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改革军制 打败太平军

曾国藩（1811—1872）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与古文学家，阅历较为复杂，留下的文字亦不少。这本文选基本上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他各个历史时期的言行，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一生的思想与功过。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白杨坪（今属双峰县）人。道光十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依靠自身的努力与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荐引，十年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补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数年间接连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

仕途的一帆风顺使曾国藩春风得意，对清政府感激涕零，一心要尽忠报国，干出一番事业。他在家信中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余三人”（《曾国藩全集·家书》，以下简称《家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又说：“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家书》，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

不料，正当曾国藩踌躇满志之时，全国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这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种反清团体日益活跃，民众起义不断发生，全国已呈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特别是发生在广西金田的太平天国起义，更显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时清政府政治腐败，财政拮据，兵无斗志，根本无力对付这场革命风暴。而以咸丰帝为首的统治阶级上层，却对此并无深刻认识，这就使一批较为清醒的官绅士人愈感忧虑。

由于湖南特殊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士林风气和历史传统，造就出一大批这样的人物：他们保守、务实、好斗，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关心整个地主阶级的命运，并把清政府的安危与自身利益结合起来。他们与曾国藩气味相投，通过各种关系联合起来。由于曾国藩的地位和声望，无形中成为他们的领袖。正是在这些人的激励和推动下，曾国藩在咸丰帝继位之初，乘下诏征言之机接连上疏，就国家用人、行政、军事及民间疾苦、平抑银价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对策，并对咸丰皇帝本人提出批评，企图推动他振作精神，励精图治，以改变清政府的被动地位。结果，这些精心写就的奏疏被束之高阁，意见不被采纳，且几乎因此而获罪。曾国藩在改革弊政的尝试失败之后，不得不别寻他途，以挽救清王朝的危亡。

咸丰二年，曾国藩放江西乡试考差，行至安徽太湖，接其母病故讣告，遂改途返籍，为母守制。这时，清政府为阻止太平天国革命势力的发展，重施嘉庆初年故伎，企图用团练、保甲之法抑制太平军流动作战的战术。于是，就在太平军势力所及各省委任在籍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其人地两熟的条件，专门负责本省团练、保甲事宜。当时，清政府在全国先后任命团练大臣四十五名，曾国藩为其中之一。他就是利用这一半官半绅的身份，创建了一支非正规的地主阶级武装力量，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并使勇营武装逐渐取代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军事支柱。

曾国藩认为，绿营腐败已甚，不能担负镇压民众起义、维护国家秩序的任务；团练、保甲组织面对统一、强大的农民军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要打败太平军，只有改革军制，另起炉灶，建立新军。他认为，绿营最大弊端在于“败不相救”四字，究其原因，一是平时薪饷太低，缺乏训练，技艺不精；二是战时东拼西凑，上下左右不和，调遣成法不善。于是，他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权归主将，层层选募，适当提高弁兵薪饷，变“兵为国有”为“兵为将有”，从而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也为近代军阀制度种下根苗。据《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估计，各省湘军人数最多时达三十万人，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约有十二万人。曾国藩就是依靠这支武装，采用以静制动、围点打援等战术，自上而下，沿江推进，逐步夺取太平军控制的长江沿岸城镇要塞，最后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为清王朝建立了第一功。

曾国藩攻陷天京的第二年，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剿捻遭到惨败，全军覆没，本人丧命。清政府又命曾国藩带兵北上，进剿捻军。捻军一改太平军固守城镇的做法，而采取大规模运动作战，马队为主，步兵为辅，行动迅疾，飘忽不定，一旦时机有利，就集中兵力杀个回马枪。山东高楼寨歼灭僧格林沁一战即用此法。故曾国藩有同捻军作战，不怕打不着，就怕打不赢之说。这样，曾国藩就不得不放弃以往驾轻就熟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在作战过程中逐步摸索战胜对手的办法。开始，曾国藩采取重点设防、以堵为主的方法，马队练成后，又采用以快打快、追堵结合的方法，结果成效都不大。最后，不得不采纳淮军将领刘铭传的建议，以防河为主，限定和缩小捻军的活动区域。这实际上正是他多年来一贯坚持的以静制动的军事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应用。历史证明，这一方法是相当有效的，其后继者李鸿章正是利用此法消灭了捻军，完成了曾国藩的未竟之业。然而，清政府这时却再也没有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的耐心，曾国藩的防河工程刚刚完成，一遇挫折，就采取前敌换帅的非常举动，使曾国藩灰溜溜地返回两江总督之任。

