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抑银价，解决苏民困扰

奏为贵钱贱银以平银价而苏民困事：

臣于本月陈奏民间疾苦一疏，声明银价太昂，另折具奏，思所以变通之。窃惟十年以来，中外臣工奏疏言钱法者，前后不下十馀人。皆思贵钱贱银，以挽积重之势。而臣所深服者，惟二十四年吴文镕一疏[1]、二十五年刘良驹一疏、二十六年朱嶟一疏[2]。此三疏者，皆奉旨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户部又交各省议复。旋以外间复奏议论不一，此事停搁不行。臣反复思维，民生切害之痛，国计日绌之由，实无大于此者。谨就三臣原奏所及，参以管见，拟为银钱并用章程数条，伏候圣鉴。

一，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也。凡民间银钱之贵贱、时价之涨落，早晚不同，远近亦异。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确凿之价，则民间无法适从，胥吏因而舞弊。查吴文镕原奏内称，照各省时价由藩司酌定，于开征前十日颁示各属。朱嶟所奏与吴文镕大略相同，惟称多不过一千七百，少不过二千二百，稍示限制而已。刘良驹所奏则以为由部酌中定价，若捐输案内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之例。厥后户部议复，酌定每两折钱一千五百文，核准在案。臣愚以为时价可换二千，若骤改为一千五百以放兵饷，则哗然矣。应请部颁定酌，每年一换。如现在时价换一千九百有奇，部改为一千八百，则耳目不至乎大骇，而官民皆得以相安。明年时价稍平，则部价亦从而稍减。令各省每年奏报银价，九月奏到户部，酌定明年之价，于十月奏闻，求皇上明降谕旨：明年每银一两抵制钱若干文。收之民者不许加分毫，放之兵者不许加分毫，穷乡僻壤，誊黄遍谕，凡一切粮串、田单、契尾、监照、捐照等件，概将本年银价刻入，海内皆知，妇孺共晓，坚如金石，信如四时，庶民不致生怨，胥吏不能舞弊也。其与官项全无交涉，市肆涨落与部价不符，仍置不问。至现在八旗搭放兵饷，每两抵钱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饷，每两抵钱数千百文不等，不足以昭划一。应俟新章定后，概从每年所定部价，以免参差。

一，京外兵饷，皆宜放钱也。查刘良驹原奏，兵饷分成放钱；吴文镕则言外省之兵，概放钱文；朱嶟一折于兵饷尤为详细，其说以为京营分建东西两库，东四旗兵赴东库领钱，西四旗兵赴西库领钱，外省之钱则分道库、府库存贮，省标城守之兵由藩司支放，外标外营之兵由藩司发帖，持向各道、府、厅、州支领。臣愚以为朱嶟之说实属可行。凡兵丁领银之后，皆须换钱而后适用，应请嗣后八旗兵饷，皆各平分，一半仍放银两，一半搭放钱文。其外省绿营，一概放钱。各州县所收钱文，有道员处解存道库，无道员处解存府库，无知府处解存直隶州、厅库，由藩司发帖，持向各处支领。庶钱无解省累重之烦，而兵丁无减平克扣之苦。至驻防各兵，仍旧放银，以免纷更。

一，部库入项，亦可收钱也。查户部所收各项，惟井田科之旗租、捐纳房之常捐，系京库坐收之款，此外皆由各省解运来京。刘良驹原奏内称常捐银两尽可收钱，朱嶟奏内称长芦盐价可解钱以充京饷。臣愚以为不特此也，旗租银两，本系近京小民佃种，其所纳皆系钱文，官为易银，转费周折，不若即令解钱入京。常捐大捐之银，亦可酌收钱文。计此二项，每年可得百馀万串。至于外省解京之款，如长芦、山东盐课，尽可解钱进京，直隶、山东地丁起运之项，亦可运钱，应令此二省督抚，每年各解钱百万串入京。又令两淮盐运使每年解钱二百万串入京。合之京局鼓铸之钱，共得六百馀万串，足以资运转矣。臣虽至愚，岂不知钱质笨重，搬运艰难？然不行天下至难之事，不足挽天下积重之势，大利所在，未可以小小窒碍辄畏难而苟安也。且较之滇、黔之铜铅，江、广之漕粮，难易相去悬远矣。其解钱之官，须照铜员之例，量与津贴之费，务使毫无赔累，官兵称便，共计帮费不过二三万金，所失无几，而所转移者大矣。

