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与真理：林肯的智慧和团结

在1865年初，美国普通民众更关心结束战争，而不是废除奴隶制。就连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苏沃德都说，修正案和和平谈判不可兼得。

如果从民意的角度出发，在和平和废奴矛盾时，作为民选总统的林肯显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平。但林肯坚持认为，民选政府的理由应立基于对与错的标准，而这种标准必须不依靠纯粹的民意，不能只靠数人头来证明标准的正确性。

可以说，林肯处在一个民意和“真理”的交叉点上。最终，他力排众议，选择在“真理”的道路上走下去。

对林肯而言，这个“真理”指的就是《独立宣言》所宣示的人的自然权利：“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切人生来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861年，林肯在费城独立厅的演讲中就说：我从来没有哪种政治感觉不是从寓于《独立宣言》的感情中喷涌而出。在电影中，他颓坐在椅子上，和身边的技术人员谈论数理原理时说：“与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彼此相等，这是不证自明的……我们生而平等，这便是万物的本质。”

自然权利中的“自然”，即是人之所固有（“不言而喻的”）的意思。自然权利就是指人之为人所本来具有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亦即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下就拥有的、应该受到自然法的尊重与保护的权利。

在众议院中的辩论中，民主党议员伍德认为，废除奴隶制违背自然法，侮辱了上帝和人类，这是把平等强加给上帝创造出来的不平等。而激进的废奴派史蒂文森则强调，违背了自然法的是奴隶制本身。其实，这是七年前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著名争论的微缩版，林肯已经雄辩地阐明：《独立宣言》和奴隶制不可能虚伪地并存。

林肯把《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从最初的、“前政治的”、狭窄的革命理由（独立战争时期），变成了一种公民社会实现公正治理的基本原则。(www.xing528.com)

自然权利（正当）在林肯的价值观中占据了最高端，这包含了他对人类经验普遍的、超越具体政治维度的哲人式理解，而非对特定政制中特定人群的特定经验的政治家式（比如林肯的内阁成员）理解。

就像美国政治哲学家雅法（Harry V.Jaffa）所说：政治家告诉我们，正当的东西在此时此地应当是什么；而哲人则依照那古往今来的普遍正当的标准，肩负起指引民众的责任，以让他们晓得在此时此地，什么是正当。

对自然权利的洞察和坚持，使林肯具有了某种哲人的品质。然而，他又不同于像史蒂文斯那样的激进的废奴派、自由理想主义者。作为政治家，他还懂得“团结”，具有非凡的政治智慧。

他和史蒂文斯的地窖争论凸显了这种差异：他们都看到白人就是不能忍受黑人和他们共享这个国家，史蒂文斯主张用南方的土地补偿奴隶，让整个国家充满自由的人民；而林肯则反对“不适度的改造”，希望实现“团结”。

在南方代表的和谈过程中，林肯谈到战后如何弥合“分裂之家”时说：“我们所做的一切皆是向世界昭示，民主并非暴乱。在人民的联邦间，存在一种伟大的力量将其维系。”林肯看到，对自然权利的珍视必将成为整个联邦人民的共同信念，并由此弥合分裂。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自然权利（正当）和民主、习俗始终会存在紧张关系。伟大政治家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不仅懂得在民意面前像哲人一样洞悉并坚持“真理”，懂得用“真理”解放被压迫者，而且懂得用“真理”团结敌人，弥合分裂，如此才能开启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