同治七年十一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就任直隶总督。上任不到两年，同治九年五月就发生了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即所谓“天津教案”。六月，曾国藩奉命赴津，查办此案。曾国藩面对外国侵略者咄咄逼人的气焰，一点儿也没有攻打太平军时的那种劲头，一开始就悲观失望，低眉下气，对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他认定这次法国非来开战不可，无论怎样让步都难以挽回局面，自己很可能要做叶铭琛第二。故出发前再次写好遗嘱，安排好后事，大有一去不返之概。

本来这次教案是法国侵略者的蛮横不法引起的。法国天主教充当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开路先锋，以传教为名，多行不法之事。它收罗不少痞棍，如王三之类入会，又勾结武兰珍等拐匪，四处拐骗儿童，送给育婴堂收养，致使天津、静海等地多次发生儿童失踪之案，追查之中往往词涉教堂；与此同时，又在天津郊外发现多具儿童尸体，情景凄惨，大悖常理；加以育婴堂中多名儿童非正常死亡。人们遂疑为教堂虐杀中国儿童，哄传开来，引起民愤。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不得不查审此案。在查核事实过程中，曾引起群众在教堂门口围观，并因此引起围观者与教堂人员的口角。这本属寻常小事，稍做些工作即可化解，不料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仗势欺人，蛮横逞凶，闯入三口通商衙门大吵大闹，两次向通商大臣崇厚开枪，逼令崇厚派兵前去镇压，再次引起群众在通商衙门前围观。崇厚等人一再向丰大业求情，说明已派人前去劝解，若在群情激愤之时派兵前往，恐易激起变故；为避免引起冲突，又婉劝丰大业稍事休息，待人群散尽再走。怎奈丰大业不听劝告，一再狂叫不怕中国百姓，携带恶仆西蒙，气势汹汹地冲出大门。这时，天津知县刘杰已赶到通商衙门门前，经他劝解，人们正在慢慢散去，见丰大业走出，急忙为他让开一条通道。若丰大业具有常人理智，不再逞凶寻衅，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不料丰大业再次向中国官员开枪，打伤刘杰的跟丁高升。群众忍无可忍，怒火喷涌，一发难收，当场殴毙丰大业、西蒙之后，又冲入教堂、育婴堂，搜出罪犯王三，救出被拐骗的中国幼童，混乱之中烧毁洋人驻华机构数处，造成二十人死亡。

显然，造成这一事件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勾结中国的卖国政府及各种恶势力压迫中国人民；其直接原因则是丰大业一再向中国官员开枪行凶，激起众怒。所以，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天津民众，不少王公贵族也认为百姓只知“护官”，不知身犯律条。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也不敢不顾是非，一味讨好洋人，一再指示曾国藩，拐骗幼童一事是天津教案的症结所在，一定要认真审理。然而，曾国藩却早就抱定“忍辱求和”之策，一到天津，即放走拐匪王三、武兰珍，并上疏清廷，为法国天主教堂的种种恶行劣迹辩护。他以为这样可以换取外国人相应的让步，为顺利办理天津教案铺平道路。岂知拐犯放出之后，法国人便以为中国政府手中再无他们的什么把柄，可以把责任完全推到中国方面，于是立刻凶相毕露，提出“三员论抵”的无理要求，即让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及偶过天津的清军总兵陈国瑞为丰大业抵命，并扬言十几天内若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定将天津化为焦土。曾国藩被吓昏了头，虽然拒绝了“三员论抵”之说，但却将张光藻、刘杰交刑部治罪，并杀了二十名中国人为洋人偿命。据说，曾国藩抓不到那么多“正凶”，只好让天津士绅买人顶替，以凑足二十人之数。其实，当时法国已与普鲁士开战，并遭到惨败，根本没有力量进攻中国。