一，地丁正项，分县收钱也。凡出项莫大于兵饷，入项莫大于地丁。查吴文镕、刘良驹、朱嶟三臣折内，皆极言地丁收钱之益。臣愚以为当分县办理。如云、贵、川、广、闽、蜀、甘肃，此七省者，本省之丁赋不足充本省之兵饷，初无起解之项，其地丁银两，应即全数收钱，以省[3]。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及兵饷二项，尚有馀银解运京库协济邻省者，其地丁银两，应令一两以下小户全数收钱，一两以上大户银钱各半兼收，不必按成指派，不必分析名目，使小民易知易从。其或患收钱太多，不便起运者，州县自行换银解省，以备京款协款之用。

一，外省用项，分别放钱也。查各省廉俸、工需、役食等项，名曰存留坐支之款。前吴文镕、刘良驹、朱嶟三折及户部议复一折，皆言此项可全行放钱，应即遵照办理。至两河经费，刘良驹、朱嶟及户部三折，皆言可搭成用钱。臣闻从前林则徐在汴工，目前陆建瀛在丰工，皆令远近州县辇钱到工，以防市价居奇、银价骤跌之患。东河捐输案内，曾令以钱报捐，是河工在在需钱，其理易明。应请嗣后南河每年解钱百万串到工，于两淮盐课、江苏地丁项下各半分解；东河每年解钱五十万串到工，于河南、山东地丁项下各半分解。

一，量减铜运，以昂钱价也。查朱嶟原奏内称暂停鼓铸，一弛一张，庶钱重而价渐平。臣愚以为铸不可停，而运不可不减。侧闻云南铜务，洞老山空，民怨官困。滇铜不足，搜买外省；外省不足，偷买宝局，实有万不能继之势。应请于六运中酌量停一二运，使云南官民稍纾积困。其铜本之项，即可采买钱文，并可于炉头、匠役量加优恤，以期铸造坚好，庶钱质日精，钱价日起。俟十年后，滇厂稍旺，再复六运，各停炉之省，亦渐次开卯，务使天下官民皆知钱之可贵，而不知辇运之苦，则相安无事，庶不终受纹银出洋之苦矣。(www.xing528.com)

以上六条，皆就吴文镕、刘良驹、朱嶟三臣奏议，参以鄙意，粗定规模，伏求饬下户部妥议。抄录三臣原奏进呈，备圣明采择施行。谨奏。

【题解】

写于咸丰元年（1851），是曾国藩为解决银贵钱贱问题而提出的几项办法。

【注释】

[1]吴文镕：字甄甫，号云巢，一号竹孙，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湖北乡试正考官，翰林院侍讲、侍读，提督河南、顺天学政，詹事府詹事，礼部、刑部、户部侍郎，内阁学士，福建、江西、浙江巡抚，闽浙、云贵总督。咸丰年间任湖广总督，咸丰四年正月，与太平军的西征部队战于湖北黄州，兵败后投水塘而死。谥“文节”。系曾国藩的座师。

[2]刘良驹：江西南丰县人，曾任两淮盐运使。朱嶟：字仰山，号堂，云南通海人。嘉庆二十五年庶吉士。官至礼部侍郎。

[3]（jiāo gé）：又作葛，用以形容交错纠缠的样子，或深远的样子，或广大的样子。此处指交错纠缠，难以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