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美学：银幕作品的美感体现

第五节　银幕作品对银幕美的体现

电影是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在这节里我们想从五种不同类型的不同角度，来探付一下各类影片中的银幕美，是如何具体体现出来的，又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类型影片的特征，目的在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这不同类型影片的不同的银幕美，也尽可能地来研究一些片种与银幕美之间的规律性的东西。

一、动作片、情节片、喜剧片

动作片，亦称武打片，功夫片。我国的动作片起源于20年代的上海，30年代末香港也出现了动作片。早期的武打片，是打斗、杂剧和戏剧故事的结合。五六十年代以来，或加入了种种特技，或聘用有武术功底的演员，内容和技巧都有了明显提高。香港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成龙主演的《蛇形刁手》、《醉拳》，我国近年拍摄的《少林寺》、《武林志》等，都是动作片的代表作。

情节片，即通常说的有一定情节的艺术片，也称故事片，是电影的主要类别之一。情节片是电影中具体类型最多、创作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片种。它取材范围极广泛，不论是现实片、改编片、历史片、革命历史片、战争片、惊险片、科幻片、儿童片，都可以属于此片种之列。情节片可以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由于艺术家的风格不同，由于影片内容的不同，情节片的水平、风格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情节片都需要对生活进行选择、概括、提炼、典型化，那些优秀的情节片，往往也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民族风格，有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能给观众以有益的启迪和美的享受。优秀的情节片是数不胜数的，诸如苏联的《乡村女教师》、《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美国的《魂断蓝桥》、《克莱默夫妇》、《金色池塘》，法国的《沉默的人》、《国家利益》，意大利的《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日本的《啊，野麦岭》、《追捕》、《华丽家族》，印度的《流浪者》，埃及的《走向深渊》，我国的《渔光曲》、《马路天使》、《白毛女》、《舞台姐妹》、《子夜》、《沙鸥》、《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人生》等。

喜剧片，本是故事片的一个支脉，以有强烈的笑的效果为其重要特征。要有幽默的、诙谐的、喜剧性的构思，要创造出生动活泼的、引人发笑的喜剧性的人物。喜剧片是以表现生活中可笑的人与事为主的，常用夸张、讽刺、误会等艺术手法，既可以讽刺、嘲笑敌对势力，也可以善意地规劝、批评人民的内部的某些落后现象。结局一般是以正驱邪、皆大欢喜的，格调比较轻松欢快。优秀的喜剧片如《钦差大臣》、《百万英镑》、《虎口脱险》、《大李、老李和小李》、《五朵金花》、《小小得月楼》、《迷人的乐队》、《二子开店》等。

在基本介绍了动作片、情节片、喜剧片的涵义和特征之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类影片中的银幕美是怎么体现的。

此类片特别强调演员形体美、动作美、造型美，这点和杂技、歌舞、武术表演是相近似的。如《巴黎圣母院》里女主人公艾丝米拉达人长得美，舞跳得美。当然，她不仅有美丽的相貌、舞姿，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当她看到敲钟人卡西莫多遭受鞭笞、干渴难熬时，她特别好心地端水给他喝，并不因为卡西莫多的丑陋而鄙视他。

《少林寺》和《武林志》是两部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优秀动作片，在世界影坛也引起了轰动。有的著作是这样评论这两部影片的：

“可以这么说，《少林寺》让我们开了眼界。它的惊险动作，优美的造型，以及各种身段及技巧形成的线条的流动，富有诗意的意境和节奏，带给我们一种新的视觉美。它用电影形象化的画面所展示的祖国大好河山和古老的文化，深深地感染着我们。从《少林寺》到《武林志》，武打片又有了新进展，它表现了一个严肃的、昂扬的、振奋人心的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却仍然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武打片。导演张华勋尝试着把武打片上升为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正是这一点使《武林志》同其它形形色色的武打片区别开来，使我们感到它为武打片带来一股新的气息，开拓了一条新的路。”⁽⁶⁶⁾