由于这次外交办理得过于软弱，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屈辱，所以曾国藩激起公愤，顿时成为众矢之的。那拉氏也乘机落井下石，说他文武全才，可惜不会办外交，将他调回两江，再次以其得意门生李鸿章取而代之，使他有苦难言，灰溜溜地离开直隶总督这一重要职位。这件事对他精神上打击很大，使他既伤心又丧气，不到两年便郁悒死去。

曾国藩一生于镇压太平军、捻军与天津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外，所干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兴办军事工业。他兴办的军事工业主要是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咸丰十一年冬，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洋枪使用的枪弹、火药，第二年又试制小火轮。同治二年造成木壳小火轮一艘，因速度太慢，尚不适用于战争。为造出更大、更好的军舰，曾国藩准备扩大规模，改进设备，择址另建新的兵工厂，故派容闳专程赴美，购买“制器之器”。同治四年，机器运抵上海，交由江南制造总局使用。江南制造总局是由曾国藩、李鸿章二人合办的，最初只制造枪炮、弹药之类，供湘、淮军镇压捻军之用。同治六年，曾国藩返任两江总督后开始设立船厂，专门从事舰船的试制工作。同时，将制造局由虹口移至高昌庙，扩大规模，兴建一系列新厂，使之成为当时规模最大、技术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另外，还在制造局内设立翻译馆，兼有科研、翻译、教育、出版等多种功能，为中国发展近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培养出大批人才。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建立新式海军做准备，曾国藩、李鸿章还向美国选派了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生，虽然由于后来美国人的背信弃义（不准中国学生进入军事院校学习）和清政府的目光短浅，导致这次留学生派遣工作的破产，但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有意义的。江南制造局的船厂先后造出七艘小轮船。曾国藩死后，制造局和船厂落入李鸿章一人掌握之中，在其“造船不如买船”思想指导下，一改曾国藩“逐步试制，不断提高”的方针，停止制造新轮，专门从事轮船修理业务。这表明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军事工业的问题上，更向后倒退了一步。这是因为，曾国藩主张自己造船，虽对外国依赖性很强，但毕竟还可以培养一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与企业管理人员，保留一些机器设备；而直接从外国购船，一旦战败，全军覆没，则连这点儿东西也留不下。

曾国藩在近代史上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不仅由于他的上述“业绩”，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积极态度以及由此取得的成绩。曾国藩不仅是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带头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与洋务派的首领，而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经世致用与古文方面的大家。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就是传统文化的化身、传统文化所造就出来的最后一批出色学者的代表，直至今天，在不少方面仍值得我们借鉴。

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各门各派都没有门户之见，主张兼容并包，择长而用。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大门派，相互间门户森严，党同伐异，互相争雄，各不相让。尤其义理与考据两派，甚至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曾国藩虽早年追随唐鉴讲习理学，但却并无一般理学家的门户之见，更不想参与两派间的门户之争。他在给理学门户之见甚深的好友刘蓉的信中表明自己的治学志向：“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4-5页）

对于儒学以外的各派学说，曾国藩亦采兼师并用的态度。他认为：“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又说：“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求阙斋日记类钞》上卷，第20页）有时曾国藩干脆把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说说成是孔子的弦外之音、难以明言之意。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馀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十一月初四日）甚至一向为文人所不耻的那些作为墨家后学的游侠、刺客，曾国藩亦认为其在不少方面，如舍己济人、薄利尚义、轻死重节等，皆与“圣人之道”相一致。他说：“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者豪侠之徒，未可深贬。”（《曾文正公杂著》第四卷，第4页）他就任直隶总督之后，又触景生情，一再赞赏侠义之风。

