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罪，只有无知。
——克里斯托弗·马洛
在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开篇处，主人公托马斯站在公寓的窗口，目光穿过庭院，落在对面的墙上，他在思考一个选择：邀请特雷莎来布拉格住下，还是继续自己的单身生活？
对托马斯来说，选择召唤特雷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有责任的、家庭的、沉重的生活，也意味着他要放弃萨比娜，放弃他离婚后一直在“性漂泊”中享受着的那种轻盈的自由。他面对着的是一个分叉的生活前景。
任何人都处在不断的选择之中，其中的少数选择总会成为我们人生的钟面上最醒目的刻度，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在那一刻发生根本转折。然而，昆德拉思考的是“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好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一切都是马上经历，仅此一次，没有准备……只能活一次，就和根本没有活过一样”。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本来的标题就叫“没有经验的地球”，显然昆德拉对人之存在的根本“无知”深深着迷：他把生命的一次性、偶然和盲目视为其基本属性（“存在之轻”）。时隔十多年之后，昆德拉写了一本叫《无知》的小说，内容关于“乡愁”：流亡者始终不能对“如果当年选择留在故土”这种可能性释怀，于是还乡。但是，哪个选择更好，最终还是没有答案。
那么，假如我们能知道任何一次选择所包括的全部可能性，那又如何？就能避免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存在）之轻”吗？就能获得“正确”且“幸福”的生活？
比利时导演雅克·范·多梅尔（Jaco van Dormael）的电影作品《无姓之人》也许可以被解读为对这种假设的思考。电影从“死亡”（尼莫在三个可能的生活故事中不同的死法：车祸—溺死，误认—谋杀，星际旅行意外—炸死）开始，然后转入一个人类通过基因技术已经克服了死亡的未来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尼莫是最后一个即将自然死亡的人。
在这个未来世界中，时间随死亡一起从生命中被拔除了。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再有一个死亡的尽头，那么我们面对的所有选择都变得无关紧要，选择所必需的价值观也变得无关紧要，因为我们总是有足够的时间来经历一切可能性；如果我们不再在艰难的一次性抉择中体验和经历时间，时间也就失去了贴近生命的内容，沦为纯外在的数理度量工具。用海德格尔式的话语来说，存在者必须向着死亡来筹划生命（生活），才能进入真正的时间。
118岁的尼莫躺在病床上，垂死之际记忆混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人的同一性（身份）总是来自于对自己整个过去的记忆，或者说，在每个人的身后总是有一段充满着个人选择的线性的时间—记忆（每个“昨天”排列成一条光滑而意义明确的记忆链）回答着“我是谁”。
然而，在尼莫的记忆中，却奇怪地并列着多条线性时间，多段同样真实的不同人生轨迹。这破坏了尼莫的同一性。
对尼莫来说，时间最初的分叉点在于童年的那次选择：在火车站，9岁的尼莫必须在离异的父母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或者随他母亲去美国生活，或者留在英国与父亲生活。
《无姓之人》（Mr.Nobody，2009）
《无姓之人》以绚烂的摄影、炫目的剪辑和叙事技巧穿插地讲述了尼莫在这一次选择之后的全部可能生活。第一种可能：在美国，尼莫和继父的女儿安娜陷入热恋，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走到一起，最终死于车祸意外；第二种可能：尼莫留在英国照顾瘫痪的父亲，和伊利斯走到一起，最终为了承诺而去火星安葬伊利斯的骨灰，并在太空遭遇意外；第三种可能性则分叉自第二种的内部：在英国，尼莫错过了伊利斯，但和第三个女孩吉恩过上了一种平静却乏味的生活，最终死于他想改变身份的一时冲动所引来的意外谋杀。(www.xing528.com)
还有一种看似更真实的可能：小尼莫在站台上为选择而犹豫时，他幻想到了两种选择中的全部可能性，由此选择了“不选择”——抛弃了父母中的任何一方，这让他避免了任何“意外”，活到了2092年，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个自然死亡的人。
甚至，还有一种潜在的可能：也许就连那未来世界中垂死的尼莫，仍然是小尼莫在站台上面临艰难选择时的幻想之一，“真实”的故事只到站台为止。尼莫在站台上，看到了自己的全部未来像眼前的铁轨一样分叉、交叉，纷繁地蔓延开来，却不知道如何选择。整部电影只是让我们知道了尼莫的诸多幻想，却最终没告诉我们小尼莫的最终选择是什么。
最后这种可能性当然是最具有怀疑论精神的，它鲜明地包含了这样主旨：即使我们知道了任何一次选择所包括的全部可能性，我们依旧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
雅克·范·多梅尔说，这部电影是关于“任何人都会面对的无限可能性”。他在电影中虚构了一种具有怀疑论精神的分叉的时间图景，刻意和我们身处的单向线性的、进步论的、压迫性的现代时间幻象保持了距离。
最早的钟表只有一根时针，1550年左右出现分针，1760年左右出现秒针。时间观的现代化过程就是钟表日趋精密的过程，时间随之成为一种普遍的（非个人化）、独立的（从人类具体活动中分离出来）客观化对象。有人说，工业时代的关键机械不是蒸汽机，而是钟表。
随着时间—效率观念强化，现代人开始在快节奏的线性时间中疲于奔命，也不再关注在其中丧失的其他生活可能性。与此同时，抵制现代时间观和科技文明对自然、生命和自由的压迫，也成为艺术家们的主题。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在1940年完成的《曲径分叉的花园》中写道：“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雅克·范·多梅尔不仅是博尔赫斯式的时间幻想者，他还把蝴蝶效应、弦论、熵、大爆炸和大收缩等科学理论和学说，全部塞进了这部电影里，就像一个小孩把自己喜欢的糖果收藏在一个盒子里。这使得这部电影具有了科幻的特征，虽然这些内容和故事核心情节并没有重要关联。
这部电影的“科幻”内容似乎更适合读作电影“无知”主题的参照：即使科学昌明，也无法剔除生命的“无知”本性。即使我们将来在技术上完全摆脱了时间、空间甚至死亡的束缚，我们的生活就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幸福吗？多梅尔对此表示怀疑，并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卑微的、乏味的“未来人”形象（采访垂死尼莫的记者）。
无疑，我们已经深深地处在几个世纪的科技发展所累积的效应之中，依赖于科技所塑造的这个世界，并习惯用科技的后果作为衡量科技发展正确性的标准。我们已经无法回到道路分叉的起点，也没有另一条道路、另一个世界可供参考比较——即使有别的道路和世界，也没有作出正确选择所需要的价值标准。我们“无知”地走在科技世界的幽深之路上。
在《无姓之人》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一场雨打湿了安娜写下的电话号码，尼莫再次失去了和安娜的一切联系，他只能来到他们的故地，在那里苦等，只能把希望和幸福交给偶然性和渺茫的可能性。尼莫在椅子上浮起的身体，正是被生命之中不可剔除的偶然和无知以及用于弥补这种缺憾的幻想所轻轻托起。
当托马斯在公寓的窗口思考着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他的身体或许也正飘浮在空中，像尼莫一样承受着“存在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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