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入例外状态：政治家的个人印记

在林肯纪念堂的大理石墙上，至今镌刻着葛底斯堡演说和第二次就职演讲词。

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中说道：“不以恶待人，而以仁爱相处。当神开启我们的眼，得见公义时，我们必须持守公义。让我们全力以赴，完成我们手中的工作，医治国家的创伤，并照料在战场上承受苦痛的人和那些寡妇、孤儿，不忘记关怀他们。让我们竭尽全力，达成在我们中间，及众民族之间的永久的公义和和平。”

这段圣经色彩浓厚的话被斯皮尔伯格导演用作电影的结尾。没有选择葛底斯堡演讲结束电影，让人略感到意外。也许是“医治国家的创伤”，“让我们竭尽全力，达成在我们中间，及众民族之间的永久的公义和和平”等字句让导演找到了与现实的相通之处。

本世纪初“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进入“例外状态”。当年10月底，美国以反恐之名颁布《爱国法案》，对外悬置国际法，对内扩张警察机关的权限，并悬置宪法中保障基本人权的许多法律，并进一步通过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延续这种“例外状态”。

不同于南北战争，美国新世纪的“例外状态”最终使一国的主权穿透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新的权力机制，阿甘本称之为“全球内战”状态。(www.xing528.com)

两种“例外状态”的不同之处还在于：我们在林肯领导的内战中看到了高悬的“真理”——《独立宣言》中的自然权利（正当）；而我们在布什领导的“内战”中则仅仅看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普世价值”仅仅是无法（无意）落实的道德外衣。

这正是“例外状态”的危险之处：它的后果总是偶然的，有风险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终极的、外在的制度，能保障例外状态下的巨大权力会被用于保存、维护、改善宪法的目的，能保障主权者会以“真理”而非仅仅以民意和利益为指导。所以，每次“例外状态”都会打上政治家的个人印记。

每一次经历“例外状态”之后，我们都不可能简单地回到原来的“正常状态”，只能面对更好或者更坏的状况。目前看来，美国新世纪“例外状态”属于“更坏”那种：没能让自然权利真正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使得“全球内战”成为构建真正的全球政治共同体的机会，就像林肯当年使自然权利跨越种族和肤色的界限，重塑美国自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