曾国藩对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各门学问都下过一番功夫。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就在同乡前辈理学家唐鉴的指导下钻研理学，精读《朱子全书》。次年又在倭仁的影响下，每天静坐自省，记修身日记，并将日记送唐鉴、倭仁批阅，与朋友一起讨论问题、交流心得，在士林中博得理学家之名。不过，这样搞了一段时间之后，终因紧张劳累，得了头晕吐血之症，在道光二十三年大病一场。从此，曾国藩只读理学家的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严于律己，修身养性，不再盲目模仿理学家的修身方法。也正因为这一点，使他成为与唐鉴、倭仁有所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理学家。他学宗宋五子（指张载、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而对理学与理学家又多有“微言”；处处以诚字相标榜，为人处世无不渗透着理学家的思想，而一生并无这方面的著述，且并不按照理学家的方式进行修身养性，而在封建道德的修养上却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道光二十六年，曾国藩又开始苦攻汉学。这年夏秋之际，他在城南报国寺养病，携带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一部随手翻阅。当时，熟悉考据之学的刘传莹也住在这里，以为考据之学“无当于身心”，正想学习理学，于是二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为好友。这样，曾国藩就大大拓宽了自己的治学领域，不仅学会了文字训诂，使自己的理学和古文学有了文字根底，而且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典章制度和统治阶级治国治民的经验，为自己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曾国藩研习经济之学大概是道光二十九年开始的。这一年他担任礼部侍郎，随后几年内又先后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为胜任本、兼各职工作，他结合自身业务，钻研各类经世致用之学。咸丰元年，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绵绵穆穆之室日记》，咸丰元年八月二十二日）经世致用之学又称“经世济用之学”，简称“经济之学”或“经济”，在古代属政事之科，而今天则属于政治学。他自从军从政以来，练兵筹饷，南征北战，以至创办军工企业、办理江西与天津教案等，实际上都是钻研这门学问，并运用它来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他所以在近代史上居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主要还是由于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曾国藩在书法方面也下过一番功夫。早在京宦之时，他就“深以学书为意，苦思力索，几于困心横虑”。咸丰八年再出领兵，治军之暇，练字愈勤，“每日笔不停挥”，除办理各种文件之外，还要“习字一张，不甚间断”。经过几年的苦练，“笔意笔力与之俱进，十年前胸中之学，今竟能达之腕下”（《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只是由于他眼高手低，字体屡变，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先习柳（公权）体、赵（孟頫）体，欲得“两家合为一炉”，“只为欠却间架工夫，便尔作字不成体段”，“有志莫遂”（《曾文正公家书》，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后又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师，“师羲之不可遽几，则先师欧阳信本；师欧阳不可遽几，则先师李北海；师献之不可遽几，则先师虞永兴；师虞不可遽几，则先师黄山谷”。原以为“二路并进，必有合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结果虽“用力亦不少，而时进时退，时好之，时不好之；时慕欧、柳，时慕赵、董，趋向无定，作辍靡常”（《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字体变来变去，终无太大成就。一般来说，曾国藩的字还是可以的，但尚未达到书法家的水平。

曾国藩兴趣最大、用功最深、探索最苦、自信心最强的是古文学。曾国藩自称“生平好读《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书”（《曾文正公家书》，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显然，他是把这些书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京师南归，途经江宁，用借贷与典当衣物的钱买了二十三史。回家后其父曾麟书对他说，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但能圈读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麟书的这些话对他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从此足不出户，在家闭门苦读了一年。他为了鞭策自己，还特地把他父亲的这几句话作为座右铭，限定进度，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不过，这时他对文学还不摸门径，也谈不上浓厚的兴趣，只是“奉命”而已。

曾国藩渐入古文学殿堂的门墙，是致仕以后的事。道光二十年，曾国藩在翰林院庶常馆修业期满，官授翰林院检讨。翰林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这里的官员主要是读书养望，以备他日之用。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并无多少具体公务，除参加一些必要的应酬外，就是读书会友。一个偶然的机会，曾国藩借到一部“桐城三祖”之一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一部明人归有光的《震川集》，从此刻苦攻读，钻研习摩，对文学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趣。后来，他在回忆自己治古文辞的过程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2页）又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15页）桐城姚氏后人姚慕庭也说：“吾师戴存庄孝廉入都，曾文正询古文法，存庄以《惜抱轩尺牍》告之。文正由是益肆力文章。”（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9页）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曾国藩在文学上初有长进，兴趣益浓，故在给刘蓉的信中称：“国藩既从数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12页）

