠后，因其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重庆进口货物成倍猛增，逐渐成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和商品集散地。 鉴于重庆在西南地区的重要地位，1925年7月，北京临时政府中央政务会议决定设置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次年该公署正式成立。1927年9月，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呈21军部：“窃查国民政府区域内，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商埠地方，均经先后改市，成绩昭然，本埠改隶革命旗帜之下，似应援照改市，俾划一而免分歧，请改埠为市”[2]。11月，获21军部批准，重庆从此成为以“市”命名的城市。 1928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重庆向国民政府呈请成立重庆市政府，获批准。 此时，重庆市是省辖市。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新址办公，党、政、军机关和各国使、领馆相继迁渝；内迁的工厂、银行、商号、学校和各种文化单位也大多以重庆为落脚地；大批难民也不断涌入，从而使战时重庆的人口猛增。1938年9月，经行政院384次会议议决批准重庆市组织机构“暂准援照直属市组织”，除原有警察局外，增设社会、财政、工务、卫生四局；除营业税外，所有税收划归市财政收入，“会计应行独立”，会计主任由国民政府主任派员充任[3]。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4]。 随着中国在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地位的提升，战时陪都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齐名的城市。 即使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重庆仍为直辖市[5]

其次，近代重庆是水灾频繁，灾害损失较大的地区，既沿大江大河又多山区丘陵，水灾类型众多。 既有江河型洪灾的特点，又有山洪的特点；既有积雪融化造成的水灾，又有暴雨造成的水灾。

重庆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处中纬度，南北季风常交汇于此，带来了丰富的降水，在全国降水分布图上，处在降水偏丰区的边缘部分。 季节分布情况是夏季最多，春夏之交和秋季均为夜雨。 降雨量每年平均为1000公厘（1公厘＝1毫米）以上，最多一日间曾达79公厘（据北碚科学院测候所二十四，五两年之报告）[6]。 因此水灾频繁，损失较大。 据统计，清同治五年（1866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81年间，重庆江北县接近主城的地区（现重庆江北区）约发生16次暴雨灾害，灾害发生时，“风雹大作，房屋多倾颓”，“岩石崩塌，街衢成河”，“平地水深数尺，田禾房屋悉被冲毁”[7]。 据史料记载，巴县自公元1520—1945年的426年中，发生大雨洪涝灾害的49年[8]。《华西日报》报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连日大雨，长江上游支、干各水大涨，重庆水位上涨数丈。 沿江各处多被水淹，渝、梁间电报、交通断绝。 嘉陵江沙水暴发，重庆朝天门木船被撞沉数只[9]。”1937年7月15日的《新蜀报》也对水灾进行了报道：“（15日）晨拂晓，果然大雨，下降日夜不止，沿城江流水势大涨，漫郊遍野洪水泛滥。 ……计城厢顺城近郊之房屋被淹毁者，占城厢三分之一，漂没家俱牲畜无算。 计被水灾重者不下五六百户。 田畴农作物被淹没近日者，亦占三分之一，损失约计四五万。 沿江而下，各场淹没农作物尤多，诚十年来未有之水灾也[10]。”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七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连日暴雨，三峡实验区灾情严重。 七月，重庆连日大雨，江水骤涨，沿江各处多被水淹，渝梁间电报、交通断绝。 八月三峡实验区河水暴涨，大水淹至齐家巷丁市街。 九月四日，十七乡镇呈报淫雨成灾，灾情严重，受灾面积为一万三千零一十二亩，损失为九千六百二十三元[11]。

由于长江自重庆西南向东北贯穿全市，还有嘉陵江等主要支流，水系发达。 每年夏季暴热暴雨，地面水流泛滥，洪水成灾，江河水位陡涨陡落，地质灾害相伴发生。 山多、河多的特殊地形，坡度陡，暴雨能快速汇集，易于形成山地洪灾、崩塌、滑坡、泥石流。 在长江、嘉陵江河谷形成过程中，岸坡崩塌、滑坡起了重要作用。 比如，清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初八，南纪门外望江地厢地陷五六丈（16.65～19.88米）。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临江门洪崖洞崩塌，伤亡百余人，毁房数十间，成为轰动山城的惨案[12]。 尤其在20世纪40年代，重庆市每年的雨量充沛，且雨季多集中在5、6、7、9月，平均月降雨总在18次以上（表1.1）。

表1.1 重庆市1944—1949年月平均雨量（公厘）表[13]

在水灾的发生原因方面，重庆有一个比其他地方特殊的情形，那就是每年夏季可能暴发多次水灾，一方面是因为在夏季，受喜马拉雅山脉积雪融化的影响，重庆易发生水灾；其次，重庆是嘉陵江、长江的汇合处，即使重庆夏季不下雨，但又容易受嘉陵江上游、岷江、金沙江涨水的影响，导致发生水灾。 其三，当重庆夏季持续下雨，特别是某一天或几天遇风暴雨时，以山城的地形，也容易遭受洪灾。 其四，重庆的天气在夏季，有时由连晴高温的天气，转为一周或十天的下雨天的情况。 比如，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自6月下旬（五月下旬）后，重庆气候发生突变，从久旱不雨转而成淫雨连绵，江河暴涨，洪水泛滥，大旱继之以大水，使人民没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1] 四川省气象局资料室.四川省近五百年旱涝史料［M］.成都：四川省气象局资料室，1978：250⁃253.

[2] 《重庆商埠月刊》第9期，1927年8月。

[3] 重庆市档案馆藏档：魏道明为行政院通过重庆市准援照直辖市组织案至重庆市政府函。1938年10月13日。(www.xing528.com)

[4] 原载《新重庆》一卷三期。

[5]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第一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8：183.

[6] 黄子裳.嘉陵江三峡乡村十年来之经济建设［J］.卢作孚研究，2006（2）.

[7] 重庆市江北区志编撰委员会.重庆市江北区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3：128.

[8] 四川省巴县志编纂委员会.巴县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87.

[9] 《华西日报》，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七日。

[10] 《新蜀报》，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11] 马力.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8：123.

[12] 重庆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一卷·地理志）［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561.

[13]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解放重庆［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