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达》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已经成为赞美《阿凡达》的标准语式，然而事实可能是：在当前的经济和文化网络中，没有一部电影只是一部电影，即使《三枪拍案惊奇》也不只是一部电影。
《三枪》和《阿凡达》或许正在两个极端上略略改变我们关于“电影是什么”的观念。
用几个月的时间炮制出来的《三枪》把电影本身的要素缩减到最低程度，大银幕沦落为一个简易的小品舞台，电影被剥离得只剩下导演和几位演员空洞的“品牌效应”。所以，《三枪》甚至不是一部电影，而只是一个以电影面貌出现的名人品牌简单堆积的赚钱装置而已。
在一个急功近利的社会中，这样的纯粹叫卖品牌、只剩营销心机的“电影”不是偶然的，也肯定不会是最后一部。
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花费12年完成的《阿凡达》则“无所不用其极”，把电影的“光影造梦”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它接近的是一百年前意大利电影先驱卡努杜的《第七艺术宣言》（1911年）中的古老理想：“电影……应该发挥它表现非物质世界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卡梅隆详细虚构了整个潘多拉星球的生态，从一草一木到一山一水，从纳威人的物质世界到语言和精神世界，都倾注了巨大的想象力和技术力量。据说，他的创作团队撰写了一本逾200页的百科全书，叫《阿凡达：潘多拉星生物和社会史机密报告》，解释背后理据。
《阿凡达》让我们看到，电影不只是创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一些场景，而是创造一个完整的另类世界（“可能世界”）。这是卡梅隆的野心，也是电影本身自诞生以来就怀有的梦想。
如果说《阿凡达》在电影技术上“超越想象”的创造和耐心得到了一致的肯定的话，那么它在思想主题上引起的纷争无疑复杂得多。根本而言，《阿凡达》所传达的思想仍是美国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无法超越其内在的界限。
就像《纽约时报》说的，过去的一个月来，保守派人士一直对影片对宗教和美军的描述耿耿于怀；女权主义者则不满片中男外星人比女外星人体魄强健这一事实；反吸烟人士认为影片中出现了吸烟场景因而没有做到劝人向善；甚至还有人跳出来指责卡梅隆剽窃了前苏联科幻小说的故事梗概。
甚至连梵蒂冈人■教廷也大感不悦，透过其官方报章和电台猛烈抨击这部电影灌输错误的讯息和价值观，使人以为膜拜大自然，便可以取代宗教信仰。在梵蒂冈看来，《阿凡达》似乎正在把环境保护主义变成一种新的异教学说。
围绕着这部电影的诸多立场之争，构成了有趣的新闻，但不会带我们深入这部电影的肌理。在中国，更多的人把它读作钉子户反暴力拆迁的故事，也不过是一种“具有现实意义”的有趣引申而已。
重要的依然是，如何看待《阿凡达》所处的意识形态脉络以及它所传递的关于“自然”和“沟通”的神话。
《阿凡达》和不久前公映的《变形金刚》正好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一个是自由派的——反人类中心、反科技、反暴力，认同异教和他者的；另一个则是保守派的——人类中心主义、炫耀武力、内部和外部界限分明。
《阿凡达》（Avatar，2009）
在《阿凡达》中，这种自由派思想立场的核心之一就是“自然”神话。卡梅隆在电影中虚构了纳威人和自然和谐共存（“天人合一”）的乌托邦图景，这和人类掠夺资源、破坏自然的作为形成了对比。(www.xing528.com)
通过杰克这个亦人亦纳威的阿凡达视角，导演让观众的认同从人类身上逐渐转变到外星人（纳威人）身上，最终完全认同这个乌托邦，为人类最后的失败喝彩。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反人类中心的难能可贵的科幻电影，但就其思想主旨而言，只是以被视为更原始、更自然、更美好的人类反对（反思）充满侵略性、掠夺性的现代人而已。
“回归自然”（Back to Nature）一直是人类的“乡愁”。在启蒙运动之后，伴随着现代科技理性日益主导人类社会同时负面效应日益显露，这种“乡愁”尤其强烈。
早在18世纪中叶，启蒙运动鼎盛之际，卢梭就已经开始思考科学与理性可能带来的深重灾难，并开始勾画他的“自然”乌托邦：“自然”最根本的是指人类自然的生活状态和纯真质朴的自然人性。他甚至提出，在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前，人类曾经历了一个原始的、纯真的、按照自然天性生活的美好时期。
然而，在我看来，“回归自然”的幻想是现代西方文化及其扭曲本身的产物。这种幻想带来了这样一种安慰：仿佛在现代文化确立之前我们曾经拥有过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幻想创造了我们在现代化中所失去的东西、现代科技理性胜利过程中所失去的东西。
卡梅隆通过创造“潘多拉”星球，只是继承并图像化了的关于“自然”的现代神话，而没有在当代的语境中深思“自然”，并提出问题。就卢梭的政治哲学而言，他的目的也不是简单地倡导回到自然状态，而是通过这种虚构说明如何才能使社会关系具有正当性。
杰克最终变成了纳威人，从一个“残疾”的现代人类变成了从四肢到精神都“健康”的外星人。卡梅隆在这个结局中彻底拥抱了“回归自然”的幻想，也可以说，他最终只是针对现代西方文化（反自然倾向）提出了堪称陈词滥调的笼统否定而已。
完美沟通的神话，则是理解《阿凡达》另一个关键。卡梅隆让我们看到，杰克通过学习土著语言和生活逐渐融入其中；和坐骑心灵沟通，实现“意念驾驭”；通过辫稍连接，纳威人、动物、植物构成了一个沟通的和谐网络。
相比之下，人类中虽然也有少数科学家主张沟通，但战争机器始终握在那些满脑子“征服”概念、傲慢自负的掌权人手中。人类历史上的诸多文化（或文明）差异大概正是因为这样的权力人物而变成了冲突和战争。新近的伊拉克战争应该也是卡梅隆脑海中关于反沟通（文明冲突）的典型例子。
完美的沟通从来没有存在过，即使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我们依旧看不到这种希望，然而对完美沟通的幻想却一直存在。像哈贝马斯（Habermas）这样的哲学家就一生致力于研究理想交流的哲学—语言学条件。卡梅隆创造的世界无疑迎合了这种幻想。
卡梅隆创造了“I see you”（看见你的灵魂）——沟通神话的新版本。然而，与其说这种乌托邦能帮助我们追求并实现完美沟通，不如说它掩盖了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在完美沟通无法实现、文化差异不可剔除的前提下，不同人或人群之间的和谐、公正的关系何以可能？
故事最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到战争的主题上，不可避免地要以战争解决战争——战争消灭战争这种理念几乎和战争本身一样古老。这场战争发生在自然保护者和自然破坏者之间、平等沟通者和暴力征服者之间。
这场战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因为卡梅隆所做出这种僵硬的价值划分（自然/反自然，沟通/反沟通）本身就是现代西方理性的后果。
正因为处在这种现代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内部，所以更多更有价值、更需要想象力的思想主题，即使对一再创造“奇迹”的卡梅隆而言，依旧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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