曾国藩兴趣甚广，读书较杂，但多随兴趣而转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唯读古文书籍能坚持到底。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余在道光廿二、三、四、五等年用胭脂圈批”的书籍，唯有《史记》、韩文、韩诗、杜诗、《古文辞类纂》《震川集》《山谷集》数部“首尾完毕”（《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实际上，自道光二十三年以来，曾国藩已把理学放到次位，主要精力与时间都集中在古文方面。随着水平的提高，他对文学的信心也逐步增强。道光二十四年，他在家书中对诸弟说：“余近来读书无所得”，“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所成就”（《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数月之后，又更加自信地表示：“若如此做去，不做外官，将来道德文章必粗有成就。”（《曾文正公家书》，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但是，曾国藩没有能够成为一位专业文学家或学者。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晋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二十九年任礼部右侍郎，接着又先后兼署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尤其自咸丰三年出办团练、创建湘军之后，连年征战，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军务、政务方面，读书、属文等事成为业余爱好，再没有在京中做翰詹官时的那种优越条件。正如他后来说的那样，“学未成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缘，素植不讲。比咸丰以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不暇”（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www.xing528.com)

不过，曾国藩毕竟不同于一般官员，读书的习惯，尤其对文学的嗜好已深，虽于戎马倥偬之中，仍是手不释卷，探讨古文学的奥秘，摸到不少作诗著文的诀窍；只是时间太紧，没有机会习练，无法把自己的心得在写作中表现出来。同治元年，他在一封家信中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咸丰十一年春，曾国藩困守祁门，四面皆敌，形势危急，深怀全军覆没之忧。在他写给曾纪泽的遗嘱中，对军国大事未示牵挂，只为文学、书法未能一展才华而耿耿于怀。他说：“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惟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若遽先朝露，则寸心所得，遂成广陵之散。作字用功最浅，而近年亦略有入处。三者一无所成，不无耿耿。”（《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直到同治六年功成名就之后，曾国藩仍为自己在文学上成就不显、不能同古今诸大家一比高低感到遗憾。他对人表示：“人生无论读书做事，皆仗胸襟。今自问于古诗人中如渊明、香山、东坡、放翁诸人，亦不多让。而卒卒无暇，不能以笔墨陶写出之。惟此一事，心中未免不足。”（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

在文学理论上，曾国藩主要继承了周敦颐、张载、姚鼐等人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则又有所丰富和发展。

关于文与道的关系，曾国藩采纳并发展了周敦颐等人“文以载道”的思想，并将它运用于实践之中，从而提出一套衡量各派人物高下殿最的标准和自己的奋斗目标。他认为，衡量一个人水平高低的标准只有两条：一则见道之多寡，一则为文之醇驳。“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曰博也”；“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而为“文之醇驳”，亦“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第5页）根据这个标准，曾国藩对孔子之后的儒学各派学者进行了一番排列：“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也。”“于百家之著述”，亦“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同上）至于曾国藩的志向，则兼取各家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同上）可见，在曾国藩的心目中，文学居于何等崇高的地位！

曾国藩不仅对古文的重要性认识明确，对于属文方法也颇有心得。他说：“近姚惜抱论古文之法，有阳刚、阴柔两端，国藩亦看得天下万事万理皆成两片。”（《曾文正公书札》第十卷，第36页）又说：“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涌直怪丽’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忧茹远洁’四字。”（《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二年九月廿三日）不久，他又把“涌直怪丽”改为“雄直怪丽”，“忧茹远洁”改为“茹远洁适”，并分别把其中每个字的含义概括为四句话十六个字，称为“十六字赞”，以为注释：

雄：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宕顿挫，扪之有芒。

直：黄河千曲，其体仍直，山势如龙，转换无迹。

怪：奇趣横生，人骇鬼眩，易玄山径，张韩互见。

丽：青春大泽，万卉初葩，诗骚之韵，班扬之华。

茹：众义辐辏，吞多吐少，函独咀含，不求共睡。

远：九天俯视，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群。

洁：冗意陈言，类字尽芟，慎尔褒贬，神人共滥。

适：心境两间，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二日）

他还将这一理论用于文学史的研究，认为自西汉以来，凡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大家，其作品之美总不外阳刚、阴柔两途。他说：“姚惜抱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者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有四家：曰庄子，曰扬雄，曰韩愈、柳宗元；阴柔者约有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曾巩。”（《曾文正公书札》第八卷，第9页）又说：“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曾文正公文集》第三卷，第23—24页）

