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金刚》：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变形之旅

《变形金刚》首先带来了多重意义上的怀旧及其“剩余价值”。

20多年前卡通片《变形金刚》在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孩子心中埋下的“火种”如今在电影院“复活”了。“在大黄蜂、擎天柱们拔地而起，昂首挺胸的这一瞬间，我们热泪盈眶。”这是一代人自传意义上的集体怀旧。

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孩之宝公司在中国到处免费推销这部卡通片，如今电影公司一夜坐收几亿票房。经过了20年，这些商品及其形象在变成童年的象征和符号后又恢复了逐利的本性。在市场逻辑的审视中，童年的“乡愁”就是巨大的消费动力和潜在利润。

也许可以这样形容这种怀旧与市场纠结的状况：一代人像绵羊一样排着队走进电影院，在怀旧中被剪去20年长出的丰厚羊毛。我们的怀旧是一种可以货币量化的、可以培育并采摘的怀旧，也是因为共享的符号、集体的仪式而变得同质化的怀旧。

怀旧还来自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申请破产及其象征意义。

《变形金刚》里的真正主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通用汽车。如果说20年前《变形金刚》是孩之宝玩具的广告宣传片，那么现在就是通用汽车的广告宣传片。大黄蜂、铁皮、救护车、爵士分别是通用汽车旗下的主要品牌：雪佛兰Camaro、GMC4500、悍马H2和庞蒂亚克Solstice。

1953年，通用汽车总裁查理·威尔逊被总统提名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时，威尔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一直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对通用汽车有利，反之亦然。我们的公司规模过于庞大。它与国家的福祉是连在一起的。”

曾经是美国最大私人雇主、全球最大企业、被美国人视为骄傲的通用汽车2009年6月1日申请破产保护，当月24日《变形金刚》全球上映。在现实中摇摇欲坠的通用汽车，在虚构的电影中依旧挺拔、威武，似乎仍然有力地维护着“美国梦”。

通用汽车无疑正经历着它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次“变形”：它将只保留雪佛兰、卡迪拉克、别克和GMC四大核心品牌，放弃庞蒂克、土星、萨博和悍马品牌。在金融危机中，它不得不变得更小、更“绿”。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早在上世纪晚期就宣布“后工业社会到来”，这一宣称在那个六月里得到了再次生动的概括。

这些背景无疑使得《变形金刚》具有了对以能源—机器为标识的工业时代的怀旧色彩。银幕上的机器人来自不冒烟的工厂，代表的是后工业的文化-信息-创意-服务经济的强势。如今，威尔逊的话或许应该改成：“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对好莱坞有利，反之亦然。”

《变形金刚2》（Transformers：Revenge of the Fallen，2009）

虽然《变形金刚》的故事内容乏味、老套得可怕，但作为文化产品，《变形金刚》所附着的东西远比它单纯的消费者复杂得多。

1984年，美国启动星球大战计划，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进入高潮。同一年，《变形金刚》首播。这部看似天真的卡通片凝聚着当时美国人对冷战的通俗想象，反映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一方是民用机器人组成的阵营，以正义和和平为目标和理想；另一方是军用机器人组成的阵营，领袖对权力和暴力永远有一种变态的执著。两个阵营从外太空打到地球，斗得你死我活，大概没有什么比这更能生动地概括美国人在冷战时期的“世界观”了。(www.xing528.com)

1989年，这个卡通片在中国受到20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批评，认为《变形金刚》的思想内容荒谬，主要是宣传好战，对下一代有毒害作用。而后，《人民日报》开始抨击，《变形金刚》最终消失在电视荧屏之上。

20年后，我们在回顾这些批评时往往觉得“不可思议”、“荒谬可笑”，仿佛我们已经置身于一种新的“去政治化的”语境和视角。当我们和全世界的消费者一样吃着爆米花和可乐，同步欣赏着大银幕上的《变形金刚》时，我们确实不仅会陷入虚构的故事世界，也会陷入无国界、超意识形态的“扁平”世界的幻觉。

《变形金刚》从卡通片向电影“复活”的这20年正是冷战结束、人类跑步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0年。期间，在跨国资本推动下，消费领域首先实现了全球化（同质化）。

在政治层面上，“伴随着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简单地说，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帝国》中说。

也就是说，全球资本主义需要全球性的政体形式来提供“法律和秩序”，以及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合法化，否则国际关系就处在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哈特和奈格里所设想的“帝国”（不同于现代帝国主义），这种新的全球主权形式“没有边境”，“成功地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真正地统治了整个‘文明的’世界”。

然而，我们在《变形金刚》中看到，它所迎合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依旧是一种典型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和空间想象。

娱乐全球化了，资本全球化了，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全球化了，金融危机也全球化了，唯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好战本性没有在全球化中改变，却又和这一切全球化（甚至“帝国”的）的表象混杂在一起，这构成了《变形金刚》中的最有趣的景观。

《变形金刚》复活的20年也是美国确立单极世界，把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覆盖全球的20年，就其利益存在而言，美国已经是“帝国”，但在政治层面上美国却仍然表现得像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期间，美国在海湾、巴尔干和“反恐战场”发动或领导了三次战争。

在《变形金刚》中，虽然表面上“地球受到威胁”（粗暴地把美国和地球等同）成为了赤裸的武力炫耀的合法化外衣，其内在的敌/友的本能区分才是美国的当前意识形态的核心，而这正是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武器和敌人形象更新了，但战争及其政治意识依旧是古老的。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指出，民族国家的政治的基本属性就是“划分敌友”——“政治的核心不在敌人本身，而在于划分敌友”，而作为“非常状态”的战争是政治因素实际可能的前提。

在《变形金刚》的这场“人类”和“外星人”的战争中，“外星人”同样被分为敌人和盟友。对敌友的想象区分，把自己的生存空间划分为内部和外部（帝国是没有外部的），这是比冷战古老得多的思维，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本性。离开了敌友的区分或者说敌人意识，民族国家就会陷入同一性和正当性的焦虑。

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不就宣称，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就是站在敌人这一边（电影《星战前传3》也有类似台词）？擎天柱不也是把类似“谁想要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的古老谚语挂在嘴边吗？对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划分敌友是自身作为政治存在的内在要求，没有战争和武力保障的和平是无法想象的。

在《变形金刚》这部电影及其历史文化脉络中，也许我们能感受到纷繁的全球化表象之下民族国家的政治心律：美国这个表面的“帝国”在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所内含的政治困境或危机。通用汽车已经倒下，美国及其所依靠的政治—意识形态也许真的到了需要一次彻底“变形”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