这种评论是中肯的，它指出了新时期我国动作片的新发展，它们不光有令人赞不绝口的武术表演，而且有了现实主义艺术的充实的思想内涵：扬善惩恶、除暴安良、爱国主义、自强不息等。正因为有了思想内容的充实，那些武打动作、惊险场面、优美造型、绝妙身段、无穷机智，才更加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更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此类影片也很讲究环境美、风光美。《牧马人》里那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少林寺》中的古寺风光、塔林，这些都是闻名中外佳景、名胜，出现在影片里，增添了画面美，加强了艺术感染力，对于揭示主人公的胸怀、性格，也是必不可少的陪衬。《天云山传奇》里关于天云山的雄伟、秀丽的风光的展示，以景衬人，同样突出了罗群、冯晴岚这两位天云山的开发蓝图设计者的大公无私的美丽胸襟。《枯木逢春》是一部现代题材的农村片、情节片。这部影片在环境设计方面，从毛泽东同志的诗作《送瘟神》里得到了启发，努力要表现在防治血吸虫病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的我国江南农村的新面貌。该片的美术师“从剧本的主题思想、事件地点和人物的关系上找出影片造型形象上的总‘纲’，那就是‘山、水、田’。山水田既构成江南水乡的基本面貌，又表现了景物和事件的关系。”有了这种明确的指导思想，该片充分发挥了电影空间的优越性，以移花接木的手法，在杭州、苏州、绍兴拍了一系列外景。影片中的男主人公冬歌和女主人公苦妹子相逢之后，俩人一同去找方妈妈，他们一会儿走过碧波荡漾的池塘，一会儿走过柔柳飘拂的树林，一会儿走过弯曲有致的石桥，一会儿走过满目新绿的水田……美丽的风光，映衬着他们苦尽甘来的惊喜心境，使观众为他们的相逢而高兴。

这类影片也很重视人情美、性格美、风俗美。印度影片《大篷车》和墨西哥影片《叶赛尼亚》，都表现了以流浪、卖艺为生的吉卜赛人的正直、善良、救人急难、成人之美等纯朴、美好的习俗、风尚。我国新时期的影片《归心似箭》，表现了一个“抗联”的连长魏得胜负伤被俘，在日寇的矿中做苦工，他历尽艰险逃出矿井之后，为纯朴的猎户父女救助，养伤期间，他感受到了猎户女儿玉贞对他的质朴、纯真、强烈、含蓄的爱情，经过反复思索，他坚定、刚毅地返回了前线。由赵尔康扮演的魏得胜，很好地体现了编导的艺术构思。别看从外貌上看，这位抗联战士并无出众之处，但他有一副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义胆忠骨。“这是一张农民的脸。眼睛不大，但却炯炯有光，两眼内侧‘思索纹’格外明显，脸上布满饱经忧患的深深的纹缕。蓬松的连鬓胡须之下，隐含着笑意。”剧本里关于魏得胜的肖像描写，是符合赵尔康的情况的。他个头不高，粗犷、憨厚、诚实、朴拙、刚毅、坚定。他的表演也很出色、传神，确有男子汉的阳刚之美。

二、伦理片、心理片、政治片

伦理片，亦称道德片，是故事片里的一种。这种影片讲的都是有关社会伦理道德问题方面的故事。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文化传统、思想观念、道德规范等方面的不同，各国拍摄的伦理片也是明显不同的。像我国新时期的《喜盈门》、《绿色钱包》等影片，属于伦理片。苏联的伦理片有《红莓》、《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两个人的车站》等。

心理片，也是故事片的一种，指的是侧重表现人（特别是普通人）的内心活动的那种影片，往往具有一种淡雅、含蓄的风格。像苏联的《湖畔》、《生活的一课》，美国的《蝴蝶梦》、《爱德华大夫》，瑞典的《野草莓》，日本的《远山的呼唤》，我国的《都市里的村庄》、《弧光》等，都可以认为属于心理片。

政治片，亦称政治电影，兴起于六七十年代，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流派电影的一种变化与发展。像意大利的《马太伊案件》、《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妥协主义者》，美国的《谈话》，法国的《国家利益》等。罗慧生是这样论述政治电影的产生基础与自身特征的：“简单地说，‘政治电影’以新现实主义为基础，同时吸取了批判现实主义和‘新浪潮’的某些艺术成果，标志着电影美学发展开始进入‘全面综合’阶段。”⁽⁶⁷⁾政治片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种故事片，也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影片。