有时，曾国藩把文章的阳刚、阴柔之美归之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象”，并称“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而“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不过，习文之人能具有其中一长，已甚为难得，不可能四者兼而有之。当其长子曾纪泽问他“有一专长，是否须兼三者乃为合作”时，曾国藩回答：“此则断断不能！韩无阴柔之美，欧无阳刚之美，况于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者也。”（《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这就是说，任何一个喜爱文学的人，在自己的写作中只可追求一种风格，沿着一个方向发展，不可左右摇摆，忽求阳刚之美，忽求阴柔之美。然而，属文之时，又不可把刚、柔二者看得过于绝对，走阳刚一途就一味求刚，遣词造句处处求刚；走阴柔一途就一味求柔，字字句句无处不柔。而实际上则是总体上以一方为主，而又兼容对方，刚中有柔，柔中带刚，刚柔相济，方称上乘佳作。他说：“无论古今何等文人，其下笔造句，总以‘珠圆玉润’四字为主。”“世人论文家之语，圆而藻丽者莫如徐（陵）、庾（信），而不知江（淹）、鲍（照）则更圆。进之沈（约）、任（昉）则亦圆，进之潘（岳）、陆（机）则亦圆，又进而溯之东汉之班（固）、张（衡）、崔（骃）、蔡（邕）则亦圆，又进而溯之西汉之贾（谊）、晁（错）、匡（衡）、刘（向）则亦圆。至于马迁、相如、子云三人，可谓力趋险奥，不求圆适矣；而细读之，亦未始不圆。至于昌黎，其志意直欲凌驾子长、卿、云三人，戛戛独造，力避圆熟矣。而久读之，实无一字不圆，无一句不圆。”又说：“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桐城派大师姚鼐虽为“百代正宗”，为文“义精而词俊，敻绝尘表”，唯因缺少“雄直之气、驱迈之势”，遂仍不免“不厌人意”（《曾文正公书札》第二十七卷，第13页）。为此，曾国藩谆谆教导门人子弟力克此弊。曾国藩的门生张裕钊、长子曾纪泽皆“体质近柔”，为文亦趋于阴柔一途，曾国藩深恐他们重蹈姚氏覆辙，屡屡致书，一再告诫，要他们“熟读扬、韩各文，而参以两汉古赋，以救其短”（《曾文正公书札》第八卷，第9页）。

基于上述认识或其他原因，曾国藩虽属桐城文派，但在艺术风格上却更偏于阳刚一途，喜扬雄、韩愈的雄直之气、驱迈之势，并在这方面摸到一些诀窍。他说：“行气为文章第一要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又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工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四象表中惟气势之属太阳者，最难能而可贵。古来文人虽偏于彼三者，而无不在气势上痛下工夫。”（《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而习文之人，欲使自己的文章具有阳刚之美、雄奇之气，其关键也在于行气，其次才是选字、造句。他说：“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又说：“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当，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基于上述认识，曾国藩认为，要使自己的文章写得有气势，必须在如下两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努力：一是要处理好文中行气与说理的关系，一是要学好文字训诂之学。他认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曾文正公书札》第九卷，第34页）；倘若说理，就必须处理好行气与说理的关系。他的好友刘蓉曾把两篇宣讲义理的文字寄给他，征求他的意见。曾国藩复信称：“大著《游记二首》，以义理言之则多精当，以文字言之终少强劲之气。”（《曾文正公书札》第六卷，第16页）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作者在为文之时不分主次，将行文与说理平均使用力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录》《思辨录》之属）；欲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同上）若要避免此弊，只有在为文之时将行气放在首位，以气挟理，方可使道与文“兼至交尽”。他说：“文家之有气势，亦犹书家有黄山谷、赵松雪辈，凌空而行，不必尽合于理法，但求气之昌耳。故南宋以后文人好言义理者，气皆不盛。”又说：“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苶，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犹之作字者，气不贯注，虽笔笔有法，不足观也。”（《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

曾国藩还认为，要写出好的文章，必须有文字训诂学的基础。他说：“余观汉人文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又说：“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又不能文章”（《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故难以再有汉、唐盛时那样的上乘佳作。道光二十六年夏秋之际，正当曾国藩苦心钻研文章之时，忽然对文字训诂之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刻苦攻读段玉裁所注《说文解字》，恐怕与这种认识很有关系。

