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贪婪的德性及其起源

每一部分都充满罪恶

但全体却是天堂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

美国导演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的两部《华尔街》相隔20多年，一部以上世纪80年代初为背景，另一部以本世纪金融危机为背景，像一对括号，正好囊括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段兴衰史。

在泰达纸业的股东大会上，当华尔街金融投机大亨戈登·盖科抛出“贪婪是好的”观点时，赢得了在场者的热烈掌声。那是1985年，里根总统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新自由主义正成为美国的核心理念，并开始席卷全世界。

6年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东欧国家相继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激进实验地。某种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确实如盖科所说“挽救了机制失调的美国”，避免了沦为“次等强权”的命运。

“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管用，贪婪澄清了、打破和抓住了改革的本质；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对金钱的贪婪、对爱情的贪婪、对知识的贪婪等，都是人类奋发上进的标志。”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自由主义的信徒在分析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时，都再一次引用了盖科的“名言”。他们相信，危机不是贪婪的错。

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同样辩称，问题不在华尔街的贪婪，人性生来贪婪，大家都一样。问题不是如何抑制华尔街的贪婪，抑制华尔街的贪婪等同于抑制每个人自己的贪婪。

顺着这个新自由主义者们紧紧拥抱的“贪婪”，我们可以找到诸多重要的思想线索，可惜奥利弗·斯通并没有兴趣沿着这道幽暗的楼梯往下走，急急地用可以战胜贪婪的“责任”（《华尔街1》中巴德的觉醒）和“亲情”（《华尔街2》中盖科的最后觉醒）将它掩盖了。

无论如何，斯通对于贪婪的描绘用足了各种笔墨：在《华尔街1》中，盖科为了私利的最大化利用美好的承诺欺骗工会；在《华尔街2》中，投资银行老板布兰顿为了维护自己在石油方面的利益毁了杰克的新能源方案；当杰克问布兰顿他的目标是赚多少钱，布兰顿回答说：more（更多）……

然而，更有趣的问题是，这群身穿背带裤和领口撞色衬衣、理性却贪婪、以自我为中心的华尔街人究竟是如何走到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举手之劳就能改变全球经济的走向或格局？占据这个舞台中心的曾经是追求“荣誉”的绅士、听从“信仰”的教徒、高举“理想”的革命者、献身“真理”的哲学家。

《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Money Never Sleeps，2010）

换而言之，虽然贪婪是人与生俱来的，但它是如何历史地被合法化，如何进一步超越其他诸如“节制”、“忠诚”、“自我牺牲”等传统德性，成为一种格外显耀而积极的德性？

在西方思想史中，无论是19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自1770年代以来由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其内核都是自由、放任、贪婪——因为相信个人追求私利有益于整体社会福利的增进。

早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出版前，另一个学者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英国发表的《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1714年）中已经明确提出，个人恶德可以增加社会福利，放纵个人的私欲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这是霍布斯式自利观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创造性发挥，也是洛克关于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之基础的论点的继承。

简单地说，在300年前的现代性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观念：贪婪、放纵自我本能，通过一定的规则和组织，能带来一个和谐、繁荣的社会。这听上去有点像一个不需要锻炼身体就能获得健康的广告。这个英国启蒙传统最终开启了一种建立在贪婪、消费和对财富的无节制追求之上的世俗政治秩序。这正是经济学的基础，也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基础。(www.xing528.com)

贪婪固然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但把贪婪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发动机，相信由此人类能抵达最终的福祉，这却是现代启蒙运动的产物。被启蒙了的自利贪婪（现代自然权利）是现代性的核心之一。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前现代的）古典传统和神权社会的价值体系。这种“政治快乐主义”（列奥·施特劳斯的概念）为现代性提供了以下主要内容：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不存在冲突，个人贪婪对国家福祉不仅不构成威胁，反而是促进。所以，个体不需要为公共利益牺牲自己，个体不可侵犯——由此，个人贪婪被合法化，个人自由和权利无限上升，甚至国家的目标被降低为对个人欲望的满足。

“政治快乐主义”的进一步后果是对技术的崇拜。因为相信“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能弥补个人道德缺陷，人对物质财富的低级欲望被极大释放，成为现代技术发展的巨大动力。于是，人对自然的技术主宰替代了人对自我的德性主宰。英国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技术革命和英国的私利启蒙有着直接的关系。

盖科无疑是一个启蒙后的、把个体欲望放在最高处的典型现代人，除了追逐自身欲望的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之外，不相信任何高于自身利益的外在幻象。不相信“爱情”——在《华尔街1》中为了讨好巴德轻易地把自己的情人献出，不神话“亲情”——在《华尔街2》为了获得一亿元存款欺骗儿女，当然更不用说宗教和政治理想了。

当盖科出狱时，已经是后冷战时代，华尔街也改变了面貌。冷战结束后，大批无用“武”之地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毕业于常青藤大学的精英，投身于华尔街，设计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ARS（拍卖利率证券）、MBS（抵押贷款支持证券）、CDO（担保债务债券）……他们给虚拟财富、给贪婪插上了技术的翅膀。

盖科在演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巨额的高杠杆率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华尔街的“金融巫师们”用他们原本对付“敌人”（苏联）的智慧创造出了摧毁本国经济的“武器”。然而，技术为贪婪服务，贪婪催生技术，这一点却是现代性的古老的题中之义。

站在华尔街的金融“废墟”上，穿过现代性的地平线，回顾“古典自然权利”观念，或许是有意义的。

即使是在“现代政治思想之父”霍布斯所要回归的伊壁鸠鲁传统中，“快乐”虽然基于个人欲望或身体感觉，但依旧不同于现代的“贪婪”。希腊晚期哲人伊壁鸠鲁和所有古典哲学家一样依旧坚持了灵魂和理性高于身体和物质利益的区分，提倡的是一种“饮食有节的状态”和灵魂的宁静。这种快乐需要节制欲望，必须由人的理性（现代理性已经等同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予以调节指导。

概括言之，在古典传统中，美好的生活就是和人之存在的自然秩序相一致的生活，就是尽量清醒的生活、灵魂中没有任何东西被浪费的生活。“美好的生活与人性的完美化是一致。”美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谈到“古典自然权利”时说，“合于自然的生活是人类的优异性或美德的生活，是一个‘高等人’的生活，而不是为快乐而求快乐的生活。”

列奥·施特劳斯在《古典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主义》结尾处中说，“今天，对于真正的自由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对抗堕落的自由主义更加迫切的责任了，因为它倡导‘活着，安全快乐地活着，得到庇佑而不会无所依归就是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全然忘了人要追求品质高贵、出类拔萃和德性完美。”

显然，以自利贪婪为动力、坚持个人道德和公共福祉无关、追求对自然的技术主宰的“堕落的自由主义”造成的后果，比施特劳斯在上世纪50年代设想的严重得多，复杂得多。

“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游戏。”通过利用杰克骗回一亿元后又重新杀回金融市场的盖科这样教训杰克。显然，在一个金钱衡量一切的世界中，个人贪婪所欲求的东西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只能趋向竞争与对立，而不是古典时代共同体内部的互动—依存关系。

杰克陷入绝望，决定揭发华尔街的阴谋，在他的报告标题里赫然写着“资本主义的毁灭”，这透露了导演的政治立场。

金融危机确实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更是现代性危机。或许，我们可以像盖科那样说，资本主义的存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至今仍深陷现代性的效应之中，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游戏”性质得到根本改变的前景——现代性至今仍是“城中唯一的游戏”，危险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