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爆发之前，美国宪法中关于各州是否有独立的权力一直没有明确的规定。主权在联邦还是在州，也没有定论。所以，宪法无法在法理上对抗分离的主张。1861年3月，林肯宣誓就职总统之后，南方就有七个州宣布脱离联邦自组合众国，就像当年13个州脱离英国自组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继承了美国革命（分离）的传统（合法性）叙事。
对于解决内战问题，宪法的实际失效构成了“例外状态”。就像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论述的，例外状态构成了一个“公法语政治事实的失衡点”，如同内战、暴动与抵抗，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法律与政治的交会处”。
林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处在失衡的“例外状态”中，他必须积极地“政治地行动”，既最大可能地改造既有法律，又要维护法律程序的尊严。最终，使得“例外状态”成为法律（宪法）更贴近正义的改造机会。
在内战的“例外状态”中，林肯采取了不少违背法律程序的“非常”措施：未经国会授权向南方开战；通过总统令解放奴隶，违背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为了让修正案通过，他用许诺工作等非法手段，买通选票等。在众议院，有反对者称林肯为独裁者，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自己的内阁的一次长篇解释中，林肯承认自己的作为处在合法和违法之间的模糊地带，《解放宣言》只是在内战的“例外状态”中才暂时有效，所以需要在内战结束前，从宪法的角度永远地废除奴隶制。(www.xing528.com)
在林肯眼中，重要的不是保护了奴隶制的1787年美国宪（第一宪法），重要的是1776年诞生的《独立宣言》。显然，林肯将《独立宣言》视为美国的立国之基、宪法的思想之基，而宪法只是确立了政体的组织形式。
伟大的政治家能站在法律的边界上超越性地思考问题。显然，林肯并不把自己局限在法律的内部思考问题，而是从“正义”和“自然权利”的高度审视法律本身。
绕过宪法回到《独立宣言》，对林肯而言，不仅是为废除奴隶制找到依据，也是为在宪法之外真正重塑民族—国家共同体寻找路径。在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1863年）中，林肯开门见山地指出：“87年前，我们先辈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
林肯显然把“87年前”《独立宣言》的诞生视为美国作为“新国家创立”的标志。这也意味着，他用共同的反抗压迫和牺牲的历史经验，而非法律概念，重新论述了这个国家的同一性。可以说，《独立宣言》是林肯在内战的“例外状态”中有所作为并最终成功结束“例外状态”的精神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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