伦理片、心理片、政治片这类影片中的银幕美，又是怎么体现的呢？

这类影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对照，十分鲜明，影片拍摄者的爱与憎、褒与贬、亲与疏的态度，同样非常明确。这类影片中的美，多取明朗的形态，而不是朦胧的、含糊的。

比如，辛显令编剧、赵焕章导演的《喜盈门》，1981年公演后，曾获金鸡奖、百花奖和文化部优秀电影奖，在国内外观众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影片充分肯定了以水莲为代表的尊老爱幼、克己让人的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同时也鞭笞了以强英为代表的嫌弃老人、自私自利、撒泼耍赖的旧道德、旧观念。影片主张，“老有所养，少有所教”，是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家庭必须具有的新风尚、新伦理。理顺家庭关系，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又比如《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里，成为黑手党头子罗蒙诺靠山的，竟然是总检查长。正直的警察局长蓬那维亚多次把罗蒙诺抓了起来，罗蒙诺多次被释放，最后倒是蓬那维亚被革了职。蓬那维亚在处死了罗蒙诺之后，自己投案自首，竟然为罗蒙诺的党羽在狱中所杀害。这部影片暴露了资本主义法律的欺骗性。在赞扬蓬那维亚恪尽职守的同时，揭露了贪赃枉法的总检查长之流。

由著名导演山田洋次执导的日本心理片《远山的呼唤》，不以传统的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也没追求什么轰轰烈烈的、奇异反常的美，而是重在写普普通通的人、事，着力表现朴素的、自然的美。犯了杀人罪的田岛耕作，为躲避警方的搜捕，来到了北海道的一个偏僻山村，当了寡妇风见民子私人农场的雇工。在日常的接触、劳动中，他们两人之间产生了爱情。当耕作被辑捕归案、要去服4年刑时，民子卖掉了养牛场，真心诚意地等待耕作刑满归来。耕作的杀人，是社会的逼迫。他对民子和民子孩子武志的关怀、照顾，表明了他冷漠的外表下面，还深藏善良、温情的心。

三、历史题材作品和史诗

从故事片内容看，凡不是表现当代生活、现实生活的，大凡可以划入历史题材的范畴。这类取材于历史上重大事件或著名人物的影片，通常也叫历史片。这类影片中规模宏伟、结构庞杂、场面浩大、气势磅礴的，又可称为史诗。历史片一般都应忠实于历史事实，但也容许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与虚构，但总的来说应有利于正确阐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按照我国电影界的习惯，通常又把反映“五四”运动以来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生活的影片，称为革命历史片。苏联著名的历史片有《解放》，美国著名的历史片有《巴顿将军》，法国著名的历史片有《拿破仑传》，日本的历史片有《天平之甍》，英国的历史片有《甘地传》等。我国优秀的历史片有《林则徐》、《甲午风云》、《谭嗣同》、《李时珍》、《西安事变》、《南昌起义》、《孙中山》等。

由于影片的类型不同，银幕美也会有相应的区别与变化。

历史片的银幕美，首先要与历史人物活动的真实的历史氛围、时代特点紧密结合。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宽银幕彩色故事片《西安事变》，在这方面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的。西安事变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的产物，又充满了传奇色彩，如何恰到好处地将它搬上银幕，这的确是一件迷人的、又很复杂的工作。编剧和导演对西安事变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是他们的艺术创作获得成功的首要原因。编剧郑重说：“西安事变发生的具体时间虽然是1936年，但它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前仆后继的继续；发生的地点虽然是在西安，但它的意义却超过了国界，实际上是当时世界多种政治力量的离合和斗争。特别是这次事变的代表人物，不是张、杨二位将军的偶然和个人行为，而是民族矛盾上升的特定时期，全国抗日群众运动的深入和扩大。”⁽⁶⁸⁾导演成荫认为：“‘西安事变’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张、杨两位将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立下了不朽功勋！这是‘西安事变’的历史本来面貌。我们就是把这一事件中极其复杂的各种矛盾发生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真实地再现到银幕上。”⁽⁶⁹⁾编导们在认真钻研了史料的基础上，对摄影、美工、服装、道具、化装各部门提出了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要求。各部门真实地制做了那个时代的建筑、服饰、用具、枪炮、车辆、飞机等等，仅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国民党中央军的军服就制作了五六千套。而且尽可能到南京的夫子庙、中山门、伪国民政府、美龄宫、何应钦公馆，西安的杨虎城将军的新城办公大楼、住宅“止园”、张学良将军的私邸、蒋被囚的公馆、华清池等地去实影拍摄，使观众看到了那个时期真实可信的环境，感受到了特定的历史氛围。《西安事变》是新时期出现的优秀历史片，它以史诗的规模，严谨的笔调，重现了中国现代史上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塑造了真实生动的历史人物，给了观众多方面的美学愉悦，是我国电影在革命历史题材领域的重大突破。这部影片，再现历史风流，评说千秋功罪，光大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创作这部影片的电影艺术家的才识、魄力、激情、技巧，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www.xing528.com)