曾国藩虽然知之甚多，探索到一些古文创作的奥秘，并在文艺理论方面提出一些见解，但却未能用自己的作品一一表现出来。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余于古人之文用功甚深，惜未能一一达之腕下，每歉然不怡耳”（《曾文正公家训》，咸丰十年四月二十四日）。究其原因，主要是古文刚刚学成，即已位至卿贰，尤其出办团练以来，长期从事战争，军政事务繁忙，身体又过早衰老，也就没有时间对古文多写多练、反复揣摩了。他对这件事曾解释说：“学古文则趋向略有所定，亦以不常作文，故卒无所成。”（《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又说：“平生好为雄奇瑰伟文，近乃平浅无可惊喜，一则精神耗竭，不克穷探幽险；一则军中卒卒少闲适之味。”（《曾文正公书札》第九卷，第34页）还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军中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曾文正公家训》，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日）曾国藩死后，王闿运曾送挽联一副，道出了曾国藩的终身遗憾，也解释了其中的原因。联称：“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指汉、明名相霍光、张居正）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纪昀，直隶河间人）、阮仪征（阮元，江苏仪征人）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高伯雨：《中兴名臣曾胡左李》，第34页）“致身何太早”！真是一语中的，道破了曾国藩在古文方面没有登上时代高峰的原因。曾国藩自己最后亦不得不承认，古文不如梅曾亮。梅曾亮系江苏上元人，先学骈体文，颇负盛名，后师事姚鼐，改习古文。其为文气势雄峻，纵横明快，实为桐城文派的后起之秀。他长曾国藩二十五岁，当时亦在京师为官。在曾国藩初学古文之时，梅曾亮已是名满京城的古文大家。而曾国藩与之交游，“心独不肯下之”，暗下决心，要凌越而上，超而过之。待到曾国藩已心力交瘁、年老体衰之时，方不得不看到一个客观现实：“今日番视梅伯言之文，反觉有过人之处，往者之见，客气多耳。”（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又说，桐城张氏之算学，宣城梅曾亮之古文诗篇，高邮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之训诂学，“实集古人之大成。国藩于此三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曾文正公杂著》第二卷，第2页）。

曾国藩在古文方面确有造诣，虽其总体水平尚不及梅曾亮，但仍不失为有清一代之古文学家。曾国藩一生忙于军务政务，专门的文学作品甚少，且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应酬之作，而有些奏稿则写得气势豪迈，情理交融，不失为一篇好文字。其中有些词句和段落，如“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帆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曾文正公奏稿》第五卷，第27页），“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曾文正公奏稿》第十六卷，第72页），“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卷，第27页），“细察今日之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曾文正公奏稿》第九卷，第76页），以及“杀贼有心，治兵无术”（《曾国藩全集·奏稿》岳麓出版社版，第423页），“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曾文正公奏稿》第二十卷，第51页），等等，皆可谓点睛之笔，读文至此，不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时人与后人都曾给曾国藩的古文以很高的评价。其门人黎庶昌认为，自姚鼐之后百余年来，桐城派流风相沿，“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携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旧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黎庶昌：《拙尊园丛稿》第二卷，第10页）。民国文人徐凌霄、徐一士兄弟对曾国藩的文章亦推崇备至，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曾国藩与左宗棠、胡林翼三人的奏议各有所长，“均为有清大手笔”，但“若以文学根底论”，则以曾国藩“为独优”（《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六卷，第40期）。

曾国藩在苦心钻研古文的同时，还言传身教，培养出一大批擅长古文的人才。在其幕府之中，不少人都是属文好手，其中尤以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受曾国藩影响最深，成就最大，其心法、技巧皆属于桐城文派，而又有自己的显著特点，蔚然成为一个文学派别。故有人称曾国藩为“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周作人：《新文学源流》），将曾国藩及其文学弟子名之为“湘乡文派”，与桐城派的另一支派“阳湖派”并列。不过一般学者认为，湘乡文派善属经世致用之文，直接为办理军务、政务服务，很少有如姚鼐、梅曾亮等人所作风景游记之类的专门供人赏阅的文章，虽有不少佳作，但却不能称之为艺术品（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评价，极易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曾国藩所感到终身遗憾者，很可能也就在这一点上。