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津格郎：突破传统秩序和幻觉的变革之旅

小津格郎的出现，改变了荷妮和芭洛玛的“宿命”：一个准备忍受精神分裂之苦在既有生活秩序中平静过活；另一个则准备以死亡拒绝这种秩序。

格郎是一个外来者，来自另一个文化国度。或许是出于妙莉叶·芭贝里对日本（东方）文化的偏爱和理想化，格郎在他所迁居的那个高档公寓（一个微观的西方文化空间）中轻易地超越（克服）了其中的日常生活秩序。

这个举止优雅、待人平易的外来者轻易地洞悉了一个门房的“刺猬的优雅”。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津格郎和小津安二郎不仅是名字上的接近，格郎看待周遭人事的眼光几乎是小津安二郎那个经典的固定低角度镜头的化身，两者相通之处在于同一种克制、和平和通透。

小津格郎使得荷妮终于在“现实”生活中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与她的精神世界相匹配的表里如一的人。然而，这“奇迹”很短暂，就像《宗方姐妹》中三村的意外死亡挡在了节子和田代之间，意外死亡也挡在了荷妮和格郎之间。

当荷妮在车祸现场死去时，导演给了一个荷妮似乎活着的主观视角镜头。其中“生”的含义不仅是指荷妮最终完成了在既有生活秩序中另一个自我的“复活”，也暗示了生的奇迹将延续，在芭洛玛身上延续。

这场微妙的生死转换（欲生之人的死和欲死之人的生）在金鱼这个细节上已经预演。芭洛玛在自杀之前，把她的金鱼倒进抽水马桶冲走，但金鱼却在荷妮家的马桶中奇迹般“复活”。(www.xing528.com)

荷妮死后，拿回金鱼的芭洛玛决定活下去，因为她通过荷妮和小津看到：改变秩序（奇迹）是可能的，爱是可能的。或者说，爱本身就是一种改变秩序的力量。

爱是一个相遇事件，它总是超越既有秩序以及被这种秩序所定义的自我。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曾提出一种“真理伦理学”。关于爱，他说：“每一次爱的相遇，都开启不可能的可能性（the possibility of the impossible），这种可能性是真理伦理学的核心原则——对抗那种其真实内容不过是确认死亡的苟活伦理学。”

对荷妮来说，小津格郎是一个全然的例外，与他的意外相遇开启了控制着特定情境的逻辑和秩序之外的可能性，打破了她基于这种秩序的日常生活惯例和幻觉，使得被压抑的东西得到表达和解放。

而对芭洛玛来说，活下去意味着“奇迹”是值得期盼的，自己也可以成为别人的“奇迹”，比如使家人从上流社会的庸俗生活秩序中解脱出来，让爱作为超越秩序的真理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