历史题材银幕作品，并不等于历史资料影片、文献影片，它的本质仍是一种艺术影片，这就决定了它又应当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这也就是说，历史片中也离不开细节方面的想象、加工、乃至虚构。比如，史料记载，周恩来同志到西安后没有立刻会见蒋介石，是在和宋氏兄妹谈判达成协议之后，才礼节性地与蒋介石见了一面，时间不过十几分钟，谈话内容多是寒喧客套。在影片里，编导却为周、蒋会面设计了一场唇枪舌剑的重场戏。请看电影文学剧本中的这个片断：

周恩来健步走来。

蒋介石强作精神迎上，二人握手。

周恩来：“蒋先生，10年没见，你可是显得苍老多了。”

蒋介石：“是呵，是呵，我是老态龙钟（下意识地摸摸光头），残缺不全了；而你却还是满头黑发，不减当年。”

周恩来：“10年以前我们两党合作北伐，那是很值得怀念的政治局面。”

蒋介石：“是呵，是呵，10年以来我们两党的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主要是我指挥不当！”

周恩来：“不是蒋先生指挥不当！主要是你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的潮流——逆潮流而动是永远不会有好结果的！”

蒋介石：“我问你，你们既然唆使张、杨发动这次事变，准备怎么收场？”

周恩来：“蒋先生错了！事变发动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至于怎么结束，就看蒋先生是否顺应这个历史潮流了。”

上述片断，周恩来同志慷慨陈词，回顾了10年内战中国共两党的历史与道路，据理批驳了蒋介石的谰言，严峻地敦促蒋介石顺应历史的潮流。这个重场戏，既突出了周恩来的雄才大略，又表现了蒋介石的外强中干，给人的印象是颇为深刻的。

四、散文电影与诗电影

散文电影与诗电影，是指结构方式与传统的戏剧式结构方式有所区别的电影。早在二三十年代，在苏联和西方就有人提出了散文电影与诗电影这两种相对立的电影观念。他们认为凡是有情节的，叙述故事的，则可划入散文电影的范畴；反之，没有情节的电影，多用隐喻、象征手法，重在抒发某种感情的电影，则被称为“诗电影”。在苏联电影发展史上，从爱森斯坦、杜甫仁科开始，出现了诸如塔尔可夫斯基、约谢里阿尼等一批热衷于“诗电影”的导演。苏联著名的诗电影作品有《伊凡的童年》，《愿望树》等。在我国，《今夜星光灿烂》、《巴山夜雨》属于诗电影。我国的散文电影较多，从三四十年代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到近年的《城南旧事》、《鸳鸯楼》、《乡音》等，这类电影在抒情写意方面，和诗电影又是相仿佛的。

散文电影和诗电影的作品对银幕美又是怎么体现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擅长抒情美，是这类银幕作品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吴贻弓导演的《巴山夜雨》是一部注满诗意的影片，它不仅描写了10年内乱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又揭示了人民群众具有战胜倒行逆施的“四人帮”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人民的心灵是美好的、纯洁的，诚如叶楠在《西窗剪烛话巴山》中所说的，他们相互“敞开带着伤痕的心扉，他们捂着自己的伤口去洗涤别人的伤口，用自己受伤的心去温暖他人受伤的心。”尽管这部影片没有惊险、离奇的情节，但它却以充满诗意的银幕形象、电影语言，揭示了我们人民美好、崇高的内心世界。看了这样的电影，人们会增长努力消除10年内乱的种种后遗症的信心。这部影片是以抒情的笔调写人、绘景，充分发挥了电影视觉画面的种种功能，深沉含蓄，令人再三回味。

通过象征、引喻的手法，表达一种高层次的美，是情理交织的美，是情景交融的美。黄健中导演的《良家妇女》，有一个贯穿影片始终的“疯女人”的形象，影片里还反复出现了一个石刻的裸女雕像。这一人一像都是具有明显的、发人深思的象征意义的。疯女人，其实是黔北山区解放前多年存在的落后婚姻风俗的直接受害者，她象征了旧时代中国农村妇女受尽摧残、凌辱的悲惨命运。新中国的成立，才使得成千上万个杏仙，避免了疯女人的悲剧。那尊裸女石雕像，是疯女人发疯之后的创作，她在石像里寄托了她的全部愿望和感情。杏仙看到石像，才真正感受到了疯女人的善良、愿望，才启示她不能重蹈疯女人的覆辙。所以杏仙才把石像偷偷收藏起来，土改工作组动员人们破除迷信时，杏仙反而把石像藏得更深了。疯女人和石像的象征意义，又是与《良家妇女》的主题、骨架息息相关的。这种象征的美，实际上具有人生美、哲理美，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艺术魅力。这是第二个特点。

意境美，则是这类影片第三个特征美。影片《城南旧事》中的许多景物，都笼罩着离情别绪，贮满了诗情画意。影片开头，惠安会馆那青灰色房顶上的雪片，胡同里面的井窝子和冰棱，这些在冬日的漫射之下，浸透着清冷、寒意……。影片结尾，母亲领着英子还有宋妈，肃立在林先生墓前默哀，银幕上是一连串迭化的红枫镜头：残败的枫叶，宋妈在枫叶丛中远去，漫山遍野的枫叶，组成了“总是离人泪”的诗的意境，是一种似淡实浓的诗意美。

五、纪录片、纪实性故事片

纪录片是与故事片并行的电影的一大类别，它可以不受时间方面的限制，可以重现历史，也可以纪录现实；可以表现自然，也可以表现社会；可以纪录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也可以纪录凡人小事。细分起来，纪录片有新闻纪录片、历史纪录片、政论纪录片、人文地理纪录片、舞台纪录片等多种。

纪实性故事片，有点类似于文学中的报告文学，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罗马11时》等。

这类影片非常尊重生活的自然形态，又很讲究生活细节的真实表现，在整个故事里，不时插入若干纪录性、资料性镜头。这类影片既忠实于生活，又需要对生活进行恰到好处的选择、概括与典型化。但这又应以不违背生活真实为前提。有一些传记片也可以属于这类。比如由汤晓丹导演的《廖仲恺》，曾荣获1984年金鸡奖最佳导演奖。该片未有铺写廖仲恺的一生，而只是着重表现了他逝世前两三年间的生活、斗争。从1923年6月至1925年8月，是中国政治局面颇为动荡的时期，也是廖仲恺一生中革命最坚决、经历最艰险的时期。例如，影片正面表现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克服了摄制工作遇到的重重困难，但的确取得“文献片”的效果。导演汤晓丹在《电影〈廖仲恺〉的构思与体现》一文中介绍这方面的经验说：

如果国民党“一大”这么重要的事件不正面出现在银幕上，不仅会减弱影片的文献性，更会减弱廖仲恺、孙中山银幕形象的思想性。根据断断续续的资料汇总，当时出席国民党“一大”的轮值主席是汪精卫、胡汉民、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出席大会的共产党人有谭平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毛泽东、林伯渠和苏俄顾问包罗廷。为这10位历史人物的出现，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最初是找不到当时的形象资料，后来更难找到适当的演员来扮演。即使找到我们认为理想的人，也还是困难重重，费了好大劲才解决。

关于“一大”会议的召开，我考虑安排在孙中山召开紧急会议，驳斥了反对国共合作的论调之后，并采用新闻报导方式，让会场内的重要历史人物形神兼备地出现在观众眼前；同时，插入游行的民众队伍和欢庆活动，把剧情发展推向高潮。这样处理，是试图使影片更具历史感、真实感，也使孙中山、廖仲恺的艺术形象更轩昂生动，光彩照人。

看过影片的人都知道，导演的意图是实现了的。《廖仲恺》作为纪实性故事片，不但重笔勾勒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而且成功塑造了诸如廖仲恺、孙中山、何香凝、李大钊等一批历史人物的银幕形象，使观众